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的冬天，四川盆地的寒气比往年更重一些，尤其是在川北的绵阳市三台县，腊月的风裹着湿冷的气息，刮在脸上像细针似的扎人。这座靠着涪江支流滋养的小县城，平日里满是烟火气，街头巷尾的茶馆里飘着盖碗茶的清香，菜市场的吆喝声此起彼伏，可谁也没想到，一场突如其来的命案，打破了这份寻常，让这座小城的冬天，更添了几分刺骨的寒意。

    

    这事要从一台报警电话说起。

    

    那天下午，三台县公安局的报警电话突然响起，电话那头的声音带着几分慌乱，是县城里一位早起买菜的老人，他说在老城区一条僻静的街道边上，停着一辆灰白色的面包车，车窗紧闭，可从玻璃缝里看进去，后座上赫然有大片暗红色的血迹，看着触目惊心。

    

    接到报警后，辖区派出所的侦查员立刻带着勘查工具赶了过去。彼时天刚蒙蒙亮，街道上还没什么行人，只有零星几个环卫工人在清扫路面，寒风卷着落叶，围着那辆面包车打转，显得格外诡异。侦查员拉起警戒线，小心翼翼地打开车门，一股淡淡的血腥味混杂着新车的塑料味，瞬间扑面而来。

    

    这确实是一辆新车，新到什么程度？驾驶座和后座的塑料膜都还没完全撕掉，边角处还翘着，能看到底下崭新的座椅面料。可就是这样一辆几乎全新的车，却处处透着不对劲。

    

    首先是血迹。后座的座椅上，一大片血迹已经干涸发黑，不规则地蔓延开来，甚至渗透到了座椅的缝隙里；更让人在意的是，车的后门内侧，也有一处不起眼的血迹。这处血迹和后座的不一样，不是直接沾染上去的，而是明显通过某个物体渗透过来的。

    

    就像是有什么沾了血的东西，紧紧贴在车门上，血慢慢渗过物体，蹭在了车门内侧，边缘模糊，带着一种拖拽后的痕迹。

    

    侦查员蹲下身，仔细检查着车内的每一个角落，很快又发现了一个疑点：新车本该配套的后排脚垫，不见了。正常情况下，新车提车时，脚垫会和塑料膜一起配套摆放，就算车主不用，也不会凭空消失。结合后门那处渗透的血迹，侦查员心里有了一个初步的判断：后门的血迹，大概率是透过失踪的脚垫渗过来的。

    

    各位可以想一想，血能透过脚垫渗到车门上，可想而知，那消失的脚垫上，得沾染了多少血迹？恐怕早已被鲜血浸透，成为了最关键的物证，却被凶手刻意带走了。

    

    除了血迹和失踪的脚垫，车内还有一个物件，让侦查员格外留意，在手刹的位置，放着一个小小的吊坠，吊坠是普通的玉石材质，上面系着一根红色的绳子，可绳子的一端，却是一个毛糙的断头。侦查员拿起吊坠仔细观察，发现这个断头绝非剪刀、刀子割断的那种整齐断面，而是经过剧烈拉扯形成的，边缘参差不齐，能看出当时拉扯的力度极大。

    

    这吊坠是谁的？是车主的，还是凶手的？拉扯的痕迹背后，又藏着怎样的挣扎？

    

    为了弄清楚这些问题，侦查员走访了附近的居民。一位住在街道拐角的大妈说，这辆面包车已经停在这儿三四天了，她每天早上出门买菜都会经过，从来没见过车主出现，也没见过有人靠近过这辆车。“刚开始还以为是车主临时停车办事，可一连停了这么久，车窗都没开过，看着就不正常，我还跟老伴说，别是出什么事了。”大妈的语气里，带着几分后怕。

    

    勘察完现场，一位老侦查员突然想起了一件事。

    

    就在几天前，局里接到过一起失踪报案，报案人是一位名叫谢荣的女士，也是三台县本地人，她哭着说自己的丈夫开车出去拉活，一夜没回来，电话也打不通，担心丈夫出了意外。

    

    眼前的这辆面包车，会不会就是谢荣丈夫的车？

    

    侦查员立刻联系了谢荣，让她赶到现场辨认。当谢荣匆匆赶到那条街道，看到那辆灰白色面包车时，整个人瞬间僵住了，脸色苍白得像纸，双腿一软，差点摔倒在地。她颤抖着伸出手，抚摸着车门上熟悉的划痕，那是丈夫上个月拉货时，不小心蹭到墙角留下的，她当时还埋怨过丈夫不小心。

    

    “是……是他的车，是我丈夫的车！”谢荣的声音哽咽着，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掉下来，“他到底去哪了？他是不是出事了？”

    

    侦查员扶住情绪崩溃的谢荣，耐心询问着情况。谢荣缓了缓神，断断续续地说出了事情的经过。

    

    谢荣的丈夫名叫李建国（化名），今年38岁，比谢荣大6岁，是一名黑车司机。2012年1月15号下午，快5点的时候，李建国正在家里吃晚饭，突然接到了一个叫车的电话，对方说要从三台县城去邻县盐亭，出价很爽快，没有讨价还价。

    

    盐亭县离三台县不算远，大概五六十公里的路程，正常情况下，一来一回也就两三个小时，按照这个时间算，李建国应该在晚上七八点左右就能回家，还能赶上陪女儿写作业。谢荣当时还叮嘱他，路上注意安全，早点回来，天冷路滑，别开太快。

    

    李建国笑着答应了，拿起外套和车钥匙，就出门了。可谢荣万万没想到，这一出门，就成了永别。

    

