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床号是凌晨五点响的。
不是喇叭,是真正的军号。声音尖利,撕破黎明前的黑暗,钻进耳朵里,像根针,扎得人瞬间清醒。石头猛地睁开眼,盯着上铺的床板——木板纹理在昏暗里像一幅看不懂的地图。
三秒。
然后整个宿舍都动起来了。
窸窸窣窣的穿衣声,皮带扣碰撞的金属声,有人打着哈欠,有人小声骂了句什么——听不清,含在喉咙里,像嘟囔。
石头坐起来。
冷。
十月下旬,宿舍还没供暖,夜里盖一床薄被,醒来时脚都是冰的。他搓了搓脸,手指冰凉,碰到皮肤时激起一层鸡皮疙瘩。
穿衣,叠被。
被子要叠成豆腐块,棱角分明。他叠得还不行,总是软塌塌的,像块发糕。对铺的陈建国已经叠好了,方方正正,用手在上面按了按,纹丝不动。
“快点儿。”陈建国压低声音说,鼻子冻得有点红,“今天轮到咱班打扫水房。”
石头点点头,加快动作。
走廊里已经满是脚步声,咚咚咚,沉闷而急促,像战鼓。所有人都在跑,但没人说话——纪律,晨起不许喧哗。
水房在最东头。
很大,水泥地面,两排水龙头,锈迹斑斑。他们班六个人,两人一组,擦水池,拖地,清理下水口的头发和肥皂沫。
石头分到擦水池。
抹布是统一发的,粗布,已经硬了,沾了水也软不下来。他用力擦着池壁上的黄色水垢——那是钙质沉淀,日积月累,像长了层粗糙的皮。
水很凉。
刺骨的凉。手伸进去不到半分钟,指尖就麻了。他咬着牙,继续擦。水花溅到脸上,冰凉。
“听说没?”旁边拖地的一个同学小声说,他是东北来的,叫王建军,“昨天三区队有个哥们儿,夜里站岗,冻感冒了,发烧三十九度。”
“咋不请假?”
“请了,队里说轻伤不下火线,给了两片药,让挺着。”
王建军说完,用力拧拖把。水哗啦啦流进下水道,带着泡沫和头发丝。
石头没说话。
他擦完水池,直起腰。腰有点酸,可能是昨天战术训练时摔的那下还没缓过来。他用手捶了捶。
窗外,天开始蒙蒙亮了。
灰色。
是那种没有层次的灰,像一块洗褪色的旧布,罩在天空上。
早餐是玉米面窝头和稀粥。
窝头很硬,牙咬下去,得用点儿劲。粥很稀,能照见人影,里面飘着几粒米,更多的是一种叫不出名字的杂粮,吃着有点涩。
石头慢慢嚼着。
他想起母亲做的馒头,松软的,带着麦香。想起那瓶被没收的辣椒酱。胃里忽然有点空,不是饿,是另一种空。
“想家啦?”陈建国坐他对面,小声问。
石头摇摇头。
“正常。”陈建国咬了一大口窝头,腮帮子鼓起来,“我刚来那阵,半夜做梦都是我妈做的粉蒸肉。现在……习惯了。”
他喝了口粥,被烫得嘶了一声。
“小心点儿。”石头说。
“没事。”陈建国抹了抹嘴,“快吃,今天上午是陀螺仪原理,那课难。”
上午的课在实验楼。
教室不大,窗户朝北,光线不好。黑板是墨绿色的,粉笔写上去颜色很淡。教员姓李,四十多岁,脸很严肃,像从来没笑过。
他先在黑板上画了个陀螺仪的结构图。
很标准。
“陀螺仪,惯性导航的核心。”李教员声音平板,没有起伏,“利用高速旋转转子的定轴性,测量载体的角位移。原理,都明白吧?”
“苏联的ГПК-52型,是目前最成熟的型号。”李教员指了指桌上一个拆开的陀螺仪实物,“精度高,稳定性好。我们这节课,就是学习它的结构和工作原理。”
他拿起一个部件。
“这是转子,转速每分钟两万四千转。材料,特种合金,具体成分保密。我们不需要知道,只需要知道怎么用它。”
石头坐在第三排。
他盯着那个转子。银白色的,在灯光下泛着冷光。很精致,但……总觉得哪里不对。
他想起父亲书房里那些科普书。想起父亲问他:“如果没学过这个公式,你能不能用别的法子解出来?”
