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1月的赣南,天气已经凉了下来。
江西省于都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大队长赵建国,那天难得清闲。案子刚办完一个,手头暂时没什么急事,他就穿着便装在街上溜达,想着透透气。
干刑侦这行二十多年了,赵建国早就习惯了没日没夜地奔波。年轻那会儿,为了蹲一个嫌疑人,能在草窝子里趴一宿,蚊子咬得满脸包也不敢动一下。现在岁数大了,腰不行了,蹲一宿第二天就直不起来。可这行干久了,有些东西是刻进骨子里的,改不掉。
比方说,那股子敏感劲儿。
走在街上,他习惯性地观察周围:对面走过来的人,眼神往哪儿瞟;路边蹲着抽烟的,手里拿的什么烟;巷子口停着的摩托车,车牌是不是本地的。这些细节,别人看不见,他能看见。不是刻意看的,是眼睛自己就往那儿去。
走着走着,碰上个熟人。
“哟,赵队!”一个四十来岁的汉子冲他招手,是邻村的老陈,以前办过案子的线人,后来没啥联系了,但见了面还算热络。
赵建国停下脚步,掏出烟递过去一根:“老陈,好久不见,最近忙啥呢?”
“嗨,能有啥忙的,种地呗。”老陈接过烟,凑过来点着火,嘬了一口,“赵队,你今儿个咋有空溜达?又办大案呢?”
“刚办完一个,歇两天。”赵建国自己也点上烟,蹲在墙根底下,“你们村最近咋样?都太平吧?”
老陈也跟着蹲下,咂摸咂摸嘴:“太平倒是太平,就是前两天出了个怪事。就咱们隔壁那个村子,有个姑娘刚办完喜酒,晚上人就没了。”
赵建国夹烟的手指顿了一下。
“没了?什么意思?”
“死了呗。”老陈压低了声音,往四周瞅了瞅,虽说街上也没几个人,但他还是习惯性地神神秘秘,“就结婚那天晚上,在新房里摔了一跤,就这么摔死了。”
赵建国眉头拧起来了:“摔死的?怎么个摔法?”
“听说是喝喜酒喝多了,站不稳,一头栽地上,磕着了。”老陈摇摇头,“你说这事儿邪不邪门?大喜的日子,人说没就没了。”
“多大岁数的姑娘?”
“二十出头吧,具体我也不清楚,反正是个小姑娘。身体好着呢,平时在地里干活利索得很,挑水劈柴啥都能干,没啥毛病。”
赵建国把烟头摁灭在墙根上,心里的警铃已经响了起来。
新婚之夜,喝多了酒,摔了一跤,摔死了?
这话听着怎么这么不对劲呢?
他是干刑侦出身的,这些年经手的案子多了去了,杀人案、抢劫案、投毒案,什么样的案子都见过。直觉告诉他,这事儿没那么简单。一个年轻姑娘,身体健康,怎么就摔一跤能把人摔死?摔哪儿了?怎么摔的?谁看见了?摔的时候有没有人在场?摔完之后有没有及时送医?
这些问题,像一串问号,在他脑子里转个不停。
“那姑娘送医院没?”赵建国追问道。
“送了送了,听说送到县医院去了。”老陈挠挠头,“她那个对象还是个大医院的医生呢,在深圳,研究生毕业,人家可是主任医师。可牛了,村里人都说这姑娘命好,嫁了个金龟婿。”
“什么时候摔的?”
“听说是下午五点多。”
“什么时候送的医院?”
老陈想了想:“好像是晚上十二点多吧……对,半夜送的。我听他们村的人说的,说是折腾到半夜才送去的。”
赵建国心里咯噔一下。
下午五点多摔的,半夜十二点多才送医院?这中间隔了七个多小时。
他那个对象不是医生吗?深圳大医院的主任医师,怎么着也该比咱们县城的医生懂得多吧?自己媳妇摔昏迷了,他不着急?他不知道危险?这七个小时里,他都在干什么?