    从晚上七八点开始，谢荣就一直坐在客厅里等，电视开着，却一个字也没看进去，心里总觉得隐隐不安。她每隔十几分钟，就给李建国打一个电话，可电话那头，始终是冰冷的“您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等到晚上12点，李建国还是没有回来，电话也依旧打不通。谢荣彻底坐不住了，那种不安感越来越强烈，像一块大石头压在胸口，让她喘不过气来。她立刻叫醒了身边的父母，又给几个关系要好的亲戚朋友打了电话，让大家一起出去寻找李建国。

    

    那一夜，谢荣和家人、朋友分成几路人马，把三台县到盐亭县的公路沿线、县城的大街小巷，都找了个遍。寒风刺骨，他们的手脚都冻僵了，嗓子也喊哑了，可始终没有李建国的身影，也没有那辆灰白色面包车的踪迹。

    

    天快亮的时候，几个人筋疲力尽地回到家，谢荣看着空荡荡的客厅，看着女儿熟睡的脸庞，终于忍不住崩溃大哭。她知道，丈夫大概率是出事了，可她还是不愿意相信，只能硬着头皮，走进了三台县公安局，报了案。

    

    在李建国失踪的这四天里，谢荣几乎没合过眼，脑子里反复琢磨着丈夫失踪的各种可能性：是不是路上出了车祸？是不是被人抢劫了？是不是遇到了什么意外？她甚至还安慰自己，也许丈夫只是手机没电了，又被困在了某个地方，等天亮了就会回来。

    

    可现在，车找到了，人却不见踪影，车里还有大量的血迹。谢荣的心，一下子沉到了谷底。她紧紧抓住侦查员的手，眼神里充满了绝望，又带着一丝微弱的侥幸：“警察同志，车里的血……不是他的，对不对？他是不是只是受伤了，被人救走了？”

    

    侦查员没有办法给出安慰，只能如实告诉她，会立刻将车内的血迹送去化验。几天后，化验结果出来了，车内的两处血迹，都是李建国的。

    

    这个结果，像一把尖刀，狠狠刺穿了谢荣最后的希望。虽然所有人都明白，李建国大概率已经凶多吉少，但谢荣还是不愿意放弃，她每天都去公安局打听消息，盼着有奇迹出现，盼着丈夫能突然出现在自己面前，哪怕浑身是伤，哪怕狼狈不堪。

    

    可奇迹，终究没有出现。

    

    三天后，也就是1月22号，距离春节只剩下不到三天的时间，一个钓鱼的村民，在三台县郊外一条马路的护坡底下，发现了一具男性尸体。

    

    那处护坡有七八米高，坡上长满了半人高的杂草，密密麻麻的，把护坡底下遮得严严实实。平时很少有人会走到护坡底下，那位村民是因为当天天气稍微暖和一点，想着去护坡底下的小河边钓鱼，没想到刚走下去，就被脚下的东西绊了一下，低头一看，竟是一具冰冷的尸体。

    

    村民吓得魂飞魄散，连鱼竿都扔了，一路狂奔着跑到附近的派出所报案。侦查员赶到现场时，尸体已经僵硬，身上覆盖着一层薄薄的灰尘和杂草，脸色青紫，面目有些扭曲，能看出死前经历过剧烈的挣扎。

    

    经过谢荣的辨认，这具尸体，正是她失踪了七天的丈夫，李建国。

    

    现场的勘察，又有了新的发现。李建国的双脚没有穿鞋，只穿着一双黑色的袜子，而袜子的底部，异常干净，没有一点泥土和杂草的痕迹。这个细节让侦查员立刻做出判断：李建国是死后被人抛尸到这里的，他脱鞋之后，没有自己行走过，否则袜子底部不可能这么干净。

    

    更让侦查员在意的是，在尸体旁边，放着一块沾满血迹的脚垫，正是那辆面包车里失踪的那块脚垫。脚垫上的血迹已经干涸，和车内的血迹一模一样，进一步印证了，李建国的死亡第一现场，就是在那辆面包车里。

    

    谢荣看着丈夫冰冷的尸体，再也忍不住，扑在尸体上嚎啕大哭，那种撕心裂肺的哭声，在空旷的护坡底下回荡，让人听着心碎。她怎么也想不明白，自己老实本分的丈夫，从来没有得罪过任何人，为什么会遭遇这样的横祸。

    

    谢荣今年32岁，和李建国结婚已经13年了，两人有一个女儿，当时正在读小学三年级。他们家住在三台县的农村，经济条件不算富裕，李建国开黑车拉活，谢荣在家操持家务、照顾孩子和老人，虽然日子过得平凡而简朴，但一家三口其乐融融，谢荣一直觉得，这样的日子，虽然不富裕，却很踏实、很幸福。

    

    李建国是家里的顶梁柱，他一走，这个家就彻底塌了。年迈的父母需要赡养，年幼的女儿需要抚养，家里的所有重担，一下子都压在了谢荣一个弱女子的身上。那段时间，谢荣整个人瘦得脱了形，眼神空洞，整天以泪洗面，连给女儿做饭的力气都没有。

    

    法医对李建国的尸体进行了详细的检验，发现尸体身上的伤痕主要有两处：一处在面部，面部有明显的肿胀和钝器击打的痕迹，颧骨部位有轻微的骨折，看得出来，凶手下手很重；另一处伤痕在颈部，颈部有两道清晰的锁痕，一道在前半部分，一道绕颈一周，深浅不一。

    

    法医给出的鉴定结果是：李建国系被人用绳索勒颈，导致机械性窒息死亡，面部的钝器伤，是死前被人击打所致，并非致命伤。

    

    结合现场痕迹和法医鉴定，侦查员做出了一个关键的推断：作案者，至少有两个人。

    

