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发生在1980年3月21号，这天早上天刚蒙蒙亮，天津的春天还带着股子刺骨的凉，风刮在脸上跟小刀子似的，家住塘沽区老弯道的张华，刚穿上棉袄出门，就看见隔壁的周大娘拎着个铁皮水桶，慢悠悠地往村头的深井走去。张华那时候二十出头，正是热心肠的年纪，见着周大娘步履蹒跚，赶紧快步迎了上去。

    

    “大娘，您这是去打水啊？”张华笑着凑过去，伸手就想接周大娘手里的水桶，“您岁数大了，这水桶沉，我帮您打去，您在边上歇着就成。”

    

    周大娘今年五十六了，1980年的五十六岁，可比现在的五十六岁看着老多了，头发白了一多半，背也有点驼，脸上的皱纹深得能夹住手指头，可性子却格外倔强。她往后缩了缩手，摆了摆胳膊，声音有点沙哑，却透着一股不服老的劲儿：“不用不用，小伙子，大娘身子骨还硬朗着呢，这点活还能干，不麻烦你。”

    

    张华不死心，又伸手去抢：“大娘，您跟我客气啥，邻里邻居的，帮个忙还不是应该的？”

    

    俩人就这么在路边争了起来，水桶在手里你来我往，周大娘攥得紧，张华也不敢太用力，怕把老太太拽着了，争来争去，张华终究没争过执拗的周大娘，只能看着她拎着水桶，一步一挪地往深井走去。后来有路过的邻居跟张华说，那天周大娘打水可费劲了，蹲在井边半天，才把水桶晃悠着提上来，拎着水桶往家走的时候，腰都快弯成九十度了，每走一步都得顿一下，看着就让人心疼。

    

    可谁也没想到，这竟是大伙最后一次看见周大娘好好地活着。

    

    那时候的塘沽老弯道，住的都是盐场三分厂的职工和家属，清一色的平房，四排房子，一共就五六户人家，邻里之间跟一家人似的，不像现在住楼房，对门住了好几年都不知道对方叫啥。平时谁家做了好吃的，都会端一碗给邻居；谁家有事没人看孩子，街坊邻居都会主动帮忙；晚上睡觉，房门大多都是虚掩着的，根本不用锁，也不用担心丢东西。

    

    周大娘的家就在第二排平房，独门独院，院子不大，门口种着几棵歪脖子的枣树，平时房门总是虚掩着，不管谁路过，推开门就能进去唠两句。可那天从周大娘打水回家之后，直到中午，也没人看见她出门，邻居们还没太在意，想着老太太可能是累了，在家歇着了。

    

    可等到傍晚，天快黑了，还是没见周大娘出来，邻居们就有点犯嘀咕了。有个姓王的大娘，跟周大娘平时最要好，中午还想着喊周大娘过来吃饺子，结果敲了半天门，里边没动静，推开门一看，屋里空荡荡的，桌子上还放着早上没收拾的碗筷，可就是不见周大娘的人影。

    

    “周大姐？周大姐你在吗？”王大娘喊了两声，屋里静悄悄的，只有风吹过窗户的“呜呜”声。她心里有点发慌，在屋里转了一圈，床是空的，柜子门是关着的，桌子上的东西都整整齐齐的，不像有人动过的样子。她又走到院子里，喊了几声，还是没人应，只能转身去找其他邻居。

    

    街坊邻里们一听周大娘不见了，都急了，纷纷来到周大娘家，一趟一趟地进屋查看，有的去村头的深井边找，有的去附近的咸水坑边喊，可找了半天，连周大娘的影子都没见着。那时候没有手机，也没有电话，没法联系周大娘在外地工作的儿子，只能靠着街坊们四处打听。

    

    就这么找啊找，从傍晚找到大半夜，天越来越冷，风也越来越大，街坊们的脸都冻得通红，心里的不安也越来越重。有个年纪大的大爷叹了口气，皱着眉头说：“不行，周大娘这一天都没露面，别是出什么事了，咱们赶紧去派出所报个案吧，让警察同志帮忙找找。”

    

    大伙一听，都点头同意，赶紧找了两个年轻的小伙子，连夜往附近的派出所跑。那时候的派出所，条件也简陋，就几间平房，一盏昏黄的灯泡，晚上只有两个民警值班，一个年纪大的，快五十岁了，脸上带着风霜，说话慢悠悠的；一个年轻的，二十多岁，瘦高个，眼神特别亮，一看就是刚参加工作没几年，劲头十足。

    

    民警听说有老人失踪了，不敢耽搁，赶紧跟着街坊们往老弯道赶。一路上，街坊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跟民警说着周大娘的情况，说她平时为人善良，跟谁都处得好，没什么仇人，家里也穷，连吃饱穿暖都费劲，不可能是跑出去了。

    

    十几分钟后，民警跟着街坊们来到了周大娘家。房门还是虚掩着的，推开门，一股淡淡的霉味夹杂着一丝说不清的异味飘了出来，屋里光线很暗，只有窗外的月光透进来，勉强能看清屋里的布局。

    

