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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腊月二十五的清晨，山东高青县亭子里村还笼罩在年关前的忙碌中。炊烟从各家各户的烟囱里袅袅升起，空气中弥漫着煎饼和炖肉的香气。再有五天就是除夕，村民们都在张罗年货，清洗门窗，准备迎接新的一年。谁也不会想到，在这个看似平静的村落里，一桩令人脊背发凉的罪案正在悄悄揭开帷幕。

    刘春红推开自家院门时，天色已经大亮。她回头望了一眼院子里晾晒的被褥，棉布在冬日稀薄的阳光下微微飘动。丈夫李征还在屋里睡着，这是她出门前最后确认的事。她轻轻带上门，听到门闩落下的咔嗒声，然后转身朝村东头的小作坊走去。路上遇见几个早起的邻居，她照常点头打招呼，脸上的笑容看不出任何异常。

    如果时间能停留在这一刻，如果所有秘密都能被永远锁在那扇木门之后，或许这个年还能平静地过下去。但命运从不给人如果的机会。

    下午三点多，刘春红回来了。她手里提着从集市上买的年货，几斤猪肉，一副春联，还有给丈夫买的一包红糖。走到自家门前，她放下手里的东西，伸手推门。门纹丝不动。她又用力推了推，门从里面被闩上了。

    “李征，李征开门。”她喊了两声。

    院子里静悄悄的，只有风吹过晾衣绳的呜呜声。刘春红皱起眉头，绕到院墙西侧，那里墙矮一些，她能踮脚看见院子里的情况。丈夫李征躺在院子中央，身旁似乎有什么深色的东西。她的心跳漏了一拍。

    “李征！”她的声音提高了些。

    还是没有回应。

    刘春红退后两步，深吸一口气，转身朝四弟家走去。她的脚步越来越快，最后几乎是小跑起来。到了四弟家门口，她敲门的力气有些大，惊动了屋里的人。

    “四弟，四弟在家吗？借你家梯子用用。”

    门开了，四弟媳探出头来：“嫂子，咋了这是？梯子前些天坏了，还没修好呢。”

    “我家门从里面闩上了，叫门没人应，我得进去看看。”刘春红的语气里带着焦急。

    “哟，这可怎么办。要不你去老张家看看，他家有梯子。”

    刘春红点点头，又朝村南走去。路上遇见邻居王婶，她一把拉住对方：“王婶，见着老张了吗？我得借他家梯子，我家门打不开了。”

    王婶是个热心肠，一听这话就说：“老张家的梯子早晨借给村头老李家了。走，我陪你取去。”

    两人一边走一边说，又遇见了村民赵大勇。赵大勇听完情况，摆摆手说：“借什么梯子，多麻烦。我翻墙进去给你开门不就得了。”

    刘春红似乎犹豫了一下，然后点点头：“那，那麻烦你了。”

    赵大勇是个四十多岁的壮实汉子，他走到刘春红家院墙外，搓了搓手，后退两步助跑，一跃攀上墙头，翻身跳了进去。落地声在院子里显得沉闷。几秒钟后，门闩被抽动的声音传来，接着是顶门杠被挪开的摩擦声。

    大门吱呀一声打开了。

    赵大勇站在门内，脸色煞白。他张了张嘴，没说出话，只是侧身让开。刘春红跨过门槛，看见院子里的景象，手里的年货啪嗒掉在地上。

    李征斜躺在院子中央，身下有两摊已经发黑的血迹。一个破碎的农药瓶子散落在不远处，玻璃碎片在阳光下闪着诡异的光。李征的眼睛半睁着，望着灰白的天空，后脑勺

    “啊！”刘春红发出一声短促的惊叫，然后僵在原地。

    王婶跟了进来，看到这场面，腿一软差点坐在地上：“老天爷啊！这是咋了！快，快叫人！”

    消息像野火一样在村里蔓延。不到一炷香的功夫，刘春红家院子里已经挤满了人。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着，有人说是想不开喝药了，有人说是突发急病。几个年长的村民已经开始商量后事该怎么操办。

    “眼看就过年了，这算什么事啊。”

    “春红啊，节哀顺变，人死不能复生。”

    “得赶紧准备寿衣，棺材铺不知道还开不开门。”

    刘春红被几个妇女扶着，坐在院子的石凳上。她低着头，肩膀微微抖动，像是在哭，又没有眼泪。有人递过来一杯水，她接过去，手抖得厉害，水洒了一半。

    “报警吧。”人群中传来一个声音。

    大家转头看去，是李征的堂弟李强。他挤到前面，蹲下身仔细看了看李征的尸体，又看了看那个破碎的农药瓶。

    “我觉得不对劲。”李强站起来，脸色严肃，“我哥不是会自杀的人。而且你们看这伤口……”他指着李征后脑，“这不像自己摔的。”