不对劲,太不对劲了。
赵建国站起身,拍了拍裤子上的灰:“行,老陈,我先回去了,改天请你喝酒。”
老陈还没反应过来,赵建国已经大步流星地走远了。
回到局里,赵建国没歇着,直接进了办公室。
他翻出通讯录,给几个老关系打了电话,问了一圈,把情况摸了个大概。死者姓钟,小名叫阿珍,那年二十三岁。娘家在岭背镇那边,经人介绍嫁给了邻村一个姓李的小伙子。李某人现在在深圳工作,是某大医院的主任医师,研究生学历,在村里算是很有出息的人了。
11月20号办的婚礼,当天晚上出的事,21号凌晨三点多在县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赵建国在笔记本上记下这些信息,然后敲了敲桌子。
“小李,小王,进来一下。”
两个年轻刑警推门进来。小李叫李建国,小王叫王海波,都是队里的骨干。
“有个案子,咱们得查一下。”赵建国把情况简单说了,“你俩各带一个人,兵分两路。小李,你去事发村子走访,找死者家属,找邻居乡亲,把情况摸清楚。小王,你去医院,找当天接诊的医生护士,把抢救过程问详细。记住,任何细节都不要放过,哪怕是个标点符号,也要给我记下来。”
“是!”
两路人马很快出发了。
赵建国坐在办公室里,点了根烟,盯着墙上挂着的于都县地图。那个村子的位置,他用红笔圈了出来。偏远的山沟沟里,交通不算方便。一个深圳回来的大医生,娶了个本地的农村姑娘,听着像是励志故事,可这故事的后半截,怎么就那么不对劲呢?
他想起自己办过的那些案子,有多少是表面看着风平浪静,底下却是暗流涌动。人心这东西,最难测。
第二天下午,两路人马陆续回来,信息汇总到他办公桌上。
李建国先开口:“赵队,我们走访了一圈,问了不少人。死者叫钟阿珍,23岁,初中毕业后就没再念书,在广东打过几年工,后来回家务农。男方叫李××,26岁,小学初中跟阿珍都是同学,后来考上高中,又考上大学,念了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深圳工作。俩人应该是谈了好几年对象,今年才张罗结婚。”
“女方家属什么态度?”
“女方父母挺伤心的,老两口哭得不行。他们说法跟咱们听说的差不多:结婚那天下午,阿珍喝多了酒,在婚房里摔了一跤,摔得不轻,昏迷不醒。后来送到医院,没抢救过来。”李建国顿了顿,“但是,我问了几个细节,发现不对劲的地方。”
“说。”
“第一,出事那天下午五点多,阿珍在婚房里昏迷之后,她妈和她姐当时就要打120,但新郎拦着不让打。新郎说他就是医生,知道情况,说阿珍就是喝醉了,睡一觉就好。后来是家里人逼得没办法了,他才打的电话。可这电话打出去,他跟120说的地址不是自己家,是离家五百米远的中学。”
赵建国眼神一凛:“中学?”
“对,那个村子我去看过,新郎家的位置在村东头,门口有条路能直接开进去。但他报的地址是村西头的中学,两个地方隔着五百米,还得绕一段路。120救护车开到中学门口,左等右等等不到人,以为是被耍了,又给开回医院了。后来是家里人再催,他才又联系医院,这回才说清楚地址。等救护车再来,把人接走,已经是晚上十二点多了。”
“从下午五点到晚上十二点,七个多小时。”赵建国在笔记本上记下,“这是故意拖延时间。”
“第二,到了医院之后,新郎一直误导医生。”王海波接过话头,“我找了那天晚上值班的急诊科医生,姓刘,三十多岁。刘医生说,新郎一到医院就亮明身份,说自己是深圳某大医院的主任医师,然后跟他说,他媳妇就是普通的摔伤,可能是压迫颈椎神经导致的昏迷,让医生按摔伤治疗就行。抢救的时候新郎一直在旁边,刘医生想做什么检查,他都拦着,说他懂,用不着做这个做那个。”
“刘医生怎么说的?”