    迎面靠墙放着一张三屉桌，木头都已经发黑了，看着就有些年头了，三个抽屉都关得好好的，没有被翻动的痕迹；桌子左边摞着两个大木箱子，箱子上落着一层薄薄的灰尘，箱子锁是好的，也没有被撬动的痕迹；木箱子旁边是一张木头床，床板很硬，铺着一层粗布褥子，被子叠得整整齐齐；右边墙角放着一个单开门的立柜，也是乌漆嘛黑的，看着跟床和桌子是一套的。

    

    两个民警进屋之后，先是在屋里简单查看了一圈，一开始也没发现什么异常，可当他们的目光落到那个单开门立柜上时，两个人都顿住了，眼神一下子就聚焦在了衣柜门上，再也挪不开了。

    

    年纪大的民警皱着眉头，慢慢走过去，伸手摸了摸衣柜的门框，语气凝重地说：“不对劲，这门框有被砸过的痕迹。”

    

    年轻的瘦高个民警赶紧凑过去，仔细一看，果然，衣柜门框上有好几处凹陷，像是被榔头砸过的，而且衣柜门上还钉着好多钉子，钉子钉得歪歪扭扭的，显然是急急忙忙钉上去的。

    

    “不对劲，这里肯定有问题。”瘦高个民警说着，伸手去拉衣柜门，可不管他怎么拉，衣柜门都纹丝不动，显然是被钉子钉死了。他赶紧转身，从街坊家里找来一把钳子，蹲在衣柜门前，小心翼翼地把那些钉子一个一个拔出来，钉子拔出来的时候，还带着木屑，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刺耳。

    

    周围的街坊们都屏住了呼吸，围在旁边，大气都不敢出，心里的不安越来越强烈，有人甚至已经忍不住红了眼眶，嘴里低声念叨着：“周大姐，你可千万别出事啊……”

    

    终于，最后一颗钉子被拔了出来，瘦高个民警深吸一口气，伸手猛地拉开了衣柜门。一瞬间，所有人都惊呆了，倒吸一口凉气，有人忍不住捂住了嘴，差点叫出声来。

    

    周大娘就蜷缩在衣柜里，身子缩成一团，头上、脸上、脖子上都是血污，头发被血粘在了脸上，看不清具体的表情，可能看得出来，她死得很痛苦。她身上还穿着早上那件蓝色的粗布棉袄，棉袄上也沾满了血，已经凝固发黑，衣柜里的衣服也被血浸湿了一大片。

    

    瘦高个民警脸色一下子变得惨白，他赶紧后退一步，稳了稳心神，然后转身就往派出所跑，那时候没有手机，只能跑回去报信。年纪大的民警则留在现场，不让街坊们靠近，保护着现场，一边安慰着情绪激动的街坊，一边在心里琢磨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谁会对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老太太下这么狠的手。

    

    瘦高个民警一路狂奔，跑回派出所的时候，浑身都是汗，棉袄都湿透了。他冲进所长办公室，所长正在熬夜整理文件，见他跑得气喘吁吁，脸色惨白，赶紧问道：“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所、所长，”瘦高个民警喘着粗气，断断续续地说，“老弯道……周大娘……在衣柜里……被杀了……”

    

    所长一听，脸色瞬间变了，猛地站起来，手里的笔“啪”地掉在了桌子上。他来不及多想，赶紧拿起桌上的座机电话，拨通了分局刑警队的电话。那时候的座机电话，还是那种转盘式的，拨号的时候“咔哒咔哒”响，信号也不好，所长喊了好几声，才把情况说清楚。

    

    当时时任刑警队队长的姓武，大伙都叫他武队长，四十多岁，身材魁梧，脸上有一道浅浅的疤痕，那是年轻时办案留下的，眼神锐利，一看就是个老刑侦。接到电话的时候，武队长正在办公室抽烟，烟卷还夹在手指间，听完所长的话，他猛地把烟卷摁在烟灰缸里，用力捻了捻，语气凝重地说：“知道了，我们马上就到！”

    

    挂了电话，武队长立刻召集了队里的技术员、法医和几个侦查员，带上勘查工具，坐上一辆老式的吉普车，连夜往老弯道赶。那时候的路都是土路，坑坑洼洼的，吉普车开得颠颠簸簸，一路上，所有人都一言不发，气氛格外沉重，每个人的心里都清楚，这是一起恶性凶杀案，必须尽快抓住凶手。

    

    法医姓孙，五十多岁，头发都白了，是队里的老法医，办过无数起案子，经验丰富；技术员姓郭，大伙都叫他郭老师，四十多岁，戴着一副老花镜，心思缜密，擅长现场勘查。两个人坐在车上，一路上都在琢磨着现场可能出现的情况，嘴里时不时地交流几句。

    

    半个多小时后，吉普车赶到了老弯道，武队长带着一行人立刻走进了周大娘家。此时，屋里已经围了不少街坊，看到刑警队的人来了，都纷纷让开道路，眼神里充满了期待，希望警察能尽快抓住凶手，还周大娘一个公道。

    

    孙法医立刻拿出勘查工具，戴上手套，小心翼翼地走到衣柜边，开始对尸体进行检验。他蹲在地上，仔细查看周大娘身上的伤口，一边看，一边对着旁边记录的侦查员说道：“死者年龄约五十六岁，头部有多处钝器击打伤，伤口较深，初步判断是被钝器击打头部导致昏迷，随后被利器割断颈动脉，最终失血过多死亡。死亡时间大概在今天上午九点到十一点之间。”