    为什么这么说？李建国当时正在开车，应该是坐在驾驶座上，颈部的两道锁痕，明显是后座的嫌疑人用绳索勒住他的脖子造成的；而面部的钝器击打伤，不可能是后座的人造成的，只能是坐在副驾驶位置的人，迎面击打所致。

    

    更关键的是，李建国的双手上，没有任何勒痕和挣扎的痕迹。按照常理来说，如果只有后座一个人勒他的脖子，他的双手肯定会下意识地去拉扯绳索，去反抗，手上必然会留下勒痕或者摩擦的痕迹。可李建国的双手干干净净，没有任何异常，这就说明，当时副驾驶上一定有一个人，死死按住了他的双手，让他无法反抗，只能任由凶手摆布。

    

    那么，这两个行凶者，到底是谁？他们和李建国之间，有什么深仇大恨，非要置他于死地不可？

    

    专案组成立后，首先想到的第一种可能性，就是抢劫杀人。

    

    有两个理由支撑这个推断：第一，李建国出事的那天，是1月15号，距离春节只有7天时间。每年春节之前，都是抢劫案件的高发期，很多不法分子为了“挣点钱过年”，会铤而走险，对拉客的黑车司机下手，因为黑车司机经常携带现金，而且出行路线不固定，容易成为目标。

    

    第二，李建国身上随身携带的腰包不见了。据谢荣说，李建国出门拉活时，都会带上一个黑色的腰包，里面装着当天拉活挣的现金、手机，还有身份证、驾驶证等物品。而在尸体身上，侦查员没有找到任何现金和手机，腰包也消失得无影无踪，种种迹象，都指向了抢劫杀人。

    

    可随着调查的深入，专案组越来越觉得，抢劫杀人的可能性，其实很小。

    

    首先，谢荣回忆说，李建国出门之前，已经把身上的整钱，50元、100元的纸币，都交给了她，说是让她提前准备春节的年货，身上只留下了几十块钱的零钱，用来找零。也就是说，李建国身上，其实并没有多少现金。

    

    其次，最值钱的东西，其实是那辆灰白色的面包车。这辆车是半年前，谢荣和李建国省吃俭用，花了3万块钱买的，对于他们这个普通的农村家庭来说，这已经是家里最贵重的财产了。如果凶手真的是为了图财，不可能放过这辆车。

    

    毕竟，几十块钱的零钱，远远比不上一辆价值3万块的车。可凶手并没有把车开走，而是把车遗弃在了县城的街道上，这显然不符合抢劫杀人的作案动机。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关键的疑点：受害者的尸体和车辆被分离开了。通常情况下，抢劫杀人的凶手，作案目的就是为了钱财，得手之后，会尽快逃离现场，把人杀死后，随便找个偏僻的地方扔掉，不会特意把尸体和车辆分开，更不会花费时间去处理现场痕迹。

    

    而这起案子中，凶手不仅把尸体抛到了郊外的护坡底下，还把车辆开到了县城的街道上遗弃，甚至带走了沾染血迹的脚垫，这种行为，显然不是为了图财，而是为了掩饰自己的行凶行为，掩盖尸体的踪迹，避免被警方发现。

    

    侦查员分析，这种刻意掩饰杀人行为的做法，是报复性杀人的重要特征之一。也就是说，凶手杀死李建国，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报复，是和李建国之间有不共戴天的仇恨，所以才会如此精心地布置现场，掩盖自己的罪行。

    

    既然排除了抢劫杀人的可能，专案组就调整了侦查方向，把重点放在了“熟人作案”上，凶手很可能是李建国的熟人，因为某种恩怨，对他实施了报复。

    

    可这个熟人，到底是谁？李建国为人老实本分，平时待人谦和，很少与人发生矛盾，他会和谁结下如此深的仇恨？

    

    为了解开这个谜题，侦查员再次回到了抛尸现场，重新进行细致的勘察，希望能找到更多被遗漏的线索。

    

    抛尸现场位于三台县郊外的一条公路旁，公路旁边是一条小河，河边长满了杂草，平时经常有村民来这里钓鱼、洗衣服，并不算特别偏僻。侦查员再次仔细检查了尸体，又有了一个新的发现，这个发现，让他们对凶手的身份，有了新的推测。

    

    李建国颈部的两道锁痕，有明显的区别：第一道锁痕，只留在了脖子的前半部分，后半部分没有任何痕迹；而第二道锁痕，则绕颈一周，深浅均匀，显然是凶手刻意用力勒出来的。

    

    结合李建国当时正在开车的场景，侦查员推断，第一道锁痕形成的时候，李建国还坐在驾驶座上，他的脖子后面，有汽车头枕挡住，所以凶手从后座勒他脖子的时候，只能勒到脖子的前半部分，后半部分被头枕挡住，无法留下痕迹。

    

    而第二道绕颈一周的锁痕，应该是在李建国被勒晕之后，凶手担心他没有死透，特意把他的头从座椅上掰过来，再次用绳索勒住他的脖子，直到确认他死亡为止。

    

    这里就有一个疑问：如果凶手只有一个人，那么在勒住李建国脖子的同时，很难再腾出双手去击打他的面部，更不可能按住他的双手，让他无法反抗。所以，这进一步印证了，作案者至少有两个人，一个坐在副驾驶，按住李建国的双手，并用钝器击打他的面部；一个坐在后座，用绳索勒住他的脖子，致他死亡。

    

    另外，还有一个细节让侦查员很在意：抛尸的地点虽然不算特别偏僻，但平时很少有人会走到护坡底下，如果凶手对这个地方很熟悉，应该会选择更隐蔽的地方抛尸；可凶手却把尸体抛在了这里，说明凶手很可能对三台县的地形并不熟悉，只是随便找了一个看似偏僻的地方，就把尸体扔了。