“刘医生说,当时他也有点犯嘀咕,但对方是大医院的主任医师,比他资历深,他就没太坚持。现在回想起来,特别后悔。”王海波顿了顿,“还有,刘医生提到一个细节:死者被送来的时候,瞳孔已经收缩得很小了,跟针尖似的。他当时就觉得不太对劲,因为颅脑外伤导致的昏迷,瞳孔应该是散大的。但他提了一嘴,新郎立刻说这是正常现象,让他别多想。”
赵建国的手指敲着桌面:“瞳孔缩小……法医那边怎么说?”
李建国接话:“我问过咱们局里的法医老张了。老张说,按照医学常识,颅脑外伤导致的死亡,死者瞳孔应该是散大的。只有镇静类药物中毒,才会出现瞳孔缩小的症状。如果阿珍真是摔死的,伤的是脑袋,瞳孔怎么会缩小?”
赵建国站起身,在办公室里踱了几步。
所有的疑点,都指向一个方向。
“第三,”李建国继续说,“阿珍从下午五点多昏迷到晚上十二点多,整整七个小时,新郎作为一个专业医生,不可能不知道病情的严重性。但他一直跟家里人说‘没事,就是喝醉了,睡一觉就好了’,坚决不同意送医院。这期间,家里人急得团团转,他一点都不着急,还劝大家别担心。”
“第四,”王海波翻开笔记本,“阿珍死了之后,新郎当天就找了个借口离开了。他跟他妈说要去处理点事,然后就走了。后来女方家属想尸检,他还专门打电话回来反对,说人死为大,别折腾了,让死者入土为安。之后就再也没回过家,电话也打不通了。”
李建国补充道:“女方家属现在也很犹豫。他们本来想同意尸检的,但新郎那边一直在施加压力,说什么‘你们要是尸检,就是对死者的不尊重’,‘人死了还要挨刀子,你们忍心吗’之类的话。女方父母本来就没主意,被这么一说,更拿不定主意了。”
赵建国停下脚步,转过身来:“向局里汇报,申请成立专案组。这个案子,得查到底。”
11月22号上午,赵建国带着专案组的人,再次来到县医院。
这一次,他们是来找法医的。
县医院的法医老张,干了三十多年,经验丰富,在赣南这一片都很有名。他看了阿珍的尸体,又看了抢救记录,皱着眉头想了很久。
“赵队,这事儿不对劲。”老张摘下眼镜,揉了揉眼睛,“我跟你交个底,这姑娘的死因,绝对不是摔伤那么简单。”
“怎么说?”
“你看,”老张指着尸体,“颅骨没有明显骨折,脑部没有大的出血点,这种程度的摔伤,按理说不至于致命。而且她瞳孔收缩的程度,太厉害了,这是典型的中毒症状。我怀疑,她体内可能有大量镇静类药物。”
“能查出来吗?”
“能,但需要时间。”老张说,“得提取胃内容物、血液、肝脏组织,送到省里去化验。毒化检验不是一天两天能出结果的,最快也得十天半个月。”
赵建国点点头:“那就做。不管多久,我们等。”
当天下午,在征得女方家属同意后,法医对阿珍进行了尸检,提取了相应的检材,送往省城南昌的实验室进行毒物化验。
接下来就是漫长的等待。
赵建国带着人继续走访调查,一点点拼凑着这对新人的过往。
他们去了阿珍娘家,见了她的父母。
阿珍的父亲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五十多岁,头发已经白了大半,脸上沟壑纵横。提起女儿,他眼圈就红了,说话断断续续的。
“阿珍这孩子……从小就懂事,听话,干活利索。她念书念得不好,初中毕业就不念了,去广东打工。在外面吃苦受累的,从来不跟家里说,寄回来的钱倒是不少……”
“她跟小李是什么时候开始谈对象的?”赵建国问。
“就是小李上大学的时候。”阿珍的母亲接话,她比丈夫稍微能说一点,但说着说着也掉眼泪,“小李给她写信,写了好多信。阿珍也给他回。那几年,俩人写了得有好几百封信。阿珍把那些信都留着,压在箱子底下,没事就拿出来看。”
“小李家里条件不好,念书的时候没钱,阿珍在外面打工,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每个月都给他寄钱。供了他好几年啊……后来他毕业了,工作了,当了大医生,我们寻思着,闺女总算是熬出头了。谁知道……”
老太太说不下去了,捂着脸哭起来。
赵建国心里沉甸甸的。
一个农村姑娘,把自己打工挣的钱寄给心上人读书,一等就是好几年。这份情意,该有多重?
