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月觉得自己快要聋了。
不是真的聋,是那种戴着耳机太久,耳朵里一直嗡嗡响的状态。她已经连续七十二小时没离开实验室了——如果这间地下室能叫实验室的话。房间只有二十平米,墙上刷着半截绿漆,上面已经斑斑驳驳掉了不少,露出底下灰黑的墙皮。
桌上堆满了东西。
电路板、电阻电容、焊锡丝、万用表、还有七八个拆开的晶体管收音机——都是从旧货市场淘来的,有的还能用,有的纯粹是拆零件。
最显眼的是那个铁盒子。
巴掌大,铁皮焊的,表面坑坑洼洼,像挨过雹子的庄稼地。盒子连着几根电线,接在一个老式示波器上。示波器的屏幕是圆形的,玻璃罩有裂痕,显示出来的波形总是抖。
她摘下耳机。
耳朵一下子清净了,但清净里又冒出那种持续的、尖锐的耳鸣,像有只知了在脑子里叫。
她揉了揉太阳穴。
疼。
眼皮也沉,沉得快要抬不起来。
桌上还放着半个馒头,硬了,表面已经干裂,像干旱的土地。她掰了一小块,放进嘴里。馒头渣粘在上颚,得用舌头一点点舔下来,没什么味道,就是面本身的、淡淡的甜。
咽下去的时候,喉咙有点疼。
可能是上火了。
也可能是……太久没喝水。
她拿起搪瓷缸子,晃了晃。里面还有底儿水,水面上漂着点不知道是灰尘还是铁锈的东西。她没管,仰头喝了。
水是温的,带着一股铁腥味。
放下缸子,她重新戴上耳机。
按下开关。
铁盒子发出轻微的电流声,然后——
“哆——嗦——啦——嗦——”
还是那四个音。
《东方红》的前四个音。
但音准……还是不对。“啦”音偏高,“嗦”音又偏低,听起来像一个人感冒了在唱歌,嗓子是哑的,调子是歪的。
而且。
只响了四秒。
第五秒,电路板又开始发热,烫手。她赶紧关掉。
拔掉电源,打开铁盒子。
里面的电路板很简单——真的简单,就十几个晶体管,一些电阻电容,焊在一块胶木板上。焊点是她自己一个个焊的,手艺不好,有的地方锡堆多了,像个小瘤子,有的地方又太少,能看见铜线。
她盯着电路板。
看了很久。
眼睛发花。
那些元器件在她眼里开始模糊、变形,像水里的倒影被搅乱了。
她突然觉得,自己可能真的不行。
音乐学院毕业,学的是作曲,学的是怎么让声音好听。可现在呢?天天跟这些铁疙瘩、电路板打交道,弄出来的声音像锯木头。
门外传来脚步声。
很轻。
但在这寂静的深夜里,听得清清楚楚。
门被推开了。
是钱工——不是钱学森,是钱塘江那位钱工。老人端着一个饭盒,走进来。
“小苏,还没睡?”
“马上。”苏月赶紧站起来,腿一软,差点摔倒。
钱工把饭盒放在桌上,打开。
里面是……粥。
白米粥,熬得很稠,上面还飘着几粒枸杞,红艳艳的。
“食堂晚上剩的,”钱工说,“我热了热。你吃点。”
苏月看着那粥。
热气升起来,扑在脸上,湿湿的,暖暖的。
“谢谢钱工。”
“谢啥。”钱工在她对面坐下,拿出自己的烟袋,但没点,只是拿在手里摩挲着,“怎么样?有进展吗?”
苏月摇头。
“还是那四个音。不准,短。”
钱工“嗯”了一声。
他看向那个铁盒子,看了很久。
“小苏啊,”他忽然说,“你知道我年轻的时候,在哪儿工作吗?”
苏月摇头。
“在南京。国民党的中央无线电厂。”钱工慢慢说,“那会儿,咱们中国人自己还造不了收音机。厂里的设备,都是美国来的,零件也是。我们这些人,就是组装,调试。”
他顿了顿。
“后来,厂子要搬去台湾。我不想去,就跑了。跑的时候,什么都没带,就带了一样东西——”
他从口袋里,掏出个小布包。
打开。
里面是个……电子管。
很小,玻璃的,里面是细细的灯丝,已经断了。
“这是美国RCA产的,超外差收音机里用的。”钱工把电子管放在手心,“那时候,这东西金贵。一个,能换三袋白面。”
苏月看着那个电子管。
在灯光下,玻璃泛着淡淡的、琥珀色的光。
“我带它跑,不是因为值钱。”钱工说,“是因为……我想看看,咱们中国人,什么时候能自己造出这样的东西。”
他把电子管递给苏月。
苏月接过。
很轻。
玻璃凉凉的。
“后来呢?”她问。
“后来啊,”钱工笑了,“咱们自己造出来了。虽然一开始,造得不好,容易坏,声音也差。但毕竟,是自己造的。”
他指着那个铁盒子。
“你现在做的这个,也一样。”
“可是钱工,”苏月声音有点哽,“我做不好……声音太难听了,根本不像《东方红》……”
“不像?”钱工看着她,“小苏,你告诉我,《东方红》是什么?”
