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在晋陕峡谷间奔涌，浊浪拍打着千仞绝壁，发出沉闷的轰鸣。

    

    陈峰躺在担架上，被这涛声唤醒。他睁开眼，看到的是一片土黄色的天空，还有几只盘旋的山鹰。担架在崎岖的山路上颠簸，每一下都震得他左腿剧痛。他咬紧牙关，没让自己哼出声来。

    

    “队长，你醒了？”周文的脸出现在视野上方，那张年轻的脸庞如今布满风霜，眼窝深陷，但眼睛依然明亮。

    

    “到哪了？”陈峰的声音嘶哑得像破风箱。

    

    “过黄河了，已经进陕北地界。”周文俯身，用皮囊喂他喝水，“再走三天，就能到延安。”

    

    延安。这个名字让陈峰心中涌起复杂的情绪。在穿越前的历史书上，这个名字意味着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意味着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而现在，他真的要去了。

    

    担架继续前行。陈峰侧过头，看到护送他们的八路军战士。十个人，个个衣衫褴褛，脚上的草鞋已经磨破，露出结满血痂的脚趾。但他们走得很有力，轮流抬着担架，没有人抱怨。

    

    山路越来越陡。有些路段窄得只能容一人通过，一侧是峭壁，一侧是深谷。担架不得不竖起来，由前面的战士扛着，后面的战士扶着，像蚂蚁搬家一样艰难移动。

    

    “停下，休息。”领队的八路军班长王铁柱下令。

    

    队伍在一块突出的岩石下歇脚。王铁柱掏出怀里的干粮袋，里面是炒熟的黑豆，他抓出一把，分给每个人。

    

    “陈队长，吃点。”他把几颗黑豆放在陈峰手心。

    

    黑豆很硬，嚼起来费劲，但能充饥。陈峰慢慢地嚼着，目光扫过这些战士。他们都很年轻，最大的王铁柱也不过二十五六岁。在这个年纪，本该在家种地、娶妻生子，却扛起枪，走上战场。

    

    “王班长，你们是哪里人？”陈峰问。

    

    “俺是山西忻州的。”王铁柱憨厚地笑笑，“这几个弟兄，有河北的，有山东的，都是家里被鬼子祸害了，活不下去，就投了八路军。”

    

    一个脸上带着稚气的战士接话：“俺爹娘都被鬼子杀了，房子也烧了。不参军打鬼子，还能干啥？”

    

    另一个说：“俺是听说延安是咱穷人的地方，就来投奔了。来了才知道，这里真不一样，长官不打骂士兵，还能学识字。”

    

    陈峰静静地听着。这些话朴实，但真挚。这就是人民战争的基础——不是多么崇高的理想，而是最朴素的生存需求，最直接的仇恨，最真实的渴望。

    

    休息了一刻钟，队伍继续出发。山路蜿蜒向上，像一条缠绕在山间的巨蟒。陈峰的腿伤又开始作痛，他知道伤口又发炎了，但不敢说——说了也没用，这荒山野岭，哪来的药？

    

    黄昏时分，队伍在一个小山村借宿。村里只有十几户人家，住的都是窑洞。老乡们听说来了八路军伤员，纷纷拿出家里最好的东西——几个窝头，一碗小米粥，还有一小碟咸菜。

    

    “同志，喝点粥，暖暖身子。”一个老大娘端着粥碗，颤巍巍地走过来。

    

    陈峰想坐起来，但被周文按住：“队长，你别动，我喂你。”

    

    小米粥很稀，能照见人影，但很热乎。陈峰小口喝着，眼睛看着窑洞外。暮色四合，山村的炊烟袅袅升起，远处传来犬吠声。这一刹那的宁静，让他几乎忘了自己身处战争年代。

    

    “大娘，村里有郎中吗？”周文问。

    

    老大娘摇头：“没有。前年倒是来了个走方郎中，后来被鬼子抓去修炮楼，就没回来。”

    

    周文眼神一暗。陈峰拍拍他的手：“没事，死不了。”

    

    夜里，陈峰躺在土炕上，疼得睡不着。窑洞很小，挤了七八个人，鼾声此起彼伏。月光从窗棂透进来，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他想起六年前刚穿越时，在沈阳的那个夜晚。那时他还是个旁观者，想着如何利用历史知识保全自己。六年过去，他成了这个时代的一部分，有了并肩作战的兄弟，有了生死相托的同志，有了千里之外的牵挂。