可那个男人,就是这么报答她的?
他们又去了小李的老家,见到了小李的母亲。
李母是个精明的老太太,说话滴水不漏。一提起儿子,她就叹气:“我这儿子,从小就有出息,念书好,考上了大学,又考上了研究生,现在在大医院当主任医师。我们老李家,祖坟上冒青烟了才出这么个人才。他跟阿珍的事,我早就知道,也没反对。阿珍这姑娘,人不错,就是……”
她顿了顿,没说下去。
“就是什么?”赵建国追问。
“就是……唉,也没什么。”李母摆摆手,“反正现在人已经没了,说这些干啥。”
赵建国没再追问,但心里有了数。
这老太太,藏着话呢。
12月3号上午,毒化检验结果终于从南昌送回来了。
赵建国拿着那份报告,手都在微微发抖。
报告上写得清清楚楚:死者钟某体内检出大剂量镇静催眠类药物成分,且不是单一成分,而是多种安眠药的混合物,包括地西泮、艾司唑仑、氯氮卓等,总剂量足以导致死亡。
法医老张在旁边解释:“赵队,这种混合用药的方式,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普通人最多能弄到一种安眠药,剂量也不会太大。但这几种药配在一起,效果是叠加的,毒性更强。能拿到这么多药、懂得怎么配的人,只有专业医生。”
赵建国把报告拍在桌上:“行了,证据确凿。立刻抓捕李某。”
然而,要抓人,人却不见了。
阿珍死后,小李给家里留了一封信,说是“承受不住打击,要出去散散心,过段时间再回来”。然后就走了,再也没露过面。
警方迅速展开侦查。11月25号,案发后第五天,小李在赣州市火车站出现过一次,之后就消失了。他的手机一直关机,家里人也联系不上他。
抓捕组日夜兼程,奔赴深圳、广州、中山、佛山等地,走访了小李的同事、同学、朋友,前前后后问了两百多人。
慢慢地,线索浮出水面。
有知情人透露,小李12月8号可能会回深圳,到他原来的住处取一些个人物品。
警方提前在深圳布控。
12月8号晚上,小李刚出现在他租住的公寓楼下,就被蹲守多时的民警当场抓获。
被抓的那一刻,小李没有挣扎,没有反抗,反而说了一句让在场民警都愣住的话:
“你们别审我了,早点给我一颗子弹吧。我这样的人,早该死了。”
审讯室里,小李一言不发。
他低着头,看着面前的桌子,像一尊雕塑。不管民警问什么,他就是不开口。
“李某,你知道为什么抓你吗?”
沉默。
“你妻子钟某的死,跟你有没有关系?”
沉默。
“你为什么要逃?”
还是沉默。
审讯的民警换了几个,问了几个小时,一无所获。
赵建国隔着单向玻璃看着他,心里清楚:这是个高智商的人,研究生毕业,当过主任医师,懂法律,懂流程,有反侦查意识。硬碰硬不行,得换个方式。
“让我进去跟他聊聊。”赵建国说。
他推开审讯室的门,走进去,在小李对面坐下。
小李抬起头看了他一眼,又低下去了。
赵建国没急着问话,而是从兜里掏出一盒烟,抽出一根递过去。
“抽吗?”
小李愣了一下,接过来,点上。
赵建国自己也点了一根,靠在椅背上,慢慢吐出一口烟。
“你和小钟,认识多少年了?”他问。
小李的手微微一抖。
“我听你丈母娘说,你们是小学同学、初中同学。一个班待了好几年,那时候就认识了吧?”