他皱起眉。
李教员继续讲着,讲轴承怎么润滑,讲温度怎么补偿,讲误差怎么修正。都是苏联教材上的原话,他念得很熟,像在背书。
讲到一个密封结构时,石头忽然举手。
“报告。”
李教员停下来,看他:“楚援朝同学,有问题?”
“教员,”石头站起来,“这个密封结构,我看了图纸,觉得……是不是有点冗余?这里多了一层O型圈,但根据流体力学原理,在这个位置,压力梯度……”
他还没说完。
李教员打断了他。
“楚援朝同学。”声音冷了些,“你的任务是掌握现有知识。苏联专家设计的结构,是经过无数次试验验证的,是成熟的、可靠的。你有什么资格质疑?”
石头愣住了。
教室里很安静。所有人都看着他。他能感觉到那些目光——有好奇,有惊讶,还有一丝……看笑话的意味?
“我……”他张了张嘴,“我只是觉得,可以改进……”
“改进?”李教员推了推眼镜,“等你成了专家,有了苏联专家那样的经验和数据,再谈改进。现在,坐下,认真听讲。”
石头慢慢坐下了。
手指在桌子底下攥紧了。
指甲陷进掌心,有点疼。
课继续。
李教员的声音又恢复了平板,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但石头听不进去了。他看着黑板上那个完美的结构图,看着桌上那个精致的苏联陀螺仪。
脑子里全是刚才没说完的话。
那个密封结构,确实可以简化。简化后,重量能减轻百分之五,可靠性反而可能提高。他昨晚算过的,用父亲教他的那种“笨办法”,一步步推的。
可不能说。
说了,就是“好高骛远”。
就是“不尊重苏联老大哥”。
他低下头,看着自己的笔记本。上面记满了公式和图表,工工整整。但他忽然觉得,这些字很陌生,像别人的东西。
下课铃响了。
人群涌出教室。石头最后一个走。他走到讲台边,看着那个拆开的陀螺仪。
李教员正在收拾教具。
“楚援朝,”他没抬头,“还有事?”
“教员,”石头声音很低,“我……我想看看那个密封结构的详细图纸。”
李教员停下手,抬头看他。
看了几秒。
“图纸是保密资料。”他说,“学员不能看。”
“那我……”
“楚援朝。”李教员叹了口气,声音缓和了些,“我知道你父亲是谁。也知道你很聪明。但在这里,你要学会的第一课,是服从,是打好基础。明白吗?”
石头没说话。
他盯着那个陀螺仪。
盯着那层“多余”的密封圈。
“明白了。”最后他说。
声音很轻。
轻得几乎听不见。
下午是体能训练。
五公里越野。石头跑在队伍中间,呼吸粗重,肺像要炸开。脚上的胶鞋磨脚,后跟已经起了水泡,每跑一步都疼。
但他没停。
只是跑。
脑子里却还在想那个密封结构。想他昨晚的计算。想李教员那句“你有什么资格”。
资格。
什么是资格?
跑完了。
他瘫倒在操场上,仰面朝天。天空还是灰的,没有云,也没有太阳,就是一片无边无际的、沉闷的灰。
汗水流进眼睛,刺痛。
他闭上眼。
晚上,自习室。
石头摊开信纸。
给父亲写信。
他写了很多。写课堂上的事,写李教员的话,写自己的计算,写那份“多余”的密封圈。写到最后,他笔尖停住了。
犹豫了很久。
才写下最后一句:
“爸爸,您说过路不止一条。可为什么在这里,我只能沿着画好的路走?”
写完了。
他看了三遍。
然后折好,塞进信封。贴上邮票——邮票是学校小卖部买的,最普通的那种,天安门图案,八分钱。
他拿着信,走到教学楼外的邮筒前。
绿色的铁皮邮筒,立在路灯下。投信口是条窄缝,黑漆漆的。
他站在那儿,站了很久。
夜风吹过来,很凉。他打了个哆嗦。
然后,他把信投了进去。
“咚。”
很轻的一声。
信落进去了。
消失在黑暗里。
他转身往回走。
走到宿舍楼下时,他抬头看了看。
三楼,307,窗户亮着灯。陈建国应该还在看书。
他又摸了摸口袋。
里面有个硬硬的东西——是那个铁皮糖果盒,空的,但他一直带着。
他拿出盒子,打开。
里面只有一张折好的糖纸,透明的,已经旧了。
他看了会儿。
然后合上盒子,放回口袋。
上楼。
脚步很慢。
一步,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