冬天到了，我回了寨子过年。

    

    腊月二十八，我拎着年货从班车上下来，寨子口的老槐树上已经挂了红灯笼，空气里飘着炸酥肉和蒸糯米的香气。几个小孩在晒谷场上追着跑，看见我就喊“阿宁姐回来了”，声音脆生生的，把寨子里的冷清都喊散了几分。

    

    我笑着应了一声，心里却还是虚的。

    

    那条盘山路是进寨子的必经之路。班车路过那个弯道的时候，我下意识地把脸转向了车窗那边，假装在看另一边的山。可余光还是扫到了那面凸面镜——它还在，铁杆子上缠了几圈红布，镜面上蒙了一层灰，映出来的山路模模糊糊的，像隔了一层雾。

    

    没有影子。

    

    什么都没有。

    

    我松了一口气，又觉得这口气松得不对劲。我在期待什么？又在害怕什么？我自己都说不清楚。

    

    奶奶在门口接我，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藏蓝色棉袄，头发梳得光光的，精神头比上次回来好多了。她接过我手里的东西，上下打量了我一眼，说：“胖了点，脸色也好多了，看来没再做噩梦了。”

    

    我愣了一下：“你怎么知道我不做噩梦了？”

    

    奶奶没回答，转身进了灶房。我跟进去，看见灶台上摆了一排碗，碗里装了供饭，是准备拿去土地庙供的。奶奶一边往碗里夹菜一边说：“你上次回来，半夜里翻来覆去的，嘴里还念叨，我听见了。第二天我去找了杨公，他让我去庙里给你求了个符，缝在你枕套里了。”

    

    我摸了摸自己的枕头——不对，枕套是后来我自己缝的，那个小红布包也是我自己放进去的。可奶奶说她缝了？

    

    “你那个枕套，”奶奶头也没抬，“你拆开看看。”

    

    当天晚上，我拆开了枕套。

    

    里面确实有一个小红布包，但不是我之前缝进去的那个。我那个包的是香灰，这个包的是——我把布包拆开，里面是一张叠得方方正正的红纸，纸上用毛笔写了一个字，笔锋很重，墨迹渗到了纸背。

    

    是一个“赦”字。

    

    不是“符”，不是“咒”，就是一个字。

    

    赦。

    

    我拿着那张纸看了很久，忽然明白了奶奶为什么不问我，不解释，也不说破。她知道有些事，说出来了就不灵了。她只是默默地去做，用她的方式，把那扇我没来得及关上的门，替我关严了。

    

    我把那张纸重新叠好，放回布包里，又塞进了枕套。

    

    那晚我睡得很沉，一夜无梦。

    

    大年三十那天，寨子里有祭山的习俗。天不亮就得起来，各家各户端着供饭、香烛、纸钱，到寨子后面的山神庙去。我去得晚了些，到的时候庙前已经站满了人。男人们围在供桌前烧纸，女人们站在后面递东西，小孩们在人群里钻来钻去。

    

    我端着供饭站在人群后面，目光无意中扫过庙门口的石阶——杨公坐在那里，手里端着旱烟，正跟旁边的人说话。看见我，他点了点头，目光在我脸上停了一瞬，然后移开了。

    

    我忽然想起一件事。

    

    上次去找杨公的时候，他说完那些话，我站起来要走，他在我身后说了一句我没听懂的话。他说：“你奶奶年轻的时候，也替人送过。”

    

    我当时没在意，以为是说我奶奶以前帮人接过生或者办过丧事之类的事。可此刻站在山神庙前，看着缭绕的香烟和摇曳的烛火，那句话忽然又冒了出来，像一根刺，扎在了我心里。

    

    我奶奶年轻的时候，也替人送过。

    

    送过什么？送过谁？

    

    我端着供饭，站在人群后面，看着奶奶站在前排，背挺得直直的，跟旁边的婶子说笑。她今年八十三了，耳不聋眼不花，说话中气十足，除了腿脚有些不利索，哪里都不像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

    

    她年轻的时候经历过什么，我从来不知道。

    

    在我的记忆里，奶奶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老太太，会做酸汤鱼，会纳鞋底，会在夏天的晚上坐在院子里摇着蒲扇给我讲故事。她讲的那些故事，大多是她从前的经历，比如六几年闹饥荒的时候吃过树皮，比如修水库的时候一天挑一百多担土，比如我爸小时候调皮从树上摔下来把额头磕了个口子，她抱着他跑了五里路去卫生院。

    

    可她从来没讲过“送”的事。

    

    山神庙的祭祀结束了，人群慢慢散去。我走在最后面，看着杨公拄着拐杖一步一步往山下走，犹豫了一下，追了上去。

    

    “杨公，”我喊了一声，声音有些发紧，“你上次说，我奶奶年轻的时候也替人送过——送什么？”