小李没说话,但烟抽得猛了一些。
“她说,你上大学的时候,小钟在外面打工,每个月给你寄钱。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钱都省下来给你。供了好几年。”
小李的嘴唇抿紧了。
“她说,你们写了有好几百封信。那会儿没有手机,没有微信,就靠写信。一封一封地写,一封一封地等。她说,那些信,小钟都留着,压在箱子底下,没事就拿出来看。”
小李的手开始微微颤抖,烟灰掉了一截。
“她说,小钟等了你这么多年,总算等你毕业了,有出息了。她以为闺女熬出头了。她以为闺女嫁了个好人家,以后能过上好日子。她以为……”
“别说了。”小李的声音沙哑,像是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
赵建国看着他,没停:“你知道小钟是怎么跟她说的吗?她说,等她结婚的时候,一定要穿上最漂亮的婚纱,让你看看她有多好看。她说,她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嫁给你。她说,她这辈子,值了。”
小李猛地抬起头,眼眶通红,嘴唇哆嗦着,像是要说什么,又说不出来。
“你知道她死的时候什么样子吗?”赵建国的声音很平静,但每一个字都像刀子,“瞳孔缩得跟针尖一样,那是安眠药中毒的症状。她躺在急救床上,脸色苍白,眼睛闭着,像是睡着了。可她到死都不知道,是她最爱的那个人给她下的药。”
小李的烟掉在地上,双手捂住脸,整个人剧烈地颤抖起来。
良久,他终于开口了。
声音沙哑,断断续续,像是在自言自语。
小李和小钟的故事,开始得很纯粹。
那时候他们都是孩子,坐在同一间教室里。小钟坐在第三排靠窗的位置,阳光照在她脸上的时候,小李觉得那是世界上最美的画面。
但他从不敢说。
他长得矮小,其貌不扬,成绩虽然好,但在班里从来不是引人注目的那个。小钟是班花,喜欢她的男生多得是,怎么会注意到他?
初中毕业,小钟没考上高中,回了农村。他考上了县里的重点高中,继续念书。
高中三年,他没敢联系她。功课太紧,压力太大,他没有精力去想别的事。但偶尔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会想起那个坐在窗边、被阳光笼罩的女孩。
直到考上大学,他终于鼓起勇气,写了第一封信。
他不知道她的地址,就把信寄到她村里,写上“钟阿珍收”。他想,村里人应该认识她吧?
没想到,她回信了。
信很短,字也歪歪扭扭的,但小李捧着那张纸,翻来覆去看了几十遍。
从那以后,他们开始通信。
他在信里给她讲大学的生活,讲宿舍里那几个奇葩的室友,讲食堂的饭菜有多难吃,讲实验室里稀奇古怪的仪器。她在信里给他讲村里的家长里短,讲田里的庄稼长得有多好,讲她打工的厂里那些有趣的事。
她没读过什么书,字写得不好,错别字不少,但每一封信都写得很认真。有时候还会在信里夹一张照片,是她站在厂门口拍的,穿着蓝色的工装,笑得眼睛弯成两道月牙。
后来,她知道他家里条件不好,就开始给他寄钱。
第一次收到汇款单的时候,小李在宿舍里哭了。
那钱不多,几十块钱,但小李知道,这是她在流水线上站一天一夜才能挣到的。她的手指因为长期干活,长满了老茧,可她从来没跟他说过一句苦。
他暗暗发誓,这辈子一定要对她好。
本科五年,研究生三年,整整八年。
八年的时间里,他一步步往上爬,她一直在身后支持他。他毕业了,工作了,成了深圳大医院的医生,成了科室里的骨干。
可他的心,也在这过程中,慢慢变了。
深圳是个花花世界,高楼大厦,车水马龙,到处都是机会,到处都是诱惑。他身边的同事,都是名牌大学的研究生、博士生。他们的对象,也大多是高学历的城市姑娘,谈吐优雅,衣着光鲜。
小钟偶尔来深圳看他,穿着朴素的衣服,说着带着方言的普通话,站在医院门口等他下班的时候,总有些异样的目光扫过来。
他跟同事介绍的时候,总是说她“也是大学生”。
他怕她给他丢人。
他开始觉得,她配不上他了。
可他又不敢提分手。
家里人知道他们的事,村里人都知道他们的事。如果他把小钟甩了,家乡父老会怎么骂他?陈世美这个帽子,他戴不起。
更让他害怕的是,小钟如果闹到单位,他的工作、他的前程,全都会毁于一旦。
他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2002年6月,一个和他一起进修的女研究生给他打电话。那天小钟正好在他身边,接了电话,一听是女声,立刻就炸了。
“谁?是谁?你跟她什么关系?”