    

    林晚秋现在在哪儿？还在北平吗？是否安全？赵山河在东北怎么样了？抗联还能坚持多久？杨靖宇的伤好了吗？这些问题像石头一样压在他心上。

    

    还有佐藤英机。这个老对手，现在应该已经知道他没死，知道他来了关内。以佐藤的性格，绝对不会善罢甘休。

    

    疼痛如潮水般涌来，陈峰咬住被角，冷汗浸透了衣衫。他想起穿越前教官说过的话：“真正的战士，不是不会痛，而是能在剧痛中保持清醒。”

    

    他必须保持清醒。必须活下去。不是为了什么崇高的理想，只是为了那些死去的人，那些还在战斗的人，那些等他回去的人。

    

    天亮前，他迷迷糊糊睡了一会儿，梦见林晚秋。还是五年前在沈阳分别时的样子，穿着蓝色的学生装，梳着两条麻花辫，眼睛里含着泪，却强笑着说：“我等你，不管多久都等。”

    

    “晚秋……”他在梦中喃喃。

    

    “队长，该出发了。”周文的声音把他唤醒。

    

    队伍继续赶路。越靠近延安，路况越好，偶尔能看到赶着毛驴的老乡，还有背着行李的学生——他们都是全国各地奔赴延安的热血青年。

    

    第三天下午，队伍终于看到了延安城。

    

    那是一座建在延河两岸的古城，城墙有些残破，但城门上飘扬着红旗。延河蜿蜒流过，河上有简易的木桥。城里大多是土坯房和窑洞，但街道整洁，人来人往，充满生机。

    

    “到了！延安到了！”战士们欢呼起来。

    

    陈峰躺在担架上，望着这座传说中的城市。没有高楼大厦，没有车水马龙，只有朴素的房屋，朴实的人们。但这里有一种特殊的气息——那是希望的气息，是抗争的气息，是一个民族在最黑暗时刻依然挺立的脊梁。

    

    担架被抬进城，引来不少路人的注目。有人认出是伤员，主动上前帮忙引路。很快，他们被带到了八路军后方医院。

    

    医院设在几排窑洞里，条件简陋，但很整洁。一个穿着灰布军装、戴着眼镜的女医生迎出来：“伤员在哪？”

    

    “这里！”周文急忙上前，“医生，快看看我们队长！”

    

    女医生蹲下身，仔细检查陈峰的伤口。当她解开绷带时，眉头紧紧皱起：“伤成这样，怎么才送来？感染已经很严重了，再晚两天，这条腿就保不住了。”

    

    “我们在路上走了两个月……”周文声音哽咽。

    

    “先抬进来。”女医生果断地说，“小张，准备手术器械。小李，去拿磺胺粉——还有吗？”

    

    一个护士回答：“还有最后两包，是总部首长特批的，要给重伤员用。”

    

    “就用这个。”女医生看着陈峰，“同志，你忍着点，我要给你清创。没有麻药，会很疼。”

    

    陈峰点点头：“来吧，我忍得住。”

    

    他被抬进手术室——其实就是一间稍大的窑洞，中间用白布隔开。女医生用烧酒洗手，然后用镊子夹起棉花，蘸着碘酒清洗伤口。

    

    剧痛让陈峰眼前发黑。他咬住一块毛巾，双手紧紧抓住担架边缘，指节发白。汗水如雨般滚落，浸湿了身下的床单。

    

    “伤口里有碎骨，要取出来。”女医生说，“小张，按住他的腿。”

    

    两个护士按住陈峰。女医生拿起手术刀，小心翼翼地切开伤口，用镊子探进去，寻找碎骨。每一下都像在割肉，陈峰浑身颤抖，但始终没喊出声。

    

    “找到了。”女医生夹出一小块碎骨，扔进托盘，“还有一块……好了，都取出来了。现在清洗，上药。”

    

    磺胺粉撒在伤口上，带来一丝清凉，但随即又是灼痛。女医生用干净的纱布重新包扎好，这才松了口气。

    

    “同志，你真是条硬汉子。”她擦了擦额头的汗，“这么疼，一声不吭。”

    

    陈峰虚弱地笑笑：“比起牺牲的同志，这点疼算什么。”