    

    杨公停下来，转过身看着我。他的眼睛浑浊得很，眼白上布满了红丝，可看人的时候，目光像钉子一样，能扎进人心里去。

    

    “她没跟你说过？”杨公问。

    

    我摇头。

    

    杨公沉默了一会儿，重新拄着拐杖往下走，走得很慢，一步一顿的。我跟在他旁边，不敢催，也不敢再问。山风吹过来，庙门口插着的那些香烛的烟被吹得七零八落，散得到处都是。

    

    走到半山腰一棵老松树下的时候，杨公停下来，靠着树干歇气。他掏出烟锅子，装了一锅烟丝，点上，深深吸了一口，烟雾从鼻孔里喷出来，被风吹散了。

    

    “你奶奶年轻的时候，”杨公慢慢地说，“寨子里有个男的，姓龙，是个木匠，手艺好得很。有一年去山上砍木料，从崖上摔下来，当场就不行了。”

    

    我屏住呼吸听着。

    

    “那时候你奶奶才二十出头，刚生了你爸没多久。那个龙木匠跟你家非亲非故，可他的魂魄就是不去别处，偏偏到了你奶奶的梦里，连着来了三天。你奶奶前两晚都没理，第三晚实在不忍心了，就在梦里跟他说了几句话，说了什么没人知道。第二天，龙木匠的老婆来说，她男人托了梦给她，说‘东西在房梁上’，她上去一找，果然在房梁上找到了一个木盒子，里面是他攒了一辈子的木匠工具。”

    

    杨公磕了磕烟灰，声音低了下去。

    

    “你奶奶后来跟我说，有些人的魂魄，死了之后不知道该往哪去，就到处飘，飘到干净的人那里，让那人指一条路。你奶奶能看见，也能送走。可她年纪大了之后，这个本事就淡了，传给你了。”

    

    “传给我了？”我声音都变了，“我不要这个本事。”

    

    杨公看了我一眼，嘴角动了动，不知道是笑还是叹气：“不是你要不要的事。是你奶奶帮你挡了这么多年，挡不住了。魔皮那件事，你以为是你骂了他他才死的？不是。是他死之前，魂魄先走了，走了几十里路来找你，想让你送他最后一程。可你不认他，骂了他，把他说了回去。他回到自己的身体里，骑上摩托车，冲下了悬崖。”

    

    我的腿一软，扶住了树干。

    

    “你是说……是我害死他的？”

    

    “不是害死，”杨公摇头，“是他在死之前，先来找了你。你骂了他，他才回去死的。顺序是反的——不是你的话害死了他，是他的死先来找了你的话。”

    

    我听得浑身发冷，脑子里像有一团浆糊，什么都理不清。

    

    杨公拍了拍我的肩膀，力气不大，可那一下像拍在了我的心口上。

    

    “你奶奶让我告诉你一句话，”他说，“她说——‘怕什么，来什么，不怕了，来的就都过去了。’”

    

    那天晚上，我躺在奶奶身边，听着她的呼吸声，像潮水一样，一下，一下，又一下。

    

    我翻了个身，面朝着她。月光从窗棂的缝隙里漏进来，照在她脸上，那些皱纹像山里的沟壑，深深浅浅的，每一道都装着我不知道的故事。

    

    “奶奶，”我小声说，“你年轻的时候送走的那些人，你怕不怕？”

    

    她没回答。

    

    我以为她睡着了。

    

    过了很久，久到我以为这个夜晚就要这么安静地过去了，她忽然开了口。

    

    “怕，”她说，“怕了一辈子。”

    

    “那你怎么还敢？”

    

    她的声音很轻，轻得像风吹过竹林。

    

    “因为没人送的话，他们就一直在那儿。”

    

    窗外的月亮很亮，照得院子里的水泥地白晃晃的，像铺了一层霜。

    

    年后回来，日子照常过。

    

    上班，下班，偶尔跟小周出去吃个饭，周末回寨子看看奶奶。盘山路那个弯道后来修好了，护栏重新打了，凸面镜也换了新的，亮堂堂的，照出来的山路清清楚楚。我每次路过都会看一眼，镜子里只有山和树和偶尔经过的车辆，什么都没有。

    

    一晃到了开春。

    

    惊蛰那天没打雷，天阴沉沉的，像一块发霉的抹布搭在头顶上。

    

    我在县城上班，下午三点多的时候，手机响了，是一个陌生号码，属地显示是老家那边的。

    

    我接起来，对面是一个女人的声音，很急，带着哭腔：“阿宁？你是不是阿宁？我是你表嫂，就是寨子东头你贵平表哥屋头的，你还记得不？”

    

    我愣了一下。贵平表哥是我远房亲戚，平时没什么来往，他老婆我只见过几面，连名字都叫不上来。

    