小李解释说是普通同事,一起进修的,小钟不信。
“普通同事?普通同事大晚上给你打电话?你当我傻?”
她开始不吃饭,躺在床上,一躺就是好几天。人瘦得脱了相,眼睛劝她喝水,她也不理。就那么躺着,眼睛盯着天花板,一句话也不说。
小李又气又怕。
气的是她这么不讲道理,怕的是她真的出什么事。
后来她总算肯吃饭了,但心里的疙瘩,一直没解开。
10月份,小李和同事们出去聚会,有男有女,玩得晚了点。小钟打了好几个电话,他都没听见。等到他回电话的时候,小钟在电话那头吼了起来:
“你跟谁在一起?是不是跟那个女的?”
“没有,就是同事一起吃饭……”
“同事?男的女的?有几个女的?”
小李解释不清楚,越解释越乱。
那天晚上回去,小钟又跟他大闹了一场。
“你是不是嫌弃我了?你是不是觉得我配不上你了?你去找那些女研究生啊,她们有文化,长得漂亮,比我强多了!”
“我没有,你别瞎想……”
“我没有瞎想!你自己心里清楚!”
吵到最后,小钟摔门出去,一晚上没回来。
第二天早上,她回来的时候,眼睛红红的,什么也没说。
这样的事,发生了很多次。
轻则吵一架,重则她直接离家出走,一宿一宿不回来。
他越来越烦,越来越厌。
他不知道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他想过好好跟她谈,但每次一开口,她就觉得他要甩了她,就又哭又闹。他想过忍让,但忍让之后,下一次吵得更凶。
有时候他甚至想,要是没有她该多好。
这个念头一出现,他自己都吓了一跳。
但他控制不住自己不去想。
2002年11月10号,一个普通的早晨。
那天是周日,两个人都休息。小钟睡到上午十一点才醒。小李把她叫起来吃饭,她揉着眼睛,头发乱糟糟的,坐在床边发了会儿呆,然后说了句:
“哎呀,这么睡真舒服。要是能永远这么睡下去就好了。”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
小李愣住了。
他端着饭碗站在那里,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
对呀,要是她能永远睡下去,该多好。
所有的烦恼,所有的问题,就都解决了。
这个念头一出现,就像野草一样疯长,再也压不下去。
他开始在脑子里盘算:怎么才能让她“永远睡下去”?用什么方法?会不会被发现?怎么才能做到天衣无缝?
他是个医生,他知道什么样的药能让人在睡梦中死去,知道什么样的剂量能致死,知道什么样的药物组合更难以检测。
他甚至知道,如果能拖延抢救的时间,让药物在体内充分吸收,那么死后尸检都可能查不出来。
一切,都在他的计划之中。
几天后,小钟提出要回江西老家办婚礼。
小李答应了,高高兴兴地答应了。
没人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
11月15号,小李从自己医院的药房里,以科研需要为由,领取了大量的镇静类药物。他特意选了不同种类的安眠药,地西泮、艾司唑仑、氯氮卓,一样拿了一些。他小心翼翼地把药片碾碎,混合在一起,装进一个小瓶子里。
他知道,这样效果更好,也更难检测。
11月20号,婚礼的日子。
那天很热闹,从早上忙到下午。流水席摆了一桌又一桌,亲戚邻居来了好几十号人。院子里搭了棚子,棚下摆了十几张桌子,桌上堆满了菜。大锅菜冒着热气,红烧肉的香味飘得老远。
小钟穿着红嫁衣,脸上化了妆,比平时更好看了。她笑得很开心,眼睛弯成两道月牙,见人就发糖,逢人就敬酒。
“婶子,吃糖!”