    

    女医生深深看了他一眼：“你是从东北来的？”

    

    “对，抗联的。”

    

    “难怪。”女医生眼神中多了几分敬意，“东北的同志打得苦啊。你先好好休息，我去看看其他伤员。”

    

    女医生离开后，周文红着眼睛走过来：“队长，你怎么样？”

    

    “死不了。”陈峰说，“就是……就是有点累。”

    

    他闭上眼睛，很快就睡着了。这一睡，就是一天一夜。

    

    再次醒来时，陈峰感觉好了很多。腿依然疼，但那种灼热的胀痛感减轻了。他侧过头，看到窑洞里还有七八个伤员，有的躺着，有的坐着，都在低声交谈。

    

    “你醒了？”旁边一个伤员说，“你可真能睡，睡了一天一夜。医生来看过三次，说你太虚弱，需要休息。”

    

    陈峰想坐起来，但被那个伤员按住：“别动，你伤口刚处理完，不能乱动。想吃东西吗？我去给你弄点粥。”

    

    “谢谢。”

    

    那个伤员一瘸一拐地出去了。陈峰观察着他，三十多岁，脸上有道疤，左手少了三根手指，显然是个老兵。

    

    很快，伤员端着一碗小米粥回来，还加了点咸菜：“同志，你是哪个部队的？”

    

    “抗联的，从东北来。”

    

    “抗联？”伤员眼睛一亮，“了不起！我们在山西就听说过你们，在东北跟鬼子打了这么多年，不容易啊！”

    

    “你们是……”

    

    “我是120师的，在平型关负的伤。”伤员说，“伤好了还要回前线。鬼子现在猖狂得很，得狠狠揍他们！”

    

    两人聊了起来。从伤员口中，陈峰得知了更多前线的情况：太原会战失利，忻口战役惨烈，八路军在敌后开展游击战，虽然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整体形势依然严峻。

    

    “最缺的是武器弹药。”伤员叹气，“咱们的兵工厂只能造手榴弹和地雷，步枪都造不好。跟鬼子打，很多时候只能靠人命去填。”

    

    陈峰沉默。这就是现实，残酷的现实。中国工业基础薄弱，军事装备落后，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日军，只能用血肉之躯去对抗钢铁洪流。

    

    但就是这样，这个民族依然在战斗。从东北到华北，从华东到华南，每一寸土地上都有人在抵抗。

    

    下午，女医生又来查房。她检查了陈峰的伤口，满意地点点头：“恢复得不错，炎症控制住了。不过你这腿伤得太重，就算好了，也会留下残疾。”

    

    “能走路就行。”陈峰说。

    

    “走路没问题，但跑步、爬山可能就困难了。”女医生顿了顿，“你是陈峰同志吧？”

    

    陈峰一愣：“你怎么知道？”

    

    “总部首长来看过你。”女医生微笑，“你睡着的时候，几位首长都来了，指示要用最好的药给你治伤。陈峰同志，你在东北的事迹，我们都知道。”

    

    陈峰不知该说什么。他在东北打鬼子，不是为了出名，不是为了功劳，只是因为他必须那么做。

    

    “医生，我的伤什么时候能好？”

    

    “至少需要两个月。”女医生说，“这期间你哪儿都不能去，就在医院好好养伤。这是命令。”

    

    陈峰苦笑。他习惯了指挥别人，现在被人命令，还真有点不习惯。

    

    养伤的日子漫长而枯燥。每天就是吃饭、换药、睡觉。但陈峰没有闲着，他开始观察医院里的伤员，和他们聊天，了解各条战线的情况。

    

    从这些伤员口中，他拼凑出了一幅完整的抗战图景：正面战场节节败退，但将士们依然在顽强抵抗；敌后战场如火如荼，八路军、新四军在广大农村建立根据地；国际援助开始进入，但数量有限；国内矛盾依然存在，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他还了解到延安的情况：这里有抗大，有鲁艺，有各种培训班，吸引着全国各地的进步青年；这里的军民关系融洽，官兵平等，实行供给制；这里的生产运动搞得热火朝天，开荒种地，纺线织布，努力实现自给自足。

    

    这就是延安，一个在贫瘠土地上创造奇迹的地方。

    