    “记得记得，表嫂你说。”

    

    “你表哥他……他不行了，”她哭出了声，“在县医院，医生说不行了，让准备后事。他说他要见你，他说一定要见你。”

    

    我心里“咯噔”一下，像有什么东西从很深很深的地方被拽了上来。

    

    “他怎么了？”

    

    “查不出来，”表嫂的声音断断续续的，“好好的一个人，突然就不行了，吃不下东西，睡不着觉，一天比一天瘦，现在瘦得只剩一把骨头了。医生说什么都查了，查不出毛病，就说……就说可能是那个。”

    

    “哪个？”

    

    她没说出来，只是哭。

    

    我请了假，打了辆车直奔县医院。一路上我一直在想贵平表哥的样子，可怎么都想不起来。只记得他好像四十出头，在寨子里种烤烟，夏天的时候总穿一件灰扑扑的汗衫，蹲在路边抽烟，见人就笑，露出一口被烟熏黄的牙。

    

    他是个老实人。

    

    这是我对他的全部印象。

    

    到了医院，我在住院部三楼找到了他。推开病房门的时候，我差点没认出来。他躺在床上，被子盖到胸口，露出来的部分瘦得像一截枯木，颧骨高高地顶起来，眼窝深深地凹下去，皮肤是那种不正常的灰黄色，像放了太久的旧报纸。

    

    可他看见我的时候，眼睛忽然亮了。

    

    那种亮法，不是病人看见亲人时的那种欢喜，而是——我说不上来，就是那种，溺水的人看见岸边有人伸过来一根竹竿时的亮法。

    

    “阿宁，”他喊我，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清，“你来了。”

    

    我走过去，坐在床边。表嫂在旁边抹眼泪，病房里还有两个我不认识的中年男人，像是寨子里的邻居，表情都很凝重。

    

    “表哥，”我说，“你好好养病，会好的。”

    

    他摇了摇头，吃力地把手从被子里伸出来，抓住了我的手腕。他的手冰凉冰凉的，没有一点温度，可力气大得出奇，像一把铁钳，箍得我生疼。

    

    “我不是生病，”他说，声音很低，低到只有我能听见，“我是……被人压住了。”

    

    我的血一下子凉了半截。

    

    “什么？”

    

    “就是那个，”他的眼珠子转了转，看了看病房里其他的人，又转回来盯着我，“每天晚上都来，压在我身上，掐我的脖子。我看不见它的脸，但我能感觉到，它很重，很冷，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想喊，喊不出来，想动，动不了。它一来就是一整夜，天亮了才走。”

    

    他的眼泪流了下来，顺着瘦削的脸颊淌进耳朵里。

    

    “阿宁，我知道你能帮我。寨子里的人说了，魔皮那件事……你能看见，你能送。”

    

    我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

    

    “谁跟你说的？”

    

    “没人跟我说，是我猜的，”他抓着我手腕的手又紧了紧，“魔皮出事那天晚上，有人看见他的摩托车在寨子后面的路上来来回回地跑，跑了一整夜，天亮才冲下去的。他是在找人，他在找一个能送他的人。后来他找到了你，你把他骂走了，他才下去的。”

    

    他喘了一口气，眼睛直直地盯着我。

    

    “他现在来找我了。他每天晚上都来找我。阿宁，你帮帮我，你跟他说，让他走，不要再来了。你帮我说句话就行，就说一句。”

    

    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可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个字都发不出来。

    

    病房里的灯是惨白的日光灯，嗡嗡地响着，照得所有人的脸都白得像纸。我看了看表嫂，她还在哭，眼泪一串一串地掉，可她的眼睛里没有那种绝望，反而有一种奇怪的期待，像是我来了，一切就有救了。

    

    那两个寨子里的邻居也看着我，目光沉甸甸的，像山。

    

    我忽然明白了。不是贵平表哥猜到了，是所有人都猜到了。寨子就那么大，魔皮那件事，我凌晨三点骂了他，他晚上骑车冲死了，第二天我汗毛竖起来的样子被人看见了，消息传开了，添油加醋的，最后传成了什么样子我不知道，但所有人都知道了一件事——我能看见，我能送。

    

    我是寨子里那个“干净的人”。

    

    就像我奶奶年轻的时候一样。

    

    可我不想当这个人。我不想看见那些东西，不想送那些东西，不想在凌晨三点被一个死人找上门来，不想走到哪里都背着这样一双眼睛。

    

    我站起来，把手从贵平表哥的手里抽出来。

    

    “表哥，你好好养病，我去找医生问问情况。”

    

    我几乎是逃出了病房。

    

    走廊里很安静，只有护士站那边偶尔传来电话铃声。我靠在墙上，大口大口地喘气，心跳得像擂鼓。走廊尽头的窗户开着，风吹进来，凉飕飕的，带着消毒水的味道。

    