“叔,喝一杯!”
她喝了多少酒,没人数得清。但都是低度的米酒,度数不高,喝几杯不至于醉。
她不知道,她的新婚丈夫正在谋划着什么。
下午三点多,宾客散得差不多了。院子里只剩下几个近亲在帮忙收拾碗筷。
小李走进厨房,找到两碗酒酿蛋。这是当地的风俗,新婚夫妇要吃酒酿蛋,寓意甜甜蜜蜜,早生贵子。
他在两碗酒酿蛋里各放了半勺盐,端给小钟吃。
小钟接过碗,吃了一口,皱起眉头:“怎么这么咸?”
“可能是糖放少了。”小李说,“将就吃吧,吃完了喝点水。”
小钟没多想,把两碗都吃了。
吃完之后,果然口渴。
“渴了吧?喝点水。”小李递过来一杯白开水,脸上带着温柔的笑。
那杯水里,加了他准备好的药粉。
小钟接过杯子,咕咚咕咚喝了个干净。
十多分钟后,她站起来想去上厕所,突然觉得眼前一黑,天旋地转,整个人软绵绵地倒在地上。
小李知道,药劲上来了。
他把她扶进婚房,让她躺在床上,给她盖好被子。
半小时后,他走出房间,叫来了自己的母亲和哥哥,也叫来了小钟的母亲和姐姐。
“她喝多了酒,摔了一跤,摔昏迷了。”他说。
小钟的母亲急了:“那快送医院啊!”
“没事,我看了,伤得不重,一会儿就能醒。”小李拦住他们,语气笃定,“我是医生,我知道。这种情况我见多了,就是喝醉了,睡一觉就好。你们别担心。”
家里人将信将疑,但也不好再说什么。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下午五点多摔的,等到晚上七点,小钟还没醒。
小钟的母亲坐不住了,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不时掀开帘子看一眼女儿。女儿躺在床上,脸色苍白,呼吸很轻,像是真的睡着了。
“要不还是送医院吧?”她说。
“妈,您别急,再等等。”小李说,“她要是真有事,我能看不出来吗?”
晚上七点半,小钟的母亲实在等不下去了,跑去村里请来赤脚医生。
赤脚医生姓黄,六十多岁,干这行一辈子了,治个头疼脑热的还行,大病重病就没办法了。他背着药箱进了门,看了看躺在床上昏迷不醒的小钟,又看了看小李。
小李立刻迎上去:“黄叔,她就是喝醉了酒,没事的,您别费心了。我在大医院干了这么多年,这种情况见多了,睡一觉就好。”
黄医生心里犯了嘀咕:这小伙子可是村里出了名的高材生,深圳大医院的主任医师,人家说的话还能有错?自己一个赤脚医生,哪有人家懂?
他给小钟打了点醒酒药,又摸了摸脉搏,说了句“那就再观察观察”,就走了。
晚上九点,小钟依然昏迷不醒。
小钟的姐夫是个急性子,他冲着小李大吼:“你他妈到底送不送医院?人都这样了,你还等什么?”
