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意思？”

    

    “意思是他可能被什么东西捂住口鼻，但不是用手。可能是用枕头、被子之类的软物。”老周继续检查，“气管和食道里有农药成分，但奇怪的是，胃里的农药浓度反而低。如果是自己喝农药自杀，应该是食道、胃部腐蚀最严重，但现在是咽喉部位腐蚀严重，胃里很轻。”

    

    “你的意思是……”

    

    “农药是死后灌进去的。”老周肯定地说，“人死了，吞咽反射消失，灌进去的农药大部分留在咽喉和气管，只有少量进入食道和胃。而且你看胃内容物，死亡前两小时他吃过饭，米饭、青菜、一点肉。如果是自己喝农药，胃应该有剧烈痉挛，食物会反流，但这里没有。”

    

    王志刚点点头。他走到另一边，看技术员拼凑那个破碎的农药瓶。瓶子是普通的棕色玻璃瓶，标签已经模糊，但还能看出“甲拌磷”三个字。技术员正用镊子小心翼翼地把碎片摆在工作台上，试图还原瓶子的原貌。

    

    “能提取指纹吗？”

    

    技术员摇摇头：“碎片表面被处理过，用水冲洗过，又沾了泥土，提取不到有效指纹。不过王队，这个瓶子有点意思。”

    

    “怎么说？”

    

    “你看瓶口。”技术员用镊子指着几块较大的碎片，“瓶口是完整的，没有破损。如果是摔碎的，通常瓶口会先着地，会碎裂。但这个瓶口完好，说明瓶子是被故意砸碎的，可能是往地上摔，但避开了瓶口。”

    

    “故意制造现场。”王志刚喃喃道。

    

    现场勘查的民警也回来了，带回几个消息。一是村口的监控显示，案发当天没有陌生人进出村子。二是李征家没有财物丢失，抽屉里的几百块钱还在，柜子里的金银首饰也没动。三是走访村民得知，李征这个人老实本分，除了上班就是回家，不怎么跟人来往，也没听说跟谁有深仇大恨。

    

    “不是流窜作案，不是劫财。”王志刚在案情分析会上说，“那就剩两种可能，仇杀，或者情杀。”

    

    “王队，刘春红有点问题。”年轻民警小陈说，“我们走访时，有几个村民反映，说刘春红和李征关系不好，经常吵架。还有个村民说，去年秋天，看见刘春红脸上有伤，问她怎么了，她说是自己摔的，但看起来像被打的。”

    

    “家暴？”

    

    “有可能。但刘春红自己没说，我们问她，她说就是普通夫妻吵架，没到动手的程度。”

    

    王志刚沉思着。他想起现场那些不协调的细节：太过整齐的院子，太过镇定的妻子，太过完好的瓶口，还有那些角度各异的伤口。这些碎片在脑海里旋转，渐渐拼凑出一个模糊的轮廓。

    

    “查一下刘春红当天的行踪。她说她去小作坊上班，确认一下。还有，李征的弟弟说看见李征在家晒被子，晒被子一般是上午，那时候刘春红应该已经上班去了。如果是刘春红晒的被子，她为什么说是自己晒的？如果不是她晒的，那是谁晒的？”

    

    会议开到深夜。散会后，王志刚一个人留在办公室，看着白板上写的线索和疑点。窗外，高青县的灯火渐次熄灭，只有公安局大楼还亮着几盏灯。腊月的风刮过街道，卷起地上的塑料袋，发出哗啦啦的响声。

    

    第二天，调查有了新进展。民警在亭子里村周边的几个集市走访，在一家农药店里有了收获。店老板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戴着老花镜，说话慢条斯理。

    

    “甲拌磷？有，这药剧毒，现在一般不卖了，但农村还有人买去毒老鼠。”老板翻着账本，“腊月二十……对，腊月二十那天，有个女的来买过。四十多岁，个子不高，有点瘦。”

    

    “记得长什么样吗？”

    

    “记得。她当时问了一句奇怪的话，问我这药‘要人行不行’。我们这儿土话，‘要人’就是毒人的意思。我吓了一跳，说这可不行，这是犯法的。她说就是随便问问，最后还是买了一瓶。”

    

    民警拿出刘春红的照片。老板眯着眼睛看了半天，点点头：“像，挺像的。但不能百分之百确定，那天她戴着围巾，遮了半边脸。”

    

    几乎同时，另一组民警在刘春红家院墙外有了新发现。在西墙外侧，除了赵大勇翻墙时留下的擦蹭痕迹，还在往南二十米处的地面上，发现了半个模糊的脚印。脚印陷在松软的泥土里，不是很深，但能看出是成年男性的鞋印，鞋底花纹比较常见。