    我拿出手机，想给奶奶打电话。

    

    手指在通讯录上划了几遍，始终没有按下去。

    

    我不知道该跟奶奶说什么。说我怕？说我不想？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最后我还是打了。

    

    电话响了三声就接了，好像她一直在等这个电话似的。

    

    “奶奶，”我说，声音有点抖，“贵平表哥的事，你知道了吗？”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

    

    “知道了。”

    

    “他说他每天晚上都被压，他说是魔皮，他说魔皮在找他，他说让我帮他送。”

    

    又是沉默。

    

    “奶奶，我该怎么办？”

    

    奶奶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像一潭死水。

    

    “你怕不怕？”她问。

    

    我想了想，说：“怕。”

    

    “怕什么？”

    

    我想了更久。

    

    “怕……怕我做不好，怕送了反而更糟，怕它不走了怎么办，怕它跟着我了怎么办，怕所有人都来找我怎么办，怕我这辈子都躲不掉了怎么办。”

    

    我说着说着，眼泪就掉了下来，一滴一滴地砸在手机屏幕上。

    

    奶奶在电话那头叹了一口气。

    

    “你上次回来说你好了，不做噩梦了，我就知道没好，”她说，“好了的人不会说自己好了，只有没好的人才会说自己好了。你心里那个结还在，魔皮那件事你还没放下。你以为你怕的是鬼，其实你怕的是你自己。”

    

    “我自己？”

    

    “你怕你自己真有那个本事。你怕你一念名字，人就死了。你怕你一句话说出去，就收不回来了。你怕你开口送了，就再也没办法假装看不见了。”

    

    电话那头传来奶奶翻箱倒柜的声音，像是在找什么东西。

    

    “阿宁，你听我说，”她的声音忽然近了一些，像是把话筒贴到了嘴边，“贵平的事，不是魔皮。魔皮已经走了，他来找过你，被你骂回去了，他就走了，不会再来了。这是杨公说的，杨公的话你信不信？”

    

    “我信。”

    

    “压贵平的不是魔皮，是别的东西。是他在山上砍木头的时候冲撞了什么，自己招来的。他来找你，是因为他听说了魔皮的事，以为你是能治这个的人。你是不是能治，我不知道，但你得去看看，去看看那个压他的到底是什么。看了再说，看了你就知道该怎么办了。”

    

    “我不敢。”

    

    “不用怕，”奶奶说，“奶奶年轻的时候，第一次送人，也怕。送完了就不怕了。不是胆子变大了，是知道了——那些东西，没有你想的那么可怕。它们只是……走岔了路，不知道该往哪去。”

    

    她顿了顿，又说了一句。

    

    “就像你那次在走廊里，门口那片阴影。你以为是魔皮，其实不是。那是你自己，是你自己的影子，是你害怕的那个自己。你把它关在门外，关了一整夜，后来你把它缝进了枕套里，用一张‘赦’字压住了它。你压住的是你自己，不是魔皮。”

    

    我的眼泪流得更凶了，可心里那个结，好像忽然松了一下。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我哽咽着问。

    

    “去贵平的病房，把门关上，拉上窗帘，关了灯。一个人待着，待到你看见。看见了，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奶奶——”

    

    “阿宁，有些路，别人不能替你走。”

    

    我在走廊上站了很久。

    

    久到护士来催了我一次，说探视时间快到了。久到病房里的表嫂出来看了我一眼，欲言又止，又悄悄退了回去。久到走廊尽头的天从灰白变成了灰蓝，又从灰蓝变成了墨黑。

    

    我攥着手机，屏幕暗了又亮，亮了又暗。

    

    最后我把手机揣进兜里，转身推开了病房的门。

    

    表嫂和那两个邻居还在，看见我进来，三个人同时站了起来。贵平表哥闭着眼睛躺在床上，呼吸很重，像拉风箱一样，胸口一起一伏的。

    

    “表嫂，”我说，“我想跟表哥单独待一会儿。”

    

    表嫂张了张嘴，看了我一眼，目光里有感激，有期待，还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敬畏。她点了点头，招呼那两个邻居出去了。门在身后关上的时候，病房里一下子安静了下来。

    

    只剩我和他。

    

    还有别的东西。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但我能感觉到。从我一进门的时候就能感觉到——病房里比走廊上冷，不是空调的那种冷，是一种从骨头缝里往外渗的阴冷。日光灯惨白惨白的，照得墙上那片水渍像一张扭曲的脸。窗帘没拉严实，窗外是县城的夜景，灯火通明的，可那些光好像照不进这间屋子，到了窗户那儿就被什么东西挡住了。

    

    我深吸一口气，走过去把窗帘拉严了。

    

    然后关上了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