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是在中南海边上一间小屋里开的。
屋子不大,朝北,十月下午的光线从高窗斜进来,在地上切出几块明晃晃的方格。空气里有旧木头、灰尘和墨水的味道——靠墙一溜书架,塞满了线装书和文件袋,有些袋子口松了,露出里面泛黄的纸边。
屋里坐了十几个人。
围着张长条桌,桌子是老的,红木,桌面被磨得发亮,映着窗外摇动的树影。桌上散乱地摊着纸、茶杯、烟灰缸,还有几个搪瓷缸子,上面印着“为人民服务”,字迹都磨淡了。
楚风坐在靠窗的位置。
他面前也摊着几页纸,是《共同纲领》草案的第三稿,油印的,字有些洇,读起来费劲。他手里攥着支铅笔,笔尖在“经济政策”那一节旁边点了又点,留下几个灰点。
屋里热。
人多,窗又关着,怕说话声传出去。楚风觉得后背的衬衫黏在椅子上,潮乎乎的。他稍微动了动,椅子腿“吱呀”一声,在安静的屋里格外刺耳。
好几个人抬头看他。
坐在对面的那位,戴眼镜,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是搞经济理论的。他推了推眼镜,继续刚才被打断的话:“……所以说,必须尽快、彻底地消灭私有经济成分。这是原则问题,是方向问题。小农经济、小工商业,是滋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必须连根拔起。”
他说得慢,字正腔圆,每个词都像用凿子凿出来的。
屋里一片沉默。
只有翻纸的声音,沙沙的。
楚风低头看着草案上那些字:“国营经济……领导地位……逐步改造……”油墨味混着屋里浑浊的空气,钻进鼻子,有点恶心。
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
茶是花茶,泡得久了,发苦。茶叶梗漂在水面上,他吹开,又喝了一口。
“我说两句。”
声音从他左边传来。
是位老同志,穿着洗得发白的灰布中山装,袖口磨得起毛。他说话带点南方口音,声音不高,但屋里每个人都听得清。
“彻底消灭,这话说得轻巧。”老同志把手里的一份表格放在桌上,手指点着上面的数字,“这是刚统计上来的,华北、华东几个主要城市。私营工厂、作坊,解决了多少就业?生产了多少布匹、火柴、肥皂?现在一句话‘消灭’,那些人怎么办?东西从哪里来?”
他顿了顿,摘下眼镜,用衣角擦了擦。
“老百姓要吃饭,要穿衣,要过日子。这些东西,不是喊口号就能从天上掉下来的。”
戴眼镜的经济学家脸色不太好看了。
“但这是路线问题——”他强调。
“路线也要吃饭。”老同志打断他,把眼镜戴回去,镜片后的眼睛很平静,“我参加过土地革命,知道什么叫‘左倾’冒进。步子太大,容易摔跤。摔一跤,疼的是老百姓。”
屋里又静了。
窗外的光挪了一点,照到桌角一个搪瓷缸子上。缸子掉了一块漆,露出黑铁底子。
楚风手里的铅笔又动了一下。
在草案边缘,他画了个简笔的碗,旁边画了双筷子。
很粗糙,像小孩子画的。
“楚风同志。”
主持会议的那位领导开口了,声音温和,“你的意见呢?”
所有人的目光转过来。
楚风放下铅笔。
铅笔滚了一下,差点掉地上,他伸手按住。手心有汗,按在铅笔上,木杆滑腻腻的。
他清了清嗓子。
开口时,声音有点哑,可能是刚才喝茶呛着了,也可能是别的。
“我同意老同志的看法。”他说,说得很慢,“经济政策,就像……就像一个人吃饭。”
他顿了顿。
有人微微皱眉,大概是觉得这比喻太糙。
楚风没管,继续说:“国营经济,是右手,要壮大,要主导,这没错。但咱们现在的情况是——”他拿起草案,抖了抖,纸哗啦响,“全国刚打完仗,工厂有的炸了,有的还没复工,地里等着春耕,老百姓等着过冬。这时候,如果把私营、合作社这些‘左手’也捆起来,甚至砍掉……”
他把草案放回桌上。
“那这碗饭,谁来端?怎么端?”