    

    结合之前的推断，凶手是李建国的熟人，而且对当地地形不熟悉，专案组得出了一个新的侦查思路：排查李建国的社会关系，重点寻找那些和他熟悉，但不是三台县本地人的人，尤其是那些会开车的人。

    

    这个思路，能找到凶手吗？专案组立刻展开了大规模的排查工作，开始深入了解李建国的生活经历、社会阅历，走访他的亲戚、朋友、邻居，还有他开黑车时认识的同行。

    

    通过走访，侦查员了解到，李建国的身世十分可怜。他出身贫寒，父母在他未成年的时候，就先后去世了，他从小就孤苦伶仃，靠着亲戚的接济长大。26岁那年，也就是13年前，李建国还没有成家，在农村，这个年纪还没结婚，已经算是“大龄青年”了，很多人都替他着急。

    

    后来，在一位好心邻居的介绍下，李建国认识了谢荣。谢荣是家里的独生女，性格温柔善良，知道李建国的身世后，不仅没有嫌弃他，反而很同情他。两人认识仅仅三个月，就登记结婚了，对于李建国来说，谢荣的出现，就像一束光，照亮了他灰暗的人生；而对于谢荣来说，李建国虽然家境贫寒，但为人踏实肯干，对她也十分体贴，是一个值得托付终身的人。

    

    因为李建国父母双亡，没有亲人，结婚后，他就入赘到了谢荣家，成为了上门女婿。也正是因为这样的身世，让李建国为人十分低调，平时说话做事都小心翼翼，待人谦和，不管和谁相处，都客客气气的，从来不会与人发生争执，更不会与人结仇。

    

    专案组排查了李建国婚前的老家、婚后的新家，走访了足足几百人，无论是亲戚、邻居，还是同行、朋友，都说李建国是个老实人，从来没有和谁红过脸，更没有什么仇人。至于感情方面的纠纷，更是没有，所有人都知道，李建国对谢荣十分宠爱，结婚13年，从来没有过出轨、家暴的行为，夫妻俩的感情一直很好。

    

    排查工作陷入了僵局。如果凶手是李建国的熟人，可为什么没有一个人能提供有价值的线索？难道是专案组的侦查思路错了？

    

    这时候，谢荣的一句话，让案件有了新的突破口。谢荣说，李建国出事那天，是接到了一个去盐亭的叫车电话，才出门的，那个打电话叫车的人，很可能就是凶手。

    

    这个说法，和专案组的想法不谋而合。那个叫车的人，无疑是这起案件中最关键的人物，他知道李建国是黑车司机，知道他会接单去盐亭，还能精准地联系到他，显然不是陌生人。

    

    侦查员立刻调取了李建国的手机通话清单，很快就找到了那个叫车的电话号码。可当侦查员试着回拨这个号码时，电话那头却传来了冰冷的提示音：“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停机。”

    

    一个刚刚叫过车的电话，为什么会这么快就停机？这太可疑了。侦查员立刻联系了电信公司，调取了这个电话号码的详细信息，结果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这个电话号码，是案发前一天，在三台县本地的一个报刊亭购买的，属于非实名登记的电话卡，没有任何个人信息。而且，这个号码自购买以来，总共只打过三个电话，这三个电话，全部都是在李建国遇害的当天下午拨打的，一个打给李建国，用于叫车；一个打给电信公司客服号，咨询停机相关的事宜；还有一个，打给了一个北京的电话号码。

    

    更让人可疑的是，打完这三个电话之后，这个号码就立刻办理了停机手续，彻底停用了。很明显，这个叫车的人，从一开始就做好了准备，他刻意用非实名电话卡联系李建国，作案后立刻停机，就是为了掩盖自己的身份，避免被警方追查。

    

    那么，那个北京的电话号码，又是什么来头？侦查员立刻对这个北京号码进行了查询，结果发现，这个号码属于一家声称“能够帮人删除通话记录”的公司。

    

    虽然最终，这个叫车人的通话记录并没有被删除，但这足以说明一个问题：这个人在作案之后，想要删除自己的通话记录，掩盖自己和李建国的联系，这进一步印证了，他就是这起命案的凶手，而且作案前经过了精心的谋划。

    

    可问题是，这个电话卡是非实名的，购买地点是三台县长途汽车站附近的一个报刊亭，而长途汽车站人员往来复杂，鱼龙混杂，报刊亭的老板也没有登记购买者的任何信息，想要通过这个电话卡，找到购买者的身份，难度极大。

    

    那个叫车的关键人物，一时之间，成了一个谜。

    

    但专案组并没有放弃，他们再次梳理了凶手的特征：第一，是李建国的熟人；第二，会开车（因为凶手作案后，曾开着李建国的车，将车辆遗弃在县城街道上）；第三，对三台县的地形不熟悉；第四，作案前经过了精心谋划，心思缜密。

    

    结合这些特征，专案组决定，对李建国的社会关系，进行第二次全面排查，重点排查那些会开车、不是三台县本地人，而且和李建国有着一定交集的人。

    

    可李建国是开黑车的，交际范围十分广泛，每天都会接触各种各样的人，有熟客，也有陌生人，而且他的同行，几乎都有驾照，都会开车，想要从这么多人中，筛选出符合条件的嫌疑人，无疑是大海捞针。

    

    排查工作再次陷入了僵局。就在侦查员一筹莫展的时候，他们把目光投向了谢荣，李建国的妻子，会不会知道一些什么？

    