    

    另一边，郭老师则拿着放大镜，在屋里仔细勘查着，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他先是查看了三屉桌和木箱子，发现抽屉和箱子都没有被翻动的痕迹，锁也都是完好的；然后又查看了墙角的立柜，发现衣柜门框上的砸痕很明显，钉子都是就地取材；接着，他又在屋子的角落里发现了一把斧子和一块搓衣板，斧子上和搓衣板上都沾有血迹和毛发，郭老师用镊子小心翼翼地提取了血迹和毛发，放进证物袋里，对着侦查员说道：“这斧子和搓衣板应该就是案犯使用的凶器，钉子和榔头也是就地取材，墙上还有被刮过的痕迹，应该是案犯想掩盖血迹。”

    

    武队长站在一旁，一边听着孙法医和郭老师的汇报，一边在屋里来回踱步，眼神锐利地扫视着屋里的每一个角落，脑子里一直在琢磨着：凶手是谁？为什么要杀周大娘？是仇杀？财杀？还是情杀？

    

    现场勘查工作一直进行到天大亮，天快亮的时候，分局的局长和两位副局长也赶来了。正局长主管行政，平时不怎么管刑侦的事，这次听说出了这么大的凶杀案，也特意赶了过来；主管刑侦的副局长姓张，个子不高不矮，身材微胖，脾气特别火爆，刚接手刑侦工作没多长时间，这还是他第一次遇到这么恶性的凶杀案。

    

    张副局长一走进屋里，看到现场的情况，脸色一下子就沉了下来，忍不住皱着眉头大喊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什么人这么大胆子，敢光天化日之下杀人？还是杀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老太太！”

    

    武队长赶紧走过去，把孙法医和郭老师的勘查结果汇报给了张副局长和正局长。张副局长听完，更加着急了，来回在屋里转悠，嘴里不停地念叨着：“没有翻动痕迹，没有财物丢失，那凶手到底是为了什么？周大娘平时为人那么好，怎么会有人害她？”

    

    随后，张副局长让侦查员们去询问周围的街坊，问问周大娘平时有没有什么存款、金银首饰之类的，有没有什么仇人，有没有跟谁结过怨。侦查员们立刻行动起来，挨家挨户地询问街坊邻居。

    

    街坊们都说，周大娘家里特别穷，平时省吃俭用，连一件新衣服都舍不得买，吃饱穿暖都费劲，根本不可能有存款和金银首饰；至于仇人，更是不可能，周大娘为人善良，性子温和，跟谁都处得好，平时街坊们有什么困难，她都主动帮忙，大人们没事也都愿意去找她聊天，孩子们也愿意围着她转，怎么可能有仇人。

    

    “仇杀不可能，情杀更不可能，那到底是为什么？”张副局长皱着眉头，一脸疑惑地说道，“难道是流窜作案？流窜犯为了抢劫财物，不管不顾，杀了人之后发现没什么可抢的，就跑了？”

    

    旁边的侦查员听了，赶紧说道：“张局，可周大娘家那么穷，流窜犯就算再糊涂，也不可能抢一个连吃饱穿暖都费劲的老太太吧？”

    

    “你们不懂，”张副局长摆了摆手，说道，“流窜犯都是外地来的，根本不知道谁家穷谁家富，他们就是碰运气，看到有人家房门没锁，就进去抢劫，一旦被发现，就会杀人灭口。等他们杀了人，翻遍屋子发现没什么可抢的，已经晚了，只能赶紧跑。所以，不能排除流窜犯侵财杀人的可能性。”

    

    张副局长之所以这么认为，其实是有原因的，这跟周大娘家住的位置有很大的关系。周大娘家住的老弯道，在1980年的时候，还是一个人烟稀少、比较原始的地方，现在的天津市滨海新区于家堡商务区，就是当年的老弯道所在地。

    

    可能很多天津的朋友，现在对老弯道这个名字都不太熟悉了，但要是说起于家堡商务区，别说天津的朋友，全国的朋友可能都有耳闻，那是滨海新区的CBD，高楼林立，霓虹闪烁，车水马龙，一派繁华景象，可在1980年，这里还是一片荒凉。

    

    1878年，晚清时期，李鸿章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个机械化煤矿，开平矿务局，到了1886年，开平煤矿的煤越产越多，怎么把煤运出去就成了一个大问题。于是，李鸿章上奏朝廷，组建了开平铁路公司，在1888年3月份，铁路修到了天津塘沽，建了塘沽车站，也就是现在的塘沽南站。

    

    可刚建塘沽车站的时候，火车和铁轨技术都比较落后，火车没办法直接掉头，于是就在现在于家堡站的位置，设置了一条8.2公里的迂回线，也就是一个大大的弯道，那时候，人们就把这一片叫做弯道路。后来，有人在弯道路的基础上盖了房子，慢慢居住下来，久而久之，这个地名就传了下来，变成了老弯道。

    

    1980年的时候，老弯道还是一片荒凉，沿着弯道的走向，只有四排平房，那是盐场三分厂的宿舍，一共住着五六户人家，周大娘就是其中一户。这四排平房周围有不少水洼，都是咸水，又咸又涩，根本不能喝，也不能用来洗衣服、做饭，离平房区百十来米的地方，有一口深井，那是附近唯一的淡水来源，街坊们平时喝水、洗衣服、做饭，都靠这口井。