    一周后，陈峰可以拄着拐杖下地走动了。他第一次走出窑洞，看到了延安的清晨。

    

    延河上升起薄雾，对岸的宝塔山在晨曦中若隐若现。河边已经有人开始劳作，有的挑水，有的洗衣。远处的操场上，传来抗大学员出早操的口号声。

    

    “陈峰同志？”一个声音从身后传来。

    

    陈峰回头，看到一个穿着灰布军装、戴着眼镜的中年人走过来。他认得这个人——在穿越前的历史资料上见过照片，是八路军的一位高级将领。

    

    “首长好。”陈峰想立正敬礼，但被对方按住。

    

    “别动，你伤还没好。”将领微笑着说，“我是奉命来看你的。陈峰同志，你在东北打得好啊，打出了中国人的志气！”

    

    “首长过奖了，我只是做了该做的事。”

    

    “该做的事？”将领摇摇头，“很多人连该做的事都不做。你能在东北坚持六年，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还能打胜仗，很不容易。”

    

    两人在河边的石头上坐下。将领问了陈峰很多东北的情况：抗联的兵力、装备、战术、困难，以及日军在东北的部署、暴行、弱点。

    

    陈峰一一回答。他不仅介绍了情况，还提出了一些建议：关于敌后游击战的战术，关于情报网的建立，关于特种小队的运用，关于国际宣传的重要性。

    

    将领听得非常认真，不时点头：“陈峰同志，你说的这些很有价值。特别是关于特种作战的理念，我们之前重视不够。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以小股精锐部队执行特殊任务，确实能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首长，我有一个请求。”陈峰说。

    

    “你说。”

    

    “等我的伤好了，我想去抗大学习，也想把我这些年总结的战术经验，教给更多的同志。”

    

    将领眼睛一亮：“好！太好了！我们正需要你这样有实战经验的同志来当教员。不过你的腿……”

    

    “腿瘸了，但不影响教学。”陈峰说，“我还可以教射击、教爆破、教侦察。只要还能为抗战出力，我就心满意足了。”

    

    将领拍拍他的肩膀：“陈峰同志，你有这样的觉悟，很好。我会向总部汇报，安排你到抗大任教。不过现在，你的任务是养伤。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没有好身体，什么都干不成。”

    

    又聊了一会儿，将领起身离开。陈峰拄着拐杖，目送他的背影消失在晨雾中。

    

    太阳升起来了，阳光洒在延河上，波光粼粼。对岸的宝塔山完全显现出来，那座古塔屹立在山顶，像一把指向天空的利剑。

    

    陈峰想起穿越前看过的一首诗：“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那时他不懂这种感情，现在他懂了。延安不是一座城，而是一种精神，一种象征，一个民族的希望所在。

    

    “队长！”周文气喘吁吁地跑过来，“我可找到你了！医生说你怎么乱跑！”

    

    “出来透透气。”陈峰笑笑，“周文，咱们到延安了。”

    

    “是啊，到了。”周文眼中含泪，“这一路……真不容易。”

    

    “是不容易。”陈峰望着远山，“但值得。”

    

    接下来的日子里，陈峰一边养伤，一边开始整理自己的战斗经验。他让周文找来纸笔——纸是粗糙的马兰纸，笔是自制的炭笔，但足够用了。

    

    他写下在东北六年的每一次战斗：从沈阳街头的遭遇战，到镜泊湖的伏击战，到二道白河的破袭战，到炸毁古北口公路的爆破战。他总结每一场战斗的得失，分析日军的战术特点，提出对抗联和八路军有用的建议。

    

    他还整理了特种小队的训练方法：如何挑选队员，如何进行体能训练，如何教授射击、爆破、侦察、格斗技能，如何进行战术配合。

    

    这些内容，他写了厚厚一沓。周文看不懂全部，但能看懂一部分，边看边赞叹：“队长，你真厉害，这些东西要是教给同志们，咱们打鬼子就更厉害了！”

    

    “不是我厉害，是同志们用血换来的经验。”陈峰说，“我们要把这些经验传下去，让更多的人学会怎么打鬼子，怎么少牺牲。”

    

    一个月后，陈峰的伤好了大半，可以不用拐杖慢慢走路了。虽然左腿有些跛，但至少能走。医生检查后，同意他开始轻度工作。

    