    谢荣和李建国，曾经一起在成都一个郊区的床上用品加工厂打工，直到2011年夏天，两人才辞职回家，买了那辆面包车，开始跑黑车。也就是说，李建国在成都打工的那段时间，接触到的人，可能和他的死，有着某种关联。

    

    侦查员决定，详细询问谢荣，了解她和李建国在成都打工时的情况。可就在侦查员提到“加工厂老板”这个名字的时候，谢荣的反应，变得十分反常。

    

    一开始，侦查员问谢荣：“你和你丈夫在成都打工的那个加工厂，老板叫什么名字？”

    

    谢荣的眼神瞬间闪烁了一下，脸色也变得有些不自然，她支支吾吾地说了一个名字，可话音刚落，就立刻转移了话题，开始说起自己和李建国在成都打工时的辛苦，说起家里的女儿，刻意回避着关于老板的任何问题。

    

    这个细微的反应，没有逃过侦查员的眼睛。谢荣为什么要回避这个问题？她在隐瞒什么？那个加工厂的老板，到底是谁？和这起命案，有没有关联？

    

    侦查员没有放过这个疑点，继续追问，语气温和却坚定。在侦查员的反复追问下，谢荣终于忍不住，哭着说出了一个埋藏在她心底很久的秘密。

    

    谢荣说，虽然李建国对她很好，生活上体贴入微，对她百般宠爱，但夫妻俩之间，一直有一个无法调和的矛盾，李建国没读过什么书，受老思想的影响很深，一心想要个儿子，传宗接代。

    

    可结婚13年来，谢荣一直没有生儿子，只生了一个女儿。为了满足李建国的心愿，谢荣曾经多次怀孕，可每次得知是女儿后，都在李建国的劝说下，做了流产手术。一次次的流产，不仅让谢荣的身体受到了很大的伤害，也让她的心里，充满了委屈和寒心。

    

    “他虽然对我好，可在生儿子这件事上，从来都不让步。”谢荣抹着眼泪，声音哽咽，“我流产了好几次，身体越来越差，可他还是不死心，整天在我耳边念叨，说没有儿子，就断了香火。我心里真的很寒心，有时候甚至会想，这样的日子，到底还有什么意思。”

    

    就在谢荣感到绝望、无助的时候，加工厂的老板陆家良，走进了她的生活。

    

    陆家良是浙江人，今年50多岁，性格温和，出手大方，对厂里的员工都很关照。尤其是对谢荣，他更是格外照顾，知道谢荣身体不好，经常给她带补品；知道谢荣心里委屈，经常安慰她；工作上，也总是给她安排轻松一点的活。

    

    对于长期处于委屈和无助中的谢荣来说，陆家良的关心，就像一根救命稻草，让她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暖和重视。一来二去，谢荣对陆家良，渐渐产生了好感，而陆家良，也对年轻漂亮、温柔善良的谢荣，表现出了明显的好感，经常对她嘘寒问暖，言语间充满了暧昧。

    

    终于，在一次加班之后，两人突破了道德的底线，发生了不正当的关系。

    

    谢荣说，这段婚外情，让她一直很纠结，很痛苦。她知道自己做错了，对不起李建国，对不起女儿，有很多次，她都想彻底摆脱这段感情，回归家庭，可每次面对陆家良的关心和挽留，她都心软了，始终下不了决心。就这样，这段婚外情，一直持续到她和李建国辞职回家，也没有彻底断绝。

    

    听完谢荣的话，侦查员心里有了一个新的推测：这起命案，会不会是一起情杀？谢荣有婚外情，李建国会不会发现了这件事，和陆家良发生了冲突，最终被陆家良杀害？

    

    这个推测，似乎很合理。毕竟，婚外情是引发情杀的常见原因之一，而陆家良，既有动机，也有能力实施作案。

    

    可很快，这个推测就被推翻了。侦查员对谢荣在案发前后的活动轨迹，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发现案发当天，谢荣一直在家里照顾女儿和老人，没有离开过三台县，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不具备作案时间和作案条件。

    

    谢荣没有嫌疑，那陆家良呢？

    

    专案组立刻派人赶到了成都，找到了陆家良。面对侦查员的询问，陆家良表现得十分镇定，言谈举止自然，没有丝毫的慌乱，甚至毫不回避自己对谢荣的好感。

    

    “我确实喜欢谢荣，”陆家良坦然地说，“她年轻、善良，很让人心疼。我知道她有家庭，也知道这样不对，可我就是控制不住自己。”

    

    可当侦查员询问他案发当天的行踪时，陆家良说，案发那段时间，他已经回浙江老家准备春节了，有很多人可以为他作证，他根本没有去过四川，更不可能杀害李建国。

    

    侦查员立刻核实了陆家良的说法，通过调取他的车票、住宿记录，以及询问他老家的亲戚朋友，确认了陆家良案发时确实在浙江，没有离开过，也没有作案时间。这样一来，陆家良的嫌疑，也被初步排除了。

    

    案件再次陷入了僵局。谢荣没有嫌疑，陆家良没有嫌疑，那个叫车的关键人物找不到，排查李建国的社会关系也没有任何收获，这起命案，难道就要成为一桩悬案吗？

    

    就在侦查员感到一筹莫展的时候，陆家良工厂里的一些工人，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线索。有工人说，原来厂里有一个叫杨林的货车司机，是陆家良的专职司机，负责给厂里拉货，这个人，曾经和李建国一起在厂里打工，两人算是同事。

    

    这个线索，让侦查员眼前一亮，杨林，符合他们之前推断的凶手特征：第一，他和李建国是同事，算是熟人；第二，他是货车司机，会开车；第三，他不是三台县本地人，而是四川省中江县人，对三台县的地形，很可能不熟悉。