苏月一愣。
“是……是一首歌。”
“对,是一首歌。”钱工点头,“但它首先是什么?是旋律,是调子,是那些音符组成的、能让人一听就知道‘这是咱们的歌’的东西。”
他站起来,走到墙边。
墙上贴着《东方红》的简谱,是用毛笔抄的,字很工整。
“你看,”钱工指着谱子,“这些音符,是固定的。哆哆嗦嗦啦啦嗦……它们不会变。不管是用钢琴弹,用二胡拉,还是用你这个铁盒子‘敲’出来——只要这些音符的顺序对、音高对,它就是《东方红》。”
他转过身。
“至于音色……小苏,你想过没有?咱们的卫星,是在哪儿唱歌?”
“在……太空。”
“对。太空。”钱工走回来,坐下,“声音从太空传下来,要穿过大气层,要克服干扰,要跑几十、几百公里……等它传到老百姓的收音机里,它早就不是原来的样子了。”
他盯着苏月。
“咱们现在在地面上,用最好的音响,还原最完美的音色——有意义吗?等上了天,传下来,还不是会变?”
苏月张了张嘴。
没说话。
但心里,有什么东西,动了一下。
“我的意思是,”钱工声音放轻,“咱们是不是……从一开始就想错了?咱们总想在地面上造一个‘完美’的声音,可天上的声音,本来就有它自己的样子。它可能不圆润,不甜美,但它清晰,稳定,穿透力强——因为它要穿越的,是真空,是电离层,是那么远那么远的路。”
他顿了顿。
“就像咱们这个国家。从那么苦的年代走过来,声音可能不好听,可能粗糙,但……清楚。清楚自己要唱什么。”
说完,他站起来。
“粥趁热吃。我走了。”
门轻轻关上。
实验室里,又只剩下苏月一个人。
她坐在那里,看着那个铁盒子,看着手里的电子管,看着墙上那行简谱。
脑子里,钱工的话在回响。
“天上的声音,本来就有它自己的样子……”
她忽然想起一件事。
小时候,在老家。
家里有台收音机,老式的,木壳的,声音总是杂杂的。有一次,她调台,调到一个频率,里面在放《东方红》。但信号不好,声音断断续续的,夹杂着滋滋的电流声。
可她还是听出来了。
是《东方红》。
哪怕音质再差,哪怕有杂音。
那旋律,错不了。
她猛地站起来。
头一阵晕,眼前发黑,赶紧扶住桌子。
等晕眩过去,她抓起铅笔,在草稿纸上飞快地画起来。
不是电路图。
是一个……示意图。
左边画了个卫星,右边画了个收音机,中间用波浪线连接——代表无线电波。然后在波浪线上,标出可能遇到的干扰:大气衰减、电离层反射、噪声……
画完了。
她盯着看。
看了很久。
然后,她拿起橡皮,把原来设计的、追求“高保真音色”的那部分电路,擦掉了。
重新画。
这次,思路完全变了。
不再模仿乐器音色。
不再追求“好听”。
只追求两件事:一,旋律绝对准确;二,信号绝对稳定。
用什么?
用最简单的方波。
用最稳定的频率。
用……像发电报那样的编码方式,只不过发的不是电码,是音乐。
她越画越快。
铅笔尖在纸上沙沙地响,像春蚕吃桑叶。
画到一半,她突然停下。
跑到墙角,那里堆着一些淘汰的军用通讯设备——是之前“谛听”部门送来的,说是“可能有用”。
她翻找。
找到一个。
是个老式的、晶体稳频的信号发生器,苏联产的,铁壳子,很沉。
抱到桌上。
接电源。
打开。
仪器发出低沉的嗡鸣,指示灯亮起——暗红色的,像熬夜人的眼睛。
她开始调试。
调频率,调占空比,调调制方式……
手在抖。
不是紧张。
是饿,是累,是……兴奋。
调试了不知道多久。
窗外,天开始泛白了。
鱼肚白,灰蒙蒙的,从地下室那个又高又小的窗户透进来。
她终于停下来。
把新的电路,焊接到铁盒子里。
焊点还是不漂亮,但至少,都连上了。
然后。
深吸一口气。
按下开关。
没有立刻出声。
先是一阵轻微的电流声。
然后——
“哆哆嗦嗦啦啦嗦……”
出来了。
七个音。
完整的《东方红》第一句。
声音……
很难形容。
不像钢琴,不像二胡,不像任何人造乐器。
它干。
涩。
冷。
像用铁片在敲。
但每个音,都是准的。稳稳的,清晰的,像用尺子量过一样准。
而且。
它响了整整十秒。
没有发热。
没有破音。
十秒后,自动停止——这是她设计的循环间隙。
实验室里,一片寂静。
只有那个铁盒子,在桌上,安静地待着。
苏月站在那里。
看着它。
听着耳朵里,还在回荡的、那干涩却清晰的七个音。
突然。
眼泪毫无预兆地涌出来。
不是哭出声的那种。
就是眼泪,不停地流,流得满脸都是,流到嘴里,咸咸的。
她没擦。
任由它流。
窗外,天色越来越亮。
新的一天,开始了。
她走到桌边,拿起那个冷掉的馒头,掰开,就着眼泪,大口大口地吃。
一边吃,一边笑。
笑出了声。
笑着笑着,又开始哭。
像个疯子。
但没关系。
这里只有她一个人。
和那个,刚刚学会了用自己声音唱歌的铁盒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