    

    张副局长在现场附近转悠了一圈，看着周围荒凉的景象，叹了口气说道：“你们看，这个地方这么偏僻，人烟稀少，谁都能来，谁都能去，就算有陌生人路过，也不会有人注意。要是真的是流窜犯作案，杀完人之后立刻跑了，咱们想找他，可就难了。”

    

    说完，张副局长立刻让手底下的人用座机电话，把情况上报给了市局。要知道，那时候的滨海新区离天津市区很远，不像现在，有高铁、轻轨、金滨大道、天津大道，交通特别方便，那时候只有土路，开车要走大半天才能到市区，所以市局的人赶到塘沽，花费了不少时间。

    

    直到上午九点半，市局治安二处的贾处长，才带着几名侦查员和技术员，赶到了老弯道。贾处长五十多岁，是个老刑侦，办过无数起大案要案，经验非常丰富，眼神锐利，一看就不好惹。他一到现场，就立刻找到了张副局长，开门见山地问道：“现场勘查过了吗？有没有什么线索？”

    

    张副局长赶紧点了点头，说道：“贾处，现场已经勘查过了，法医和技术员也都做了初步检验，但是目前还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线索，我们怀疑是流窜作案。”

    

    贾处长皱了皱眉头，没有说话，而是带着市局的侦查员和技术员，在现场里里外外走了一遍，仔细查看了每一个细节，同时也听分局的侦查员汇报了勘查情况和询问街坊的结果。

    

    当听到案犯使用的凶器是斧子和搓衣板，而且斧子是周大娘家的时候，贾处长停下了脚步，自言自语地说道：“这搓板，不可能是案犯自己带来的吧？”

    

    旁边的侦查员立刻说道：“贾处，肯定不是，搓板这么笨重，案犯作案不可能特意带着搓板。”

    

    “那斧子呢？”贾处长又问道，“你们确认斧子是周大娘家的吗？”

    

    “确认了，”张副局长接过话茬，说道，“我们找街坊辨认过了，这把斧子就是周大娘家的，平时用来劈柴、剁骨头的，一直放在院子里的角落里。”

    

    “这么说，榔头和钉子，也应该是周大娘家的？”贾处长问道。

    

    “我们怀疑是，”张副局长说道，“现场没有发现外来的榔头和钉子，而且钉子和榔头都是很普通的那种，跟周大娘家平时用的一模一样。”

    

    贾处长点了点头，伸手指着地面，语气肯定地说道：“这不是流窜作案，是熟人作案，而且很可能是她的邻居，流窜作案的可能性，连考虑都不用考虑。”

    

    张副局长一听，顿时愣住了，一脸疑惑地问道：“贾处，您怎么这么肯定？”

    

    贾处长笑了笑，指着衣柜和墙上的刮痕，说道：“你想想，流窜犯杀人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抢劫财物，杀完人之后，第一反应就是尽快离开现场，生怕被人发现，怎么可能会花费时间藏尸体，还把墙上的血迹刮掉？只有熟人才会这么做，因为熟人害怕尸体被早点发现，害怕自己被怀疑，所以才会藏尸体、掩盖血迹，给自己争取时间处理凶器、收拾自己，避免留下破绽。”

    

    顿了顿，贾处长又说道：“还有，你们看，割断周大娘颈动脉的，不是斧子，是刀，而且这把刀至今还没找到。这说明，这把刀是案犯随身带来的，应该是平时家家户户都有的水果刀之类的小刀具，携带方便。再看地上的鞋印，模糊不清，说明案犯处理过鞋印，但处理得很粗糙，这说明他有一定的反侦察意识，但手法很幼稚，不是惯犯，应该是第一次作案。”

    

    张副局长听完，恍然大悟，点了点头说道：“贾处，您说得对，我之前太急了，没考虑到这些细节。”

    

    “行了，别废话了，”贾处长摆了摆手，说道，“赶紧再去询问街坊，重点问问，平时谁经常去周大娘家，尤其是年轻的男性，年纪不要太大，十五六岁到二十岁左右的，毕竟案犯的反侦察手法很幼稚，很可能是个年轻人。”

    

    侦查员们立刻行动起来，再次挨家挨户地询问街坊，这次重点询问经常去周大娘家的年轻男性。很快，他们就找到了之前那个说见过周大娘打水回家的王大娘，把她叫到一边，耐心地问道：“王大妈，您再好好想想，平时谁经常去周大娘家？尤其是年轻的小伙子，十五六岁左右的，男的。”

    

    王大娘皱着眉头，仔细想了想，说道：“要说经常去周大娘家的年轻小伙子，那就是小林子了，他就住在周大娘家对过，是郎家的小子，叫郎世林，今年十五六岁，正在上中学。”

    

    “郎世林？”侦查员问道，“您跟我们说说，这个郎世林怎么样？脑瓜机灵吗？平时说话办事怎么样？他经常去周大娘家干嘛？”

    