    

    更让侦查员在意的是，据工人们反映，杨林两年前就从厂里离职了，离职后，就和厂里的所有人都失去了联系，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也没有人知道他的联系方式。

    

    杨林，今年45岁，中江县人，两年前离职后失踪，和李建国是同事，会开车，不是三台县本地人，所有的特征，都和凶手高度吻合。他会不会就是凶手？

    

    专案组立刻将杨林列为重点嫌疑对象，展开了对他的排查工作。虽然杨林已经失踪两年多了，但侦查员没有放弃，他们驱车100多公里，赶到了杨林的老家，中江县的一个小山村，希望能找到一些关于杨林的线索。

    

    可到了杨林的老家，侦查员才发现，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当地的村民告诉侦查员，杨林已经十多年没有回过老家了，村里的人，几乎都快忘记他了，也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更没有人和他有联系。

    

    “杨林啊？”一位年迈的村民皱着眉头，想了半天，才缓缓说道，“我记得他，小时候挺调皮的，十几岁就出去打工了，再也没回来过。他家里的老人，早就不在了，也没有什么亲戚在村里，谁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哪，过得怎么样。”

    

    排查杨林的线索，再次中断了。就在侦查员准备将杨林暂时排除在嫌疑范围之外的时候，一条网上的消息，让这起沉寂多日的命案，出现了惊天转机。

    

    侦查员在浏览成都本地新闻的时候，看到了一条报道：2012年2月2号上午10点多钟，也就是李建国遇害后的第17天，一个中年男子，从成都市一家酒店的21楼坠落，砸在了楼下的一辆汽车上，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报道中还提到，这个坠楼身亡的中年男子，名叫杨林。

    

    这个杨林，会不会就是他们一直在追查的那个杨林？他为什么会突然坠楼身亡？是自杀，还是他杀？这和李建国的命案，有没有关联？

    

    专案组立刻和成都警方取得了联系，请求协助核实。经过成都警方的核实，这个坠楼身亡的杨林，正是他们一直在追查的那个杨林，中江县人，45岁，曾经是陆家良工厂的货车司机，和李建国是同事。

    

    一个重点嫌疑人，在警方追查他的时候，突然坠楼身亡，这也太蹊跷了。所有人都明白，杨林的死，绝对不会那么简单，一定和李建国的命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成都警方对杨林的坠楼现场，进行了详细的勘察。杨林是从酒店的21楼坠落的，坠落时，先是被楼下的一棵树挡了一下，减缓了下落的速度，随后砸在了一辆停在楼下的轿车车顶上，又滚落到地面，当场就失去了意识，被送到医院后，抢救无效死亡。

    

    在杨林的房间里，警方发现了一张纸条，上面只有短短三行字，算是一封简易的遗书：“生活的压力太大了，活着没有什么意思了。我对不起爱我的人，也对不起我爱的人。”

    

    从这张纸条来看，杨林似乎是自杀。可侦查员却觉得，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如果杨林真的是因为生活压力大而自杀，为什么要特意跑到成都市区的酒店里跳楼？他的家不在成都市区，就算要自杀，也应该选择在自己熟悉的地方，而不是跑到一个陌生的酒店。

    

    更可疑的是，杨林的生活，并不像他遗书中写的那样“压力太大”。侦查员找到了杨林的表弟蓝安乐，向他了解杨林的情况。

    

    蓝安乐说，他表哥杨林脑子很活络，很能吃苦，自从十几岁从老家出来打工后，就一直很努力。刚开始，他在陆家良的床上用品厂当货车司机，后来离职后，就在成都市区开出租车，收入一直不错，几年前，还在成都郊区买了一套房子，儿子已经20多岁了，也参加了工作，爱人也在成都打工，一家人的生活，虽然不算大富大贵，但也过得安稳幸福。

    

    “我表哥怎么可能自杀？”蓝安乐一脸不解，“他儿子都工作了，没什么负担，平时性格也很开朗，从来没说过生活压力大，也没说过不想活的话。他怎么会突然跳楼呢？”

    

    蓝安乐的话，更加坚定了侦查员的判断：杨林的自杀，背后一定有隐情，很可能和李建国的命案有关，他或许是因为害怕事情败露，才选择自杀，以此来逃避法律的制裁。

    

    成都警方再次对杨林的坠楼现场进行了细致的勘察，调取了酒店的监控录像，对杨林的尸体进行了重新尸检。监控录像显示，杨林是案发前一天晚上独自入住酒店的，入住后，没有任何外人进出过他的房间，房间里也没有打斗的痕迹；尸检结果也显示，杨林身上，除了坠楼造成的伤痕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伤痕，也没有中毒的迹象。

    

    更重要的是，经过笔迹鉴定，杨林房间里的那张遗书，确实是他本人的笔迹。综合所有的证据，成都警方最终排除了他杀的可能，认定杨林是自杀。

    

    虽然杨林被认定为自杀，但专案组并没有放弃对他的调查，他毕竟是和李建国命案高度相关的嫌疑人，而且他的自杀，太过蹊跷。侦查员提取了杨林的血样，送到实验室，和之前在李建国面包车上提取到的陌生男子DNA样本，进行了比对。

    

    比对结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杨林的DNA，和面包车上提取到的陌生男子DNA，完全吻合。

    

    这个结果，直接证明了，杨林曾经开过李建国的车，他就是这起命案的凶手之一！

    

    专案组立刻加大了对杨林的调查力度，通过调取杨林的通话记录、行踪轨迹，发现了一个新的疑点：在案发前后，杨林和他的表弟蓝安乐，联系得异常频繁，而且在李建国遇害的当天，杨林和蓝安乐，一起去过三台县。