他抬起头,目光扫过屋里每个人的脸。
“我不是说不要原则。方向要对,步子也要稳。现在最要紧的是什么?是让工厂转起来,让工人有活干,让地里多打粮,让商店里有东西卖。私营的、合作社的,只要是合法经营,不剥削,不投机,能生产东西,能解决就业,那它就是帮手,是‘左手’。咱们现在,两只手都得用上,才能把这饭碗端稳了。”
他说完了。
屋里静得出奇。
窗外的树影又挪了一点,现在正照在那位经济学家的眼镜片上,反着光,看不清眼神。
他沉默了几秒。
然后开口,语气依然很稳,但少了点刚才的斩钉截铁:“楚风同志的话……有道理。但长期来看——”
“长期来看,”楚风接过话头,声音还是平,“长期的目标我们心里都有数。但饭要一口一口吃,路要一步一步走。先把眼前这关过去,让老百姓吃饱穿暖,让国家恢复元气。有了这个基础,再谈下一步,才踏实。”
他顿了顿,补了一句:“不然,理想再好,肚子饿了,也坚持不下去。”
这话说得太直白。
屋里有人轻轻吸了口气。
主持会议的领导没说话,手指在桌上轻轻敲着,笃,笃,笃。声音很轻,但在寂静里格外清晰。
过了一会儿,他开口:“楚风同志这个‘左右手’的比喻,虽然直白,但很形象。经济工作,既要看方向,也要讲实际。草案这一节,确实需要再斟酌。要体现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也要给其他经济成分留出空间,让它们发挥作用——在当前阶段。”
他说“在当前阶段”时,加重了语气。
经济学家摘下眼镜,揉了揉鼻梁。
“我保留意见。”他说,但声音低了些,“不过,可以再讨论。”
会继续开。
接下来是民族政策、外交路线的讨论,争论同样激烈。楚风没再多说,只是听着,偶尔在纸上记几个字。铅笔芯又断了,他摸出小刀削,木屑掉在草案上,细细碎碎的。
窗外的光线越来越斜。
屋里烟雾越来越浓——好几个人在抽烟,劣质烟草的辛辣味混着茶水的涩味,闷得人头晕。楚风喉咙发干,又喝了口茶,茶叶梗粘在嘴唇上,他用手抹掉。
终于,主持会议的领导宣布休会。
“草案带回,各自研究。三天后再议。”
椅子拖动声,咳嗽声,收拾纸张的哗啦声。
楚风慢慢站起来。
腿坐麻了,像有无数小针在扎。他扶着桌子站了一会儿,等那阵麻劲过去。
“楚部长。”
有人叫他。
是刚才那位老同志。他走过来,手里拿着个旧皮包,包角磨破了,用线缝过。
“你那个‘左右手’的比喻,”他说,声音压低,“说到点子上了。经济工作,最怕脱离实际。”
楚风点点头:“我只是说了点大实话。”
“大实话最难得。”老同志拍拍他肩膀,力道不重,但很实在,“走了,还得去下一个会。”
他转身离开,背影微微佝偻,但脚步稳。
楚风收拾自己的东西。
草案,笔记本,铅笔,小刀。他把它们都塞进那个旧公文包里——包是缴获的日本货,皮质硬,边角都磨白了。
“楚风同志。”
又有人叫他。
是那位经济学家。他已经戴好了眼镜,脸色恢复了平静。
“你的意见,我会认真考虑。”他说,语气很正式,“不过,有些理论问题,我们找时间再深入探讨。”
楚风点点头:“好。”
经济学家也走了。
屋里只剩下楚风和主持会议的领导,还有两个收拾会场的工作人员。
领导走过来,手里端着那个掉漆的搪瓷缸子,里面是白开水。
“今天辛苦了。”他说。
楚风摇头:“应该的。”
领导喝了口水,看着窗外。夕阳的光把树影拉得很长,投在地上,乱糟糟一片。
“说实话,”他忽然说,“有时候我也觉得,咱们这些搞经济的,像在走钢丝。左边是理想,右边是现实,脚下是万丈深渊。稍有不慎,就……”
他没说完。
但楚风懂。
“走钢丝的人,”楚风说,“手里得有根杆子。”
“杆子是什么?”
“实事求是。”楚风说,“还有……对老百姓负责的心。”
领导转头看他,看了好几秒。
然后笑了。
笑得很淡,但眼角的皱纹舒展开。
“你呀,”他说,“总能把复杂的事,说得这么简单。”
“事情本来就不复杂。”楚风说,“复杂的是人。”
领导点点头,没再说什么。
楚风提起公文包。
走到门口,他回头看了一眼。
屋里空了,桌椅凌乱,烟灰缸里堆满烟蒂,空气中还残留着烟草和争论的味道。夕阳的最后一点光,正从高窗退出去,像潮水退去,留下满屋的阴影。
他推门出去。
走廊很长,灯光昏暗。脚步声在空旷的走廊里回响,啪,啪,啪。
走到楼梯口,赵刚等在那里。
他靠着墙,眼镜拿在手里,正用袖子擦镜片。看见楚风,他把眼镜戴回去。
“开完了?”他问。
“嗯。”
“听说……争论不小?”
楚风没回答,反问他:“你怎么知道?”
“方立功在楼下等着,急得转圈。”赵刚说,“他说你那个‘左右手’的比喻,太直白,怕有人听着不顺耳。”
楚风笑了。
笑得有点累。
“不顺耳就不顺耳吧。”他说,“话总得有人说。”
两人一起下楼。
楼梯是老式的木楼梯,踩上去嘎吱响。拐角处有扇窗,窗外是暮色中的中南海,水面上倒映着最后一点天光,粼粼的。
“其实,”赵刚忽然说,“你那个比喻,我也觉得有点糙。”
“但管用。”
“是管用。”赵刚点头,“不过老楚,以后这种话,让我来说。我说话……比你圆滑点。”
楚风看他一眼。
“你圆滑?”
“至少,”赵刚推了推眼镜,“我不用‘吃饭’‘左右手’这种比喻。”
楚风又笑了。
这次是真笑了。
走到楼门口,方立功果然在那儿等着,搓着手,一脸焦虑。看见楚风,他快步迎上来。
“团座,不,部长……”他舌头打结,“会开得怎么样?我听说——”
“听说什么?”楚风打断他,“听说我又说大实话了?”
方立功噎住了。
赵刚在旁边轻轻摇头。
楚风拍了拍方立功的肩膀:“走吧,回家。婉柔该等急了。”
三人走出楼门。
天已经黑透了,星星还没出来,只有一弯月牙,淡淡的,挂在天边。夜风吹过来,带着湖水的湿气,还有远处隐约飘来的饭菜香。
楚风深吸一口气。
把肺里那股会议室里的闷气,全吐出来。
然后大步往前走。
皮鞋踩在石板路上,嗒,嗒,嗒。
声音很稳。
像在丈量这片刚刚获得新生的土地,也像在丈量,未来那条漫长而坎坷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