    这天，抗大的一个干部来找他：“陈峰同志，我们接到命令，请你到抗大担任特科教员。主要教授游击战术和特种作战。你看什么时候可以开始？”

    

    “现在就可以。”陈峰说。

    

    “那太好了！明天上午就有课，是高级指挥班的，都是团级以上干部。你能讲吗？”

    

    “能。”

    

    当天晚上，陈峰几乎一夜没睡。他反复修改讲义，思考怎么把现代特种作战理念，用这个时代的人能理解的方式讲出来。这不是容易的事——很多概念在这个年代根本不存在，他必须用类比、用实例，让学员们明白。

    

    第二天上午，陈峰拄着拐杖走进抗大的教室。那是一间大窑洞，里面坐着三十多个学员，个个穿着洗得发白的军装，腰杆挺得笔直。看到陈峰进来，全体起立。

    

    “同志们好。”陈峰走到讲台前，“我叫陈峰，从东北抗联来。今天，我和大家分享一些打鬼子的经验。”

    

    他打开讲义，但没有照本宣科。他讲自己在东北的战斗经历，讲日军的战术特点，讲游击战的精髓，讲特种小队的运用。他讲得很生动，用一个个真实的战例，把抽象的理论变得具体可感。

    

    学员们听得非常认真，有人做笔记，有人提问。当陈峰讲到镜泊湖连环战时，一个学员问：“陈教员，你说用冰面陷阱歼灭了日军一个小队，具体是怎么做的？”

    

    陈峰在黑板上画出地形图，详细讲解：“你看，这里是湖面，这里是日军必经之路。我们在冰层下埋设炸药，等日军走到预定位置，引爆炸药，冰面破裂，日军掉进冰窟窿。然后我们的狙击手在岸边狙杀落水的敌人。关键是计算好炸药的当量和引爆时机。”

    

    “可是怎么确保日军会走那条路？”

    

    “用诱饵。”陈峰说，“我们派一个小队佯装溃逃，把日军引到预定区域。这叫诱敌深入。”

    

    学员们恍然大悟，纷纷点头。

    

    课间休息时，好几个学员围上来，继续请教问题。陈峰一一解答，没有丝毫保留。他知道，这些知识每多传授一点，战场上就可能少牺牲几个同志。

    

    从那天起，陈峰成了抗大最受欢迎的教员之一。他的课总是座无虚席，不仅有高级指挥班的学员，还有普通班的学员偷偷来听。后来校方干脆把他的课改为公开课，谁都可以来听。

    

    除了讲课，陈峰还参与抗大的训练工作。他带着学员们进行实战演练：如何在夜间侦察，如何在野外生存，如何设置陷阱，如何进行爆破。他腿脚不便，不能亲自示范，就让周文和其他有经验的战士示范，他在旁边讲解。

    

    日子一天天过去，陈峰的伤渐渐痊愈，虽然留下了残疾，但至少不影响正常生活和教学。他融入了延安的生活，和同志们一起开荒种地，一起学习讨论，一起唱抗战歌曲。

    

    但他心里始终惦记着东北，惦记着那些还在战斗的同志。他通过八路军的情报系统，打听东北的消息，但得到的都是零散的、不完整的。

    

    直到有一天，一个风尘仆仆的交通员来到抗大，指名要找陈峰。

    

    “陈峰同志，这是从东北来的信。”交通员递过一个油纸包，“是赵山河同志托我带来的，他说一定要亲手交给你。”

    

    陈峰的心猛地一跳。他接过油纸包，手有些抖。打开，里面是两封信，还有一个小布包。

    

    第一封信是赵山河写的，字迹潦草，显然是在匆忙中写的：“陈峰兄弟：见字如面。得知你安全到达延安，新中大石落地。我们在东北还在坚持，虽然很难，但不会放弃。杨司令伤好了，重新拉起队伍，现在有一百多人。我带着原来的兄弟，在密山一带活动。鬼子‘讨伐’很紧，但我们熟悉地形，还能周旋。”

    

    “老烟枪去年冬天走了，走得很安详。他说这辈子最大的欣慰，就是看到中国人没有屈服。苏明月同志去了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的会议，要为我们争取更多援助。”

    

    “林晚秋同志有消息吗？我们都惦记她。你在延安好好养伤，等将来，咱们兄弟再并肩打鬼子。保重。山河，民国二十七年三月。”