    王大娘叹了口气，说道：“小林子这孩子，人不傻，但也不算机灵，说话办事有点二二呼呼的，不太懂事。他经常去周大娘家，有时候帮周大姐买个酱油、醋什么的，周大姐心善，知道这孩子嘴馋，每次他帮忙买东西，都会多给个一毛两毛的零花钱，就当是奖励他了。你们问这个干什么？难道你们怀疑小林子？不可能吧，他就是个孩子，而且周大姐平时对他那么好，他怎么可能害周大姐？”

    

    “大妈，您别多想，”侦查员笑了笑，说道，“我们就是随便问问，了解一下情况，没有怀疑他的意思。”

    

    虽然嘴上这么说，但侦查员们心里已经有了怀疑，他们又找了另外一个邻居，是个中年大汉，平时跟郎家走得比较近，询问他关于郎世林的情况。

    

    中年大汉一听民警问郎世林，愣了一下，说道：“你们问小林子啊？我模模糊糊记得，那天上午，小林子去过周大娘家，具体几点几分，我可说不好，因为他经常去，大伙都没太在意。不过，你们要是怀疑小林子，那可就错了，这孩子虽然有点二二呼呼的，但心地不坏，而且周大娘平时对他那么好，他怎么可能杀周大娘呢？”

    

    “那您还记得，郎世林是在周大娘打水之前去的，还是打水之后去的吗？”侦查员问道。

    

    中年大汉摇了摇头，说道：“那我就不知道了，我那天没看见周大娘打水，所以也不知道小林子是之前去的，还是之后去的。不过，小林子平时经常去周大娘家，有时候一天去好几次，也没人在意他什么时候去、什么时候走。”

    

    “那他家里平时都有谁？他妈妈在家吗？”侦查员又问道。

    

    “他家里就他和他妈妈，他爸爸早就不在了，”中年大汉说道，“他妈妈是街道的积极分子，平时挺热心的，经常帮街坊们办事，人也挺好的。”

    

    询问完街坊，张副局长、武队长和贾处长凑到一起，商量了一下。贾处长说道：“这个郎世林，有重大嫌疑，他经常去周大娘家，熟悉周大娘家的环境，而且年纪不大，符合我们对案犯的判断，反侦察手法幼稚，很可能是一时冲动作案。我们现在就去他家看看，但是不能打草惊蛇，得想个借口。”

    

    商量好之后，张副局长、武队长带着几名侦查员，来到了郎世林家门口。郎世林家就在周大娘家对过，也是一间平房，门口收拾得干干净净，院子里种着几棵青菜。

    

    侦查员走上前，轻轻敲了敲门，喊道：“有人吗？在家吗？”

    

    没过多久，房门就开了，一个中年妇女走了出来，个子不高不矮，身材微胖，脸上带着笑容，正是郎世林的妈妈。她一看门口站着几个穿着警服的人，脸上的笑容愣了一下，然后赶紧热情地说道：“警察同志，快进来快进来，你们辛苦了，看你们这一脸疲惫，是不是昨天一宿都没休息啊？”

    

    张副局长笑了笑，说道：“大嫂，不辛苦，我们是市局和分局的，过来办点事。听说您是街道的积极分子，我们想借您家的地方开个会，研究一下周大娘的案子，您看方便吗？”

    

    郎世林的妈妈一听，赶紧点了点头，说道：“方便方便，当然方便，警察同志，你们快进来，我这就给你们倒杯水。”

    

    “不用麻烦您了，大嫂，”张副局长说道，“我们就是开个短会，很快就结束，您要是有事，就先出去忙，不用管我们。”

    

    郎世林的妈妈也没多想，觉得警察开会，自己在场也不方便，于是点了点头，说道：“那行，警察同志，你们慢慢开，我出去买点菜，中午就在我家吃饭，我给你们做点好吃的。”

    

    “不用了大嫂，我们开完会就走，”张副局长说道，“麻烦您了。”

    

    郎世林的妈妈笑了笑，转身就出去了，临走前还特意关上了房门，生怕打扰到警察开会。其实，她哪里知道，警察根本不是来开会的，而是来勘查现场，寻找证据的。

    

    郎世林的妈妈一走，贾处长就立刻说道：“快，大家抓紧时间，仔细勘查，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重点找血迹、凶器，还有可能藏起来的赃物。”

    

    侦查员们立刻行动起来，在屋里仔细勘查。郎世林家的房子不大，布局跟周大娘家差不多，也是一张三屉桌、一张床、一个立柜，屋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看起来很整洁。

    

    贾处长走到窗边，推开窗户，往外看了看，突然，他的目光停住了，在院子里的小厨房屋顶上，放着一个木盆。那时候的平房，正房都比院子里的小厨房高，所以从正屋里隔着窗户，能清楚地看到小厨房的屋顶。

    

    那个木盆是普通的洗衣盆，木头做的，颜色已经发黑了，上面还湿湿乎乎的，挂着水珠，看起来像是刚洗过衣服，还没晾干，就被放在了屋顶上。

    

    “你们看那个木盆，”贾处长指着屋顶上的木盆，说道，“有点不对劲，把它勾下来，仔细检查一下。”

    

    一名侦查员立刻找来一根长竹竿，小心翼翼地把屋顶上的木盆勾了下来，端进了屋里。贾处长接过木盆，仔细看了看，然后对身边的技术员说道：“快，检测一下，看看这个木盆上有没有血迹。”

    