小李脸色变了一下,但很快恢复平静:“我这就打120。”
他拿起电话,拨了号码。
第一次打,他说打不通。
第二次打,打通了,他却说:“我们这儿是岭背镇××村,你们到村口的中学门口,我去接你们。”
他把地址说成了离家五百米远的中学。
120急救车开到中学门口,左等右等等不到人,司机按了半天喇叭也没人出来。他们以为是被耍了,又开回了医院。
家里人急得团团转,再催他,他才又联系医院。
这回他说了准确的地址。
等救护车第二次来,把人接走,已经是晚上十二点多了。
从下午五点到凌晨十二点,整整七个小时。
一个医生,眼睁睁看着自己新婚的妻子昏迷不醒,就是不送医院。
到了医院,小李依然在演戏。
急诊科的刘医生接待了他们。刘医生三十多岁,经验不算特别丰富,但基本的医学常识还是懂的。
他一看小钟的情况,心里就咯噔一下:瞳孔收缩得这么厉害,不对劲。
他正要开口问,小李已经抢先一步:
“刘医生,我是深圳XX医院的主任医师,这是我的名片。这是我妻子,今天办婚礼,喝多了酒,摔了一跤,应该是压迫颈椎神经导致的昏迷。你们按摔伤处理就行,不用做太多检查。”
刘医生接过名片看了一眼,心里踏实了一些。既然是同行,那就好沟通了。
“您确定是摔伤?她瞳孔收缩得很厉害……”
“正常的,摔伤导致的脑部受压,有时候也会出现瞳孔收缩的情况。”小李说得很笃定,“我在大医院干了好多年,这种情况见多了。你们按常规处理就行,别折腾太多检查,病人受不了。”
刘医生点点头,开了CT单子。
CT做完,结果显示颅骨没有明显骨折,脑部也没有大的出血点。刘医生松了口气,看来确实不严重。
“那就先观察观察?”他问。
“对,观察观察就行。”小李说,“你们给她打点营养神经的药,让她慢慢醒。”
刘医生照做了。
又折腾了近三个小时。
21号凌晨三点,小钟的心跳突然停止了。
护士发现的时候,监护仪上的线条已经变成了一条直线。
刘医生冲进去抢救,做心肺复苏,打强心针,能用的方法都用了,没用。
小钟死了。
她躺在急救床上,脸色苍白如纸,眼睛闭着,像是睡着了。
到死,她都不知道,是那个她等了八年、爱了八年的人,亲手杀了她。
小钟死后,小李找了个借口离开医院。
他说要去买点东西,然后就走了。
他在县城里漫无目的地走,走过空荡荡的街道,走过昏暗的路灯,走到东河大桥边。桥下的河水黑漆漆的,哗哗地流着。
他在桥边的山上坐了很久,抽了很多烟,喝了一瓶白酒。
他想了很多事,想起小时候坐在教室里,阳光照在小钟脸上的样子;想起收到她第一封信时的激动;想起她寄来的那些钱,每一张都皱巴巴的,带着她的体温。
他又想起这一年来的争吵,想起她哭红的眼睛,想起她离家出走时摔门的巨响。
他想起自己下的那些药,想起她喝下水时毫无防备的样子,想起她倒在地上时脸上的表情——惊讶,迷茫,然后慢慢闭上眼睛。
她到死,都不知道是他害的她。
她到死,都以为自己是喝醉了。
第二天,他坐车去了深圳。
回到自己的住处,他打开液化气灶,想自杀。
可是煤气罐里没气了。
他坐在空荡荡的房间里,看着窗外的高楼大厦,发了很久的呆。
11月29号,他弄了一张假身份证,坐火车去了长沙,租了间房子,准备改名换姓躲起来。
12月8号,他回深圳取东西。
刚一出现,就被警方抓获。
审讯后期,小李曾试图翻供。
他说自己是不小心让妻子误食了药物,说是自己放在桌上忘记收起来,她自己喝的。
但在完整的证据链面前,这些话苍白无力。
证人证言、通话记录、医院药品领取记录、毒化检验报告,每一样都指向他。
2003年5月22号,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法庭上,小李站在被告席上,低着头,一言不发。
公诉人宣读了起诉书,出示了证据,传唤了证人。
小钟的母亲作为证人出庭,她指着小李,浑身发抖,话都说不利索:
“你……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阿珍等你那么多年,供你读书,对你那么好,你怎么下得去手……”
她哭得说不出话来。
小李始终没有抬头。
6月6号,一审宣判。
审判长宣读判决书的声音在法庭里回荡:“被告人李某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小李听到这个判决,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2003年9月底,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维持原判。
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李某被执行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