    

    第二封信是杨靖宇写的，字迹工整有力：“陈峰同志：欣闻你已安全抵达延安，并在抗大任教，甚慰。你在东北的战斗经验，是我军宝贵财富，望认真总结，广为传授。”

    

    “当前东北形势依然严峻，日军增兵至三十万，对抗联进行残酷‘围剿’。但我部将士斗志昂扬，群众基础日益巩固。我们相信，只要坚持下去，胜利必将属于中国人民。”

    

    “你腿伤未愈，不必急于返回东北。在延安同样是为抗战做贡献。待形势好转，再叙旧谊。杨靖宇，民国二十七年三月。”

    

    陈峰看完信，眼眶发热。他还活着，他们都还活着，还在战斗。这就够了。

    

    他打开小布包，里面是一块怀表，是他当年离开东北时送给赵山河的。怀表背面刻着一行字：“同心抗日，誓救中华”。表壳上有几处凹痕，显然经历过战斗。

    

    陈峰把怀表贴在胸口，久久不语。

    

    周文在一旁看着，也红了眼睛：“队长，赵队长他们……还在打。”

    

    “嗯，还在打。”陈峰说，“我们也要好好打。在这里，用笔和嘴打；在那里，用枪和血打。都是打鬼子。”

    

    从那天起，陈峰更加努力地工作。他不仅讲课，还开始编写教材，把现代军事理论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相结合，写出了一本《敌后游击战战术纲要》。这本书后来成为抗大的重要教材，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指挥员。

    

    他还参与八路军总部的工作，为即将到来的百团大战出谋划策。根据他的建议，八路军组建了多支特种小队，专门执行敌后破袭、情报搜集、斩首行动等任务。

    

    时间进入1938年夏天。延安的夏天很热，但延河边的杨柳给人们带来一丝清凉。陈峰的腿伤完全好了，虽然走路有点跛，但已经不影响工作。

    

    这天，他接到通知，去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会议的主题是：如何应对日军即将发动的“治安强化运动”。

    

    会上，陈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日军的‘治安强化运动’，核心是切断八路军与群众的联系。他们会建立封锁沟、碉堡群，推行保甲制堵，清乡扫荡。对付这样的策略，我们不能硬拼，要采取‘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战术。”

    

    “具体怎么做？”一位首长问。

    

    “第一，化整为零。主力部队分散成小股，钻进敌人肚子里去。第二，建立地下交通线，确保各根据地之间的联系。第三，开展地雷战、地道战，让敌人寸步难行。第四，加强情报工作，做到敌动我知。”陈峰说得条理清晰。

    

    与会者纷纷点头。会议结束后，那位首长单独留下陈峰：“陈峰同志，你的意见很有价值。我们准备派一批干部去华北各根据地，传达这些战术思想。你愿意去吗？”

    

    陈峰毫不犹豫：“愿意。”

    

    “可是你的腿……”

    

    “腿瘸了，但脑子没坏。”陈峰说，“首长，让我去吧。我在延安待了大半年，该出去走走了。华北的同志们更需要这些经验。”

    

    首长沉吟片刻：“好。不过你要注意安全，不要逞强。给你配一个警卫班，负责你的安全。”

    

    “不用警卫班，给我两三个人就行。”陈峰说，“目标小，行动方便。”

    

    最终，首长同意了。陈峰带着周文和另外两个抗联老兵，组成一个小组，准备前往晋察冀根据地。

    

    出发前夜，陈峰站在延河边，望着对岸的宝塔山。月光如水，洒在山川河流上，一切都显得那么宁静。但他知道，这份宁静是暂时的，是无数人在前线用鲜血换来的。

    

    “队长，你想什么呢？”周文走过来。

    

    “想东北，想华北，想全中国。”陈峰说，“周文，你说这场战争，还要打多久？”

    

    “打到把鬼子赶出中国为止。”周文坚定地说，“不管多久，我们都打。”

    

    陈峰拍拍他的肩膀：“对，不管多久，都打。”

    

    第二天清晨，队伍出发了。陈峰最后一次回头，看了一眼延安。晨雾中的延安，像一座灯塔，在黑暗的中国大地上，散发着希望的光芒。

    

    他会回来的。等战争结束，等和平到来，他会回到这里，告诉那些牺牲的同志：我们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