    技术员立刻拿出勘查包，从里面拿出一个小药瓶，里面装着白色的粉末，这是当时用来检测血迹的试剂。他用专用的小勺，舀出一点粉末，撒在木盆的盆底，没过多久，白色的粉末就变成了暗绿色。

    

    “贾处，有反应，木盆上有血迹残留！”技术员语气凝重地说道。

    

    张副局长一看，皱了皱眉头，说道：“贾处，这会不会是巧合？普通人家，洗洗涮涮很正常，而且家里有女同志，到了生理期，贴身衣物上会沾有血迹，洗的时候，木盆上难免会有残留，这也不足为奇啊。”

    

    张副局长说的确实有道理。在1980年，条件还很落后，没有现在的卫生巾，女同志们生理期的时候，都是用布条之类的东西，血污沾到衣裤上，只能用手洗，所以很多人家的木盆上，都会有血迹残留，这是很常见的事情。

    

    贾处长点了点头，没有说话，眼神依旧盯着窗外，似乎在寻找着什么。就在这时，他又看到了一个东西，在院子里的窗台边，放着一双松紧口的布鞋，鞋面是蓝色的，鞋底是黑色的，看起来是刚刷过的，鞋面上还带着水珠，没有晾干。

    

    更让贾处长注意的是，有一个人从屋里走了出来，蹲在窗台边，盯着那双布鞋左看右看，看了一会儿，又把布鞋拿进了屋里。贾处长仔细一看，那个人不是别人，正是郎世林的妈妈，她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了，可能是担心警察有什么需要，又或者是放心不下家里。

    

    “快，把那双鞋拿过来，检测一下！”贾处长立刻说道。

    

    侦查员立刻走出去，找到了郎世林的妈妈，说明了情况，然后把那双布鞋拿了过来。技术员立刻用同样的试剂，对布鞋进行检测，结果发现，鞋底和鞋帮子上，都有血迹残留。

    

    “贾处，鞋上也有血迹！”技术员说道。

    

    这一下，张副局长也不说话了。他心里清楚，就算女同志生理期，血迹也不可能沾到鞋底和鞋帮子上，这太不正常了，很明显，这双鞋上的血迹，绝对有问题。

    

    贾处长脸色一沉，说道：“把郎世林的妈妈叫进来。”

    

    侦查员立刻出去，把郎世林的妈妈叫了进来。郎世林的妈妈一进屋，就看到一名侦查员手里拎着她儿子平时穿的那双布鞋，一屋子的警察都盯着她，眼神凝重，她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了，心里一下子就慌了，浑身都不自在，站在那里，手足无措。

    

    一名侦查员举起手里的布鞋，问道：“大嫂，这双鞋，是谁的？”

    

    郎世林的妈妈咽了口唾沫，声音有些颤抖地说道：“是、是我儿子小林子的，他平时就穿这双鞋。”

    

    “这鞋，是你刷的吗？”侦查员又问道。

    

    “不、不是，”郎世林的妈妈摇了摇头，说道，“是他自己刷的，昨天晚上，他回来之后，就把鞋刷了，还放在院子里晾干，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要刷鞋。”

    

    说完这句话，屋里陷入了沉默，所有人都没有说话，气氛格外沉重。郎世林的妈妈看着警察们的表情，心里越来越慌，她隐约感觉到，事情可能跟她儿子有关，眼泪一下子就涌了上来。

    

    过了一会儿，张副局长开口了，语气平静地问道：“大嫂，你儿子郎世林呢？现在在哪？”

    

    郎世林的妈妈擦了擦眼泪，说道：“他、他上学去了，今天早上，我叫他起床，他说要去学校，我就没多想，让他去了。警察同志，小林子他不会干坏事的，周大姐平时对他那么好，他怎么可能害周大姐呢？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大嫂，你先别激动，”张副局长说道，“我们也希望是搞错了，但是现在有一些情况，需要找郎世林了解一下，麻烦您陪着我们，去他学校把他叫回来，好吗？”

    

    郎世林的妈妈看着警察们凝重的表情，知道自己推脱不了，只能点了点头，哭着说道：“好，我陪你们去，但是你们一定要相信，小林子他是无辜的，他不会干那种事的。”

    

    随后，郎世林的妈妈带着张副局长、武队长和几名侦查员，赶往郎世林上学的学校。那时候的学校，条件也很简陋，都是平房，教室里只有几张破旧的桌子和椅子，郎世林所在的中学，离老弯道不算太远，步行十几分钟就能到。

    

    赶到学校后，他们找到了郎世林的班主任。班主任是个年轻的女老师，看到警察来了，还有郎世林的妈妈，心里很疑惑，问道：“警察同志，你们找我有事吗？还有大嫂，您怎么来了？”

    

    张副局长笑了笑，说道：“老师，我们找郎世林，有点事想问问他，麻烦您把他叫出来。”

    

    班主任皱了皱眉头，说道：“郎世林？他今天没上学来啊，也没有请假，我正想着放学之后，去他家问问情况呢，他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什么？他没上学？”郎世林的妈妈一听，脸色瞬间变得惨白，一下子就瘫软了，幸好旁边的侦查员扶住了她，“他没上学？那他去哪了？他昨天晚上还说今天要上学的，他怎么会没去呢？”

    