    

    蓝安乐，会不会也是凶手之一？他是不是和杨林一起，杀害了李建国？

    

    侦查员立刻找到了蓝安乐，对他进行了审讯。面对侦查员出示的证据，蓝安乐一开始还试图狡辩，否认自己和这起命案有关，但在侦查员的反复审讯和强大的心理攻势下，蓝安乐终于崩溃了，如实交代了自己和表哥杨林，一起杀害李建国的犯罪事实。

    

    蓝安乐说，2011年10月份的时候，表哥杨林找到了他，神色慌张地对他说，有一个人，对他的威胁很大，如果不杀掉这个人，他以后就没法安心过日子，甚至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一开始，蓝安乐并不同意，他知道杀人是犯法的，一旦被抓，就会身败名裂，家破人亡。可杨林却反复劝说他，说只要杀了那个人，就能一劳永逸，还承诺会给她一笔钱，让他以后的日子好过一点。在杨林的反复劝说和诱惑下，蓝安乐最终动了心，答应帮杨林一起杀人。

    

    为了顺利实施作案，杨林提前来到三台县踩点，熟悉了三台县到盐亭县的路线，还特意在三台县长途汽车站附近的报刊亭，买了一张非实名的电话卡，用于联系李建国。

    

    2012年1月15号下午，杨林和蓝安乐一起，来到了盐亭县城。杨林用那张新买的电话卡，给李建国打了一个叫车电话，谎称要从三台县城去盐亭，出价爽快，引诱李建国接单。

    

    李建国接到电话后，很快就赶到了约定的地点，看到是曾经的同事杨林，并没有任何防备，热情地招呼他上车。杨林坐进了副驾驶，蓝安乐则坐在了后座，两人假装是普通的乘客，和李建国有说有笑，聊着以前在工厂打工的日子，让李建国放松了警惕。

    

    当天晚上7点多，天已经完全黑了，正是大冬天，寒风呼啸，路上几乎没有行人。当李建国开车行驶到三台县郊外一条偏僻的公路上时，杨林突然说要下车上厕所，让李建国把车停下。

    

    李建国没有多想，立刻停下了车。可他刚把车停稳，坐在副驾驶的杨林，就突然从包里掏出一块砖头，朝着李建国的面部猛砸过去。李建国来不及反应，面部被狠狠砸中，瞬间感到一阵剧痛，头晕目眩，想要反抗，可坐在后座的蓝安乐，已经迅速掏出一根事先准备好的绳索，死死勒住了他的脖子。

    

    蓝安乐回忆说，李建国的脖子被勒住之后，拼命地挣扎，双腿乱蹬，双手想要去拉扯绳索，可杨林死死按住了他的双手，不让他反抗。没过多久，李建国就晕了过去。

    

    可杨林还是不放心，担心李建国没有死透，又从蓝安乐手里拿过绳索，绕着李建国的脖子，再次用力勒了一分多钟，直到确认李建国已经没有了呼吸，才停下手来。

    

    杀人之后，两人慌慌张张地把李建国的尸体抬下车，扔到了附近的公路护坡底下，又把面包车里沾染血迹的脚垫拿下来，和尸体放在一起，试图掩盖现场痕迹。随后，杨林开着李建国的面包车，带着蓝安乐，回到了三台县城，把车辆遗弃在一条僻静的街道上，然后打了一辆出租车，离开了三台县，返回了成都。

    

    蓝安乐还说，他和杨林是同一个地方的人，平时都在成都打工，他之所以答应帮杨林杀人，就是因为杨林是他的表哥，他不好意思拒绝，而且杨林还承诺会给她一笔钱。至于杨林和李建国之间，到底有什么恩怨，他也不知道，杨林从来没有跟他说过，他只知道，杨林说李建国“威胁很大”，不杀他，自己就活不了。

    

    现在，杨林已经自杀，蓝安乐也被警方抓获，如实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可一个新的问题，又摆在了专案组的面前：杨林和李建国，充其量只是曾经的同事，分开已经两年多了，而且李建国为人老实本分，从来没有与人结仇，他怎么可能对杨林造成“很大的威胁”？杨林杀人的真正动机，到底是什么？

    

    专案组认为，杨林的背后，一定还有人在指使他，否则，他不可能无缘无故地杀害李建国。而这个幕后指使者，很可能就是他们之前排查过的，陆家良。

    

    虽然之前陆家良有不在场证明，排除了他的作案嫌疑，但侦查员始终觉得，陆家良和这起命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杨林曾经是他的司机，他对杨林有恩，而且杨林在案发前一个月，突然和陆家良联系得异常频繁，这显然不是巧合。

    

    更重要的是，之前陆家良在接受警方询问时，曾明确表示，自己和杨林已经没有联系了，但侦查员调取的通话记录显示，在案发前一个月，两人几乎每天都会通电话，联系十分密切。陆家良在撒谎，他为什么要撒谎？他在隐瞒什么？

    

    专案组立刻再次传唤了陆家良。这一次，面对侦查员出示的证据，杨林的DNA比对结果、杨林和蓝安乐的作案供述、杨林和他的通话记录，陆家良再也无法掩饰，终于低下了头，如实交代了自己幕后指使杨林杀害李建国的犯罪事实。

    

    陆家良说，他之所以要杀害李建国，一开始是因为被李建国和谢荣“设局敲诈”，后来，则是因为他想和谢荣在一起，被谢荣拒绝后，心生怨恨，才决定痛下杀手。

    