    这句话点醒了众人。大家这才注意到，李征的后脑勺上有好几处伤口，虽然被血污覆盖，但能看出边缘整齐，像是被什么重物反复击打造成的。

    “报警。”李强重复道，语气坚定。

    有人掏出手机，拨通了110。电话那头接警员的声音通过免提传出来，在突然安静的院子里格外清晰：“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

    “死了人。”打电话的人声音干涩，“可能是被杀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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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笛声由远及近，打破了这个黄河边小村腊月午后的沉寂。而真正的故事，此刻才刚刚开始。

    高青县公安局的刑警赶到现场时，夕阳正把天空染成橘红色。警车停在村口，闪着的红蓝灯光与晚霞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诡异的美感。带队的是刑警大队副队长王志刚，一个从警二十年的老刑警。他下车，戴上白手套，目光扫过围观的村民，最后落在院子中央那具覆盖着白布的尸体上。

    “保护现场，拉起警戒线。”王志刚的声音不高，但透着不容置疑的权威。

    民警们迅速行动起来。拍照的拍照，测量的测量，法医提着工具箱蹲到尸体旁。王志刚走到刘春红面前，这个女人还坐在石凳上，手里捧着那杯已经凉透的水。

    “你是死者家属？”

    刘春红抬起头，眼睛红肿，但王志刚敏锐地注意到，那红肿更像是揉搓出来的，而不是哭出来的。他见过太多死者家属，那种失去亲人的悲痛是装不出来的，眼睛里的空洞和绝望会从每个毛孔渗出来。但眼前这个女人，她的悲伤浮在表面，底下似乎藏着别的东西。

    “我是他媳妇。”刘春红的声音沙哑，“我叫刘春红。”

    “说说情况。”

    刘春红把今天的事又说了一遍，从早晨出门上班，到下午回来发现门打不开，再到借梯子遇见邻居，最后赵大勇翻墙开门。她的叙述很有条理，甚至过于有条理，像在心里排练过很多遍。

    “你丈夫最近有什么异常吗？有没有说过想不开的话？”

    “有。”刘春红立刻回答，“他前段时间出过车祸，后脑受伤了，之后就老是头疼，疼得厉害的时候就说不想活了。我还劝他，说头疼就去医院看，别说胡话。”

    王志刚点点头，没说什么。他走到法医老周身边，老周正轻轻翻动李征的头，查看后脑的伤口。

    “王队，你看。”老周指着伤口，“一共六处，分布在后脑枕骨位置。创口边缘整齐，皮下组织有明显的生活反应，是生前伤。凶器应该是某种有棱角的钝器，但不是砖头，砖头造成的伤口不会这么规则。”

    “能判断击打次数吗？”

    “至少六次，可能更多，有些伤口重叠了。”老周压低声音，“而且王队，你发现没有，这些伤口的走向很有意思。如果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实施击打，伤口方向通常比较一致。但这些伤口，有的从左往右，有的从上往下，像是……两个人打的。”

    王志刚眯起眼睛。他蹲下身，仔细看着那些伤口。果然，虽然都是钝器伤，但角度和力度有明显差异。

    “死亡时间？”

    “初步判断，死亡时间在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两点之间。具体要等尸检后确定。”

    王志刚站起身，环顾这个院子。典型的北方农家院，三间正房，东边是厨房，西边是杂物间。院子打扫得很干净，只有李征尸体周围有血迹，其他地方连片落叶都没有。晾衣绳上晒着被褥，在傍晚的风里轻轻晃动。

    “谁晒的被子？”王志刚突然问。

    刘春红愣了一下：“我，我早晨出门前晒的。想趁着有太阳，晒晒被子好过年。”

    “你丈夫平时在家晒被子吗？”

    “不，这些活儿都是我干。”

    王志刚不再问。他走到大门前，门是那种老式的木门，里面用门闩插着，门后还顶着一根碗口粗的木杠。他试了试，从外面确实推不开。又检查了门闩和木杠，上面没有明显的破坏痕迹。

    “翻墙进来的那位同志，你过来一下。”

    赵大勇一直在人群外围看着，听见警察叫他，连忙走过来。

    “你是怎么翻进来的？”

    赵大勇指着西墙：“就从那儿，那儿墙矮些。我扒着墙头一撑就上去了，然后跳进去。落地的地方就在那儿。”他指着墙根下一块空地。

    “墙外有脚印吗？”

    “有，我的脚印。我跳下来的时候滑了一下，鞋底蹭墙上了。”

    王志刚让技术员去检查外墙。果然，在西墙外侧发现了一处擦蹭痕迹，能看出是鞋底的花纹，但不太清晰。技术员拍了照，取了样。

    尸检是在县公安局的法医中心进行的。无影灯下，李征的尸体静静躺在解剖台上。老周和他的助手小心翼翼地操作着，手术刀划开皮肤，露出

    “王队，你来看。”老周招呼王志刚。

    王志刚走过去，看见老周用镊子指着死者的口鼻腔内部：“黏膜有充血，有出血点，这是窒息的特征。但不是典型的捂压窒息，你看，没有指甲抓痕，也没有黏膜破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