    张副局长也皱了皱眉头，心里的怀疑更重了，他对班主任说道：“老师，您问问班里的同学，看看有没有人知道郎世林去哪了。”

    

    班主任立刻走进教室，询问班里的同学。没过多久，她就走了出来，说道：“警察同志，有个同学说，他知道郎世林去哪了，昨天下午，郎世林跟他说，今天要去看电影，不去上学了。”

    

    “看电影？”张副局长说道，“他去哪个电影院看电影了？”

    

    班主任摇了摇头，说道：“那个同学也不知道，郎世林没说具体去哪个电影院，就说要去看电影。”

    

    没办法，张副局长只能让侦查员们分头行动，去附近的电影院寻找郎世林。那时候的塘沽，电影院不多，就那么几家，侦查员们一家一家地找，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一家小型电影院里，找到了郎世林。

    

    那时候的电影院，条件很简陋，黑暗的大厅里，放着一部老电影，郎世林坐在角落里，低着头，看起来有些坐立不安，眼神躲闪，根本没有心思看电影。

    

    张副局长和几名侦查员走了过去，拍了拍郎世林的肩膀。郎世林吓了一跳，猛地抬起头，看到是警察，脸色瞬间变得惨白，浑身都开始发抖，眼神里充满了恐惧。

    

    张副局长仔细看了看郎世林，发现他穿的衣服不对劲。他穿了一件白衬衣，这件白衬衣看起来已经穿了很久了，上面有些脏，灰不溜秋的，显然是洗了很多次，已经洗不白了。但是，衬衣的胸前，有一道道白色的痕迹，用手一摸，感觉很粗糙，还拉手。

    

    张副局长用手摸了摸那些白色痕迹，又凑到鼻子边闻了闻，心里一下子就明白了，那是牙膏，是故意涂在衬衣上的，目的就是为了掩盖什么。

    

    张副局长没有明说，而是盯着郎世林，语气平静地问道：“郎世林，你衬衣上的这些白色痕迹，是什么东西？”

    

    郎世林低着头，不敢看张副局长的眼睛，嘴里支支吾吾的，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

    

    “说！这是什么东西？”旁边的武队长忍不住开口了，语气严厉，吓得郎世林浑身一哆嗦。

    

    “是、是牙膏，”郎世林终于开口了，声音颤抖，眼泪一下子就涌了上来，“我、我用牙膏涂在上面的。”

    

    一名侦查员弯腰，从地上捡起一根小木棍，小心翼翼地把衬衣上的牙膏刮掉。牙膏刮掉之后，底下露出了一道道暗红色的痕迹，很明显，那是人血，已经凝固发黑了。

    

    郎世林一看，再也忍不住了，“哇”的一声哭了出来，浑身抖得更厉害了。

    

    张副局长看着他，语气平静地说道：“郎世林，事到如今，你也别再隐瞒了，跟我们走吧，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地说清楚。”

    

    郎世林没有反抗，只是一个劲地哭，点了点头，跟着警察走出了电影院。

    

    随后，侦查员们把郎世林带回了分局，同时，也把木盆、布鞋和他的衬衣，都带回了局里，交给技术员进行进一步检测。经过化验，木盆上的血迹、布鞋上的血迹，还有衬衣上的血迹，都和周大娘的血型完全一致。那时候，还没有DNA比对技术，只能通过血型来大致推断，虽然不能百分之百确定，但结合现场的情况和郎世林的表现，基本可以确定，郎世林就是凶手。

    

    郎世林被带回分局后，立刻被带到了审讯室。审讯室里很简陋，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盏昏黄的灯泡，光线很暗，气氛格外压抑。郎世林坐在椅子上，低着头，不停地哭，肩膀一抽一抽的。

    

    审讯他的是武队长。武队长坐在他对面，看着眼前这个十五六岁的小伙子，心里很感慨。郎世林虽然只有十六岁，但长得结结实实的，个子也不矮，脸是圆方脸，皮肤很黑，看上去比同龄人成熟很多，不像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孩子，倒像是一个成年人。

    

    武队长语气缓和了一些，说道：“郎世林，别哭了，事到如今，哭也没用，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地说清楚，争取宽大处理，你还是个孩子，只要好好改造，以后还有机会。”

    

    郎世林听了，哭声稍微小了一些，他抬起头，看着武队长，眼里充满了恐惧，声音颤抖地问道：“叔叔，我、我杀了周奶奶，你们、你们会枪毙我吗？”

    

    武队长看着他，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说道：“你先把事情说清楚，该怎么处理，法律会有公正的判决。”

    

    郎世林一听，又哭了起来，哭了好一会儿，才慢慢平静下来，结结巴巴地，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

    

    “昨天上午，我、我看到周奶奶去打水，我、我就趁机走进了周奶奶家。我、我之前每次去周奶奶家，都、都能看到她那个木箱子上，放着一块手表，我、我特别喜欢那块手表，我、我也想有一块手表，看着别的同学偷偷把他们爸妈的手表带出来炫耀，我、我特别羡慕。”

    

    郎世林一边哭，一边说，语速很慢，还时不时地停顿一下，能看得出来，他很害怕，也很后悔。

    