    陆家良供述，2009年4月份，谢荣主动引诱他，两人发生了不正当的关系。可他万万没想到，这竟然是谢荣和李建国设下的一个局：两人发生关系后，李建国就立刻找上门来，拿着两人的亲密照片（谢荣事先偷偷拍下的），威胁他，要求他出钱摆平这件事，否则，就把这件事公之于众，让他身败名裂。

    

    陆家良当时很害怕，他在浙江老家有妻子和孩子，而且在成都开工厂，身家不菲，他不想因为这件事，影响自己的家庭和事业，于是，就被迫给了李建国和谢荣3万块钱，希望能息事宁人。

    

    可他没想到，这只是一个开始。在那之后的几年里，李建国和谢荣，就以这件事为要挟，陆陆续续地向他索要了十几万块钱。每次李建国打电话给他，都是以曝光这件事相威胁，让他不堪其扰，也让他感到越来越害怕。

    

    2011年10月份的一天，陆家良在外面吃饭的时候，遇到了曾经的司机杨林。杨林在他厂里打工的时候，他对杨林很关照，杨林一直很感激他。两人聊天的时候，陆家良无意间说起了自己被李建国和谢荣敲诈的事情，语气中充满了无奈和愤怒。

    

    杨林听了之后，立刻表示，愿意帮他“摆平”这件事，还说，只要杀了李建国，就再也没有人能威胁他了。陆家良一开始还有些犹豫，他知道杀人是犯法的，但一想到自己被李建国和谢荣反复敲诈，想到这件事一旦曝光，自己就会身败名裂，他就下定了决心，答应给杨林20万块钱，让他杀害李建国，以绝后患。

    

    就这样，在陆家良的指使下，杨林找到了自己的表弟蓝安乐，两人经过精心谋划，最终实施了杀人计划，杀害了李建国。

    

    可陆家良的这个说法，很快就被谢荣否认了。谢荣说，自己和陆家良的婚外情，并不是她和李建国设下的局，她也从来没有和李建国一起，敲诈过陆家良。

    

    谢荣说，她和陆家良在一起，是因为自己对李建国感到寒心，是真心喜欢陆家良，并不是为了钱。两人在一起期间，陆家良确实给过她一些钱，但都是用于日常开销，她从来没有主动向陆家良索要过钱，唯一一次，是陆家良以她身体不好、需要看病为由，给了她1万块钱，她也只是收下用于调理身体，根本不存在“敲诈”一说。至于李建国，他自始至终都不知道自己和陆家良的婚外情，更不可能和她一起设局敲诈陆家良，李建国虽然一心想要儿子，但对她一直很信任，从来没有怀疑过她。

    

    一边是陆家良的“被敲诈”供述，一边是谢荣的极力否认，到底谁在撒谎？专案组立刻展开了针对性核查，调取了陆家良、李建国、谢荣三人的银行流水、通话记录，走访了当年加工厂的老员工，试图找到“敲诈”的证据。可经过多日的排查，警方并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能够证明李建国和谢荣曾向陆家良索要过钱财：没有大额转账记录，没有威胁性的通话录音，也没有任何员工听说过“敲诈”一事。

    

    相反，警方发现，陆家良在案发前几年，确实有多次向谢荣的银行卡转账的记录，但金额都不大，多则几千元，少则几百元，且转账时间大多是谢荣声称身体不适、需要用钱的时候，更像是自愿赠予，而非被敲诈后的被迫支付。除此之外，警方也没有找到陆家良所说的“亲密照片”，谢荣也否认自己拍摄过此类照片，种种证据表明，陆家良的“被敲诈”说法，很可能是假的。

    

    在警方的再次审讯和铁证面前，陆家良终于松了口，承认自己编造了“被敲诈”的谎言。他坦言，自己从一开始就对谢荣动了真心，想要和谢荣长久在一起，甚至想过和浙江老家的妻子离婚，娶谢荣为妻。可当他向谢荣提出这个想法时，谢荣却明确拒绝了，她说自己虽然对李建国感到寒心，但不想彻底毁掉自己的家庭，不想让年幼的女儿受到伤害，只想和陆家良断绝关系，回归家庭。

    

    被谢荣拒绝后，陆家良心生怨恨，他觉得自己为谢荣付出了那么多，不仅花了钱，还投入了感情，却得不到想要的结果。更让他担心的是，谢荣一旦回归家庭，万一哪天不小心泄露了两人的婚外情，自己的家庭、事业都会受到毁灭性的打击。思来想去，他觉得只有除掉李建国，才能彻底断绝谢荣的念想，也才能永绝后患，于是便找到了对自己心怀感激的杨林，重金指使他杀害李建国。

    

    至于他为什么编造“被敲诈”的谎言，陆家良说，是为了减轻自己的罪责，让自己的杀人行为看起来“情有可原”，试图博取警方的同情，逃避法律的严惩。可他没想到，谎言终究经不起推敲，在警方的细致排查下，所有的伪装都被一一戳破，真相最终水落石出。

    

    至此，这起轰动三台县的命案，终于真相大白。这起案件的背后，没有深仇大恨，没有谋财害命，只有婚外情引发的贪婪、怨恨与疯狂：陆家良因得不到谢荣而心生杀意，杨林为了钱财和所谓的“恩情”铤而走险，蓝安乐因亲情诱惑参与作案，最终酿成了一场无法挽回的悲剧。

    

    案件审理过程中，蓝安乐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因犯故意杀人罪，被依法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陆家良作为幕后指使，策划并出资教唆他人杀人，情节特别恶劣，罪行极其严重，被依法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杨林因已自杀，依法不再追究其刑事责任。

    

    而谢荣，虽然没有参与杀人，也没有敲诈陆家良，但她的婚外情，无疑是这起悲剧的导火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