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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二十二日，一审公开宣判。翁泗亮、索尼、贾宏伟等十三人被判处死刑。李长虹——那个帮着摁住人的，也判了死刑。
判决书与起诉书相比，有几个变化：起诉书上索尼排第一，翁泗亮排第二，现在反过来了，翁泗亮成了第一被告；起诉书上黄达明是从犯，现在变成了主犯，排名第四；而原先排名第三的朱有生，这回变成了从犯，被判了无期徒刑。
黄达明被判了死刑。
宣判完毕，别人都没什么反应，只有黄达明不干了。他大怒，扯着嗓子大声嚷嚷起来。一着急，普通话也不会说了，满口汕尾方言，哇啦哇啦一通喊。
大意是判决不公：我没上船杀人，他们的事我都不知道，我还带着你们去深圳抓贾宏伟和索尼，我有重大立功表现！那朱有生明明排在我前面，怎么他是无期，我却是死刑，连缓刑都没有？凭什么判我死？我不服！
审判长当啷敲了一下小锤：“肃静！十天之内，你可以上诉。”
黄达明当即喊道：“我上诉！我上诉！我现在就上诉！”一审便这样结束了。
散庭后，记者们涌上去采访。焦点自然是翁泗亮——他是老大。可阿亮用很低沉的声音说：“我活不了多久了，不想说什么。你们不要来打扰我，让我快乐几天吧。”说完转身就走。
记者们不依不饶，还在后面跟着，阿亮急了：“我告诉你们，再来烦我，我把你们机器砸了！”
记者们一看，这人油盐不进，赶紧掉头去找老二。索尼出来，见这帮记者围上来，眼睛一瞪：“我刚被判了死刑，正闹心呢！都他妈给我滚远点！”说完也走了。
两人都不接受采访。记者们正没着落，一回头，看见朱有生正傻乎乎地往这边瞅呢，望着阿亮和索尼的背影发呆。
记者们呼啦一下围过去：“大胜子，你看着他俩，现在是什么感觉？”
谁也没想到，这个五大三粗、曾经横行四海的江湖老大，一听这话，立马蹲在地上，双手背在后面，像兔子一样啪啪啪地蹦了起来，边蹦边喊：“我好开心呐！我很好啊！家里人都说我吃胖了！”
一帮人全被他逗乐了。
说起来，在判决之前，朱有生被列为三号人物，人人都以为他必死无疑，谁料竟判了个无期，他能不乐吗？
他真该好好感谢索尼——正是当初索尼与他闹翻，他才没掺和进长胜轮案，这才有了今日的“快乐”。真是傻人有傻福，什么命就什么路。
以他那点脑子，搁电视剧里都活不过两集，可你看人家，硬是熬到最后，把一干人全“靠”死了，倒有几分程咬金的影子。
宣判之前，有汕头本地的记者去采访贾宏伟。他笑容可掬地接受了采访，说：“外面的报纸把我们称为恶魔。其实我想说的是，我也是受过教育的人，和正常人没什么两样。当然，做出那样的事，我也很后悔。”
说这些话时，他神态自若，仿佛在讲别人的故事。刚进去那会儿，他还给广东省公安厅副厅长写过一封近万言的长信，我看过其中一段，主要讲自己如何走上这条路，间或推脱责任，末了是一通忏悔。
后来在看守所里，他又写了一本书，叫《海盗泪——一个死囚的忏悔》。
二〇〇〇年一月十日，重审判决书下来了，所有死刑维持原判。
又有记者去采访，翁泗亮拒绝见客。看守人员说他这段时间心情很糟，生闷气，走极端，不好管，为避免节外生枝，就别勉强了。
记者又去找索尼，索尼一听，直接蹲墙角，无声地拒绝了。看守人员说，索尼知道维持原判后，情绪很不稳定，动不动就要打人，要不就蹲在地上一言不发。
与这哥俩截然相反的，是黄达明。他听说有人来采访，穿得干干净净，手捧着终审判决书颠颠地跑来，对着记者喊：“你们可来了！谢谢你们，太谢谢你们了！你们可要帮我伸冤呐！”哇啦哇啦说了一大通。
记者问他，除了觉得冤枉，还有什么感受？他说：“我对翁泗亮太失望了。是他骗了我。”
记者还采访了贾宏伟的好兄弟郭云鹏。聊了一会儿，他说：“当时我也没办法，都是被逼的。我还要上诉，我有重大立功表现——刘北海是我带去抓的，我还提供了其他五个人的资料信息。”
这时旁边有人问他：“难道你对长胜轮上死去的那些船员没有愧意吗？你知道什么叫威武不能屈，什么叫舍身取义吗？”
郭云鹏一听就急了：“你别他妈跟我说这些废话！贾宏伟他们手上有枪，我不干就要把我扔海里！那大海上，想跑都跑不了！你别站着说话不腰疼，换成你，你怕不怕？当时你要在船上，你比我还积极呢！”
把那人噎得直眨眼，说不出话来。
二〇〇〇年一月二十八日，终审宣判，大限到了。一大堆记者又全来了。
翁泗亮一直低着头，沉默着，不知在想什么。索尼眼神依旧凶狠，瞪着眼睛盯着审判席。贾宏伟到处张望，但凡看见熟人，便微微一笑。忽然他认出了一个采访过他的女记者，便热情地打起招呼来。
再说东北胖子杨京涛。一审时，他早上起来又刷牙又洗头，跟别人说不怕，死就死呗，还能怎么的？可在法庭上，他却哇哇大哭，哭得那叫一个惨，一个劲儿喊冤枉，面子算是丢大了。