    “我、我走进屋里，拿起那块手表，看了看，又、又听了听，手表咔咔咔地响，我、我特别喜欢，就、就把它装进了我的口袋里。可是，我、我又有点害怕，怕周奶奶发现，就、就又把它拿出来，放、放回到了木箱子上。可、可我还是想要那块手表，我、我就又把它装进了口袋里，刚、刚要出门，周奶奶就打水回来了。”

    

    “周奶奶看到我，又、又看了看木箱子上，她、她就把我叫住了，说‘小林子，你拿我手表了？’我、我当时很害怕，就、就把手表掏了出来，还给了她。周奶奶转身，把手表又放回了木箱子上，我、我心里很着急，我、我既想要手表，又、又怕周奶奶告诉我妈妈，怕我妈妈打我，我、我一时糊涂，就、就拿起旁边的搓衣板，从后面砸了周奶奶的脑袋，周奶奶一下子就倒在了地上，不动了。”

    

    “我、我当时很害怕，以为周奶奶死了，就、就又拿起周奶奶家的斧子，在她身上砸了几下，我、我还带着一把水果刀，是我平时用来削铅笔的，我、我又用水果刀，划了她的脖子，当时流了好多血，我、我看着周奶奶，知道她真的死了，我、我更害怕了，怕被别人发现，就、就把她抱进了衣柜里，用钉子把衣柜门钉死了，还、还把墙上的血迹刮掉了，想、想掩盖证据。”

    

    武队长看着他，心里很沉重，问道：“那那块手表呢？现在在哪？”

    

    郎世林哭着说道：“我、我杀了周奶奶之后，特别害怕，也、也不敢把手表带回去，就、就把它扔进了门口的咸水坑里了，我、我不敢再碰它，我、我后悔了，叔叔，我真的后悔了，我不该杀周奶奶，她平时对我那么好，还给我零花钱，我、我错了……”

    

    武队长听了，叹了口气，说道：“周大娘那么疼你，把你当亲孙子一样看待，就因为一块旧手表，你就把她杀了，你知道你错得有多离谱吗？”

    

    郎世林一个劲地哭，不停地说道：“我知道，我知道我错了，我、我不该一时糊涂，我、我羡慕别人有手表，我、我家里穷，没有手表，我、我就想把周奶奶的手表拿走，我、我没想到会杀了她，我当时脑子一片空白，就、就怕她告诉我妈妈，怕她骂我、打我，我、我不是故意的……”

    

    武队长看着眼前这个哭得撕心裂肺的少年，心里五味杂陈。他办案这么多年，见过形形色色的凶手，有穷凶极恶的惯犯，有报复社会的歹徒，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为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感到惋惜。郎世林还只是个孩子，本该在学校读书，在父母的呵护下长大，却因为一时的贪念，因为一块小小的旧手表，亲手杀害了对自己百般疼爱的周大娘，把自己的人生彻底毁了。

    

    审讯结束后，武队长立刻安排侦查员，按照郎世林所说的位置，去门口的咸水坑里寻找那块手表。那时候的咸水坑，水又脏又浑，里面全是淤泥，侦查员们挽起裤腿，在水坑里一点点摸索，折腾了大半天，终于在水坑底部的淤泥里，找到了那块上海牌旧手表。

    

    那块手表确实很旧，表盘已经有些磨损，表带也断了一截，上面还沾着厚厚的淤泥，看起来毫不起眼，可就是这样一块旧手表，却成了这场命案的导火索，夺走了一个善良老人的生命，也毁掉了一个少年的未来。侦查员们把手表清洗干净，交给技术员进行检验，确认这块手表就是周大娘的，上面还残留着少量周大娘的指纹和郎世林的指纹，这也成为了定案的关键物证。

    

    随后，案件被移交到了检察院，检察院经过审查，依法对郎世林提起了公诉。法院开庭审理此案时，很多街坊邻居都去了，他们看着站在被告席上，依旧在不停流泪、满脸悔恨的郎世林，心里既生气又惋惜。生气他杀害了善良的周大娘，惋惜这个年轻的少年，因为一时的糊涂，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根据当时的《刑法》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郎世林作案时，还差三个月才满十六周岁，属于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情形，应当承担故意杀人罪的刑事责任，但因为未满十八周岁，依法不适用死刑，也不适用无期徒刑。

    

    最终，法院经过审理，结合郎世林的犯罪情节、认罪态度以及未满十六周岁的实际情况，依法判处郎世林有期徒刑十五年。当法官宣读判决结果的时候，郎世林再也忍不住，哭得瘫倒在被告席上，嘴里不停地喊着：“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想回家，我想妈妈……”

    

    郎世林的妈妈坐在旁听席上，哭得肝肠寸断，她不停地捶打着自己的胸口，嘴里念叨着：“是我不好，是我没教育好你，是我对不起周大姐，对不起你啊……”她怎么也没想到，自己辛辛苦苦拉扯大的儿子，竟然会做出这样的事情，竟然会亲手杀害了对他们母子百般照顾的周大娘。

    

    周大娘的儿子，从外地赶了回来，当他看到母亲的尸体，听到案件的经过时，悲痛欲绝，可看着眼前这个未满十六周岁、满脸悔恨的少年，他最终还是没有选择怨恨，只是叹了口气，说道：“都是孩子，一时糊涂，希望你在里面好好改造，以后出来，做个好人，别再犯这样的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