到了终审，他换了一身崭新的西服，在法庭上搔首弄姿，摆出各种有气场的姿势，硬撑着，想给自己挣最后一点尊严。
翁泗亮的连襟黄达明，这时已站不住了，坐在地上，脑袋耷拉到两腿之间，痛苦万分，彻底崩溃。他知道，大局已定，不可更改了。
宣判完毕，他们被带到刑事庭后面，准备押赴刑场。手铐脚镣卸下，五花大绑，与亲人做最后的告别。又喝了许多白酒——壮胆。喝完，便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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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面两辆大卡车和武警已整装待发，门外围满了记者、律师和死难者家属。
半个小时之后，刑事庭的侧门嘎吱一声打开了。
突然，一声暴喝炸响：“嘞哦嘞哦嘞哦嘞，go，go，go！哦嘞哦嘞哦嘞——”竟是九八年世界杯的主题曲《生命之杯》。
第一个出来的是翁泗亮。歌不是他唱的，他喝了不少酒，满脸通红，依旧沉默。他认真地看着台阶上站着的那些人——这是最后一眼了。
第二个出来的是索尼，也是满脸通红。歌是他唱的。这会儿他倒不一样了，面带笑容，嗷嗷地唱着，仿佛回到了九八年的夏天，和那些志同道合的人一起看世界杯的日子。
还记得他当年为了看世界杯，特意跑回印尼吗？如今，他用这首主题曲，给自己送葬。
杨京涛、郭云鹏……依次被带了出来。有人跟着唱，有人低着头，一声不吱。
最后一个出来的是黄达明。他没喝酒，也没唱歌，只是用汕尾话语无伦次地嚷着，哇啦哇啦说个不停。在场的记者来自天南海北，谁也听不懂他在说什么，大意无非还是不服。
被推上刑车时，东北胖子杨京涛回头冲他喊了一声：“达明，别说了，认命吧！”
黄达明忽然改用普通话，大声喊道：“我冤枉啊——哈哈！”
他猛地挤开身边的人，说：“我是汕尾人，我的祖先都在这里。我就要死了，死之前我要在这儿磕几个头，愿我死后保佑我的家人和孩子平安。”
说完，泪水夺眶而出，哗哗往下淌。他扑通一声双膝跪地，用力地哐哐磕了三个头。
刺耳的警笛骤然响起，满载着这伙人的刑车绝尘而去，驶向他们人生的最后一站——刑场。
这一天，离二〇〇〇年的春节，还有八天。
长胜轮的案子，到此算告一段落。
不过，案子里还有六个人在逃。直到二〇〇二年二月二十二日，一个叫张俊红的主犯才在陕西省周至县一个亲属家中被抓获。
这小子是郭云鹏拉进来的，在船上直接动了手，事后分了三万块钱。案发后他东躲西藏，钱很快花光了，便跑回山西老家，在镇平县一个地方卖馒头。
被抓后，他起初供认了案情，可到了正式审讯时却翻了供，说铁壳船靠近长胜轮时他就反悔了，根本没上船。可别人的口供都在那儿摆着，翻供又有何用？
二〇〇二年十月二十一日，一审判处他死刑，二审维持原判，执行枪决。
还有五个人至今下落不明，都是些虾兵蟹将，我查到的信息里，也没有他们的结局。
再说黄达明，他到底冤不冤？这件事，当年一直是媒体关注的焦点。一审结束后的新闻发布会上，面对记者的提问，官方给出了解释：
第一，你黄达明提供了铁壳船，明知他们不是去干什么好事，还带着两个马仔为翁泗亮马首是瞻，亲自送这些人上船，并提供武警制服和迷彩服——你就是幕后主使之一。
第二，你在岸上通过无线电与翁泗亮指挥抢劫，是主犯。第三，劫持长胜轮之后，你死皮赖脸跟翁泗亮要了一万美金，说明你有股份。
虽然事后有立功表现，但罪不可恕。关键是，这个案子影响太大——二十三条人命，一艘大船，还没算那一万四千吨炉渣。光那条船，值多少钱？
若是一般的刑事案件，他或许还能保住一条命，可在这个案子里，他必须死。
那朱有生为什么没判死刑？主要原因是他没参与长胜轮案，只参与了抢劫路易莎号，而且最终也没拿到钱，所以判了无期。他算是捡了一条命，如今应该早已出狱了，不知还会不会跳“兔子跳”。
贾宏伟呢，他做什么都没用。写信，写书，悔过，忏悔，大鼻涕哭多长——在这个案子里，他毫无疑问是第三大主犯，必须死。
翁泗亮和索尼就更不用说了，死刑，没跑。
买船的罗杰，后来一直受到国际刑警组织通缉，但至今没有关于他的确切信息。那艘长胜轮也一直没有找到，被航海界称为“鬼船”。
这个案子在国际上影响很大。中国警方能在很短的时间内侦破此案，实属不易。
翁泗亮当初最怕的就是中国警方，所以才叮嘱索尼要去外海干，可到头来，还是栽在了中国警方手里。
有人说，要是他们真去了外海，是不是就没事了？其实不然。船员全是中国人，中国警方不可能不管。
何况他们涉案多达三十八人，这么多人，难保谁日后不会出点别的事——万一有人失手打死人，会不会拿这个案子出来立功？
所以，就算在外海干，破案也是迟早的事。
长胜轮的案子，到此就全部讲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