    

    技术员测量了脚印到墙面的距离，又测量了脚印的长度和步幅。

    

    “王队，这个脚印的主人，身高应该在一米七到一米七五之间。而且从步幅看，是从墙那边跑过来的，步伐很急。”

    

    “刘春红多高？”

    

    “一米六左右。”

    

    “不是她的脚印。”王志刚说，“还有一个男人。”

    

    所有的线索开始指向同一个方向。刘春红有作案嫌疑，但她不是一个人。现场有男性的脚印，李征后脑的伤口显示可能有两个作案人，农药是死后灌入的，现场被精心布置成自杀的样子。

    

    但动机是什么？如果是因为家庭矛盾，为什么要用这么极端的方式？如果是为了在一起，为什么不离婚？

    

    王志刚想起刘春红那双眼睛，那双看似悲伤实则空洞的眼睛。那里面藏着的，到底是什么？

    

    第三次传唤刘春红时，王志刚换了种问法。他没有直接问案发当天的事，而是问起了她的生活，她的婚姻，她这些年的日子。

    

    讯问室的白炽灯明晃晃地照着，刘春红坐在椅子上，双手放在腿上，手指无意识地绞着衣角。她的脸色在灯光下显得苍白，眼下的黑眼圈很深，像是很久没睡好。

    

    “你和李征结婚多少年了？”王志刚问，语气平和。

    

    “二十三年。”刘春红的声音很低。

    

    “这么多年，感情怎么样？”

    

    刘春红沉默了。她低下头，看着自己那双粗糙的手，手背上还有冻疮留下的疤。过了好一会儿，她才开口，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来。

    

    “刚结婚那几年还行。他是货车司机，经常出门，我在家种地、照顾老人。后来他不出车了，在县里找了个看仓库的活儿，天天回家，矛盾就多了。”

    

    “什么矛盾？”

    

    “都是小事。我做饭咸了淡了，地扫得干净不干净，孩子教育……什么都吵。他脾气暴，一吵就摔东西，后来就开始动手。”刘春红顿了顿，“我不敢跟别人说，丢人。我爸妈走得早，娘家就一个哥哥，说了又能怎样，劝我忍忍就过去了。”

    

    “没想过离婚？”

    

    “想过。”刘春红抬起头，眼睛里有什么东西闪了一下，“去年九月，我查出来子宫肌瘤，要动手术。住院那几天，他没来看过我一次，是我哥在医院照顾我。出院那天，他来接我，一路上没说话。回到家，我伤口还疼着呢，他就要同房。我不愿意，他把我手绑起来……”

    

    她说不下去了，肩膀开始颤抖。这次是真的颤抖，从骨头里透出来的冷。

    

    王志刚没有催她，只是静静等着。讯问室里只有空调出风口的嗡嗡声，和那个女人压抑的抽泣。

    

    “那天晚上之后，我就想死了。”刘春红抹了把脸，但眼泪不停地流，“我跑到黄河边上，想跳下去。在河边坐了一宿，看着天一点点亮起来。后来我想，凭什么我死？凭什么他不死？”

    

    “所以你就杀了他？”

    

    “是。”刘春红的声音突然变得平静，那种平静比激动更让人心悸，“我去买了农药。我知道他每天晚上要喝红糖水，我就在红糖水里下了毒。腊月二十五那天早晨，我把有毒的红糖水端给他，他喝了。我怕他不死，又用砖头砸他的头。他倒下后，我把农药灌进他嘴里，然后把现场收拾了，把门从里面闩上，从墙上跳出去，去上班。”

    

    她说得很流畅，每个细节都清晰。但王志刚听出了破绽。

    

    “你从哪面墙跳出去的？”

    

    “西墙，那儿矮。”

    

    “墙外有你的脚印吗？”

    

    刘春红愣了一下：“应该有吧，我跳下去的时候可能留下了。”

    

    “你的鞋码是多少？”

    

    “三十六。”

    

    王志刚拿出一张照片，是现场勘查时拍的脚印照片：“我们在西墙外发现的脚印是四十二码，男性鞋印。而且从脚印的位置和步幅看，那个人身高在一米七以上。你一米六，三十六码的脚，留不下这样的脚印。”

    

    刘春红的脸色变了。她张了张嘴，没发出声音。

    

    “刘春红，你很清楚故意杀人罪要判什么刑。但如果主动交代，有立功表现，量刑时会考虑。你现在说实话，还来得及。”

    

    长久的沉默。刘春红盯着自己的手，指甲缝里还有洗不掉的污渍。那是常年劳作留下的痕迹，是二十三年的婚姻生活刻在她身上的印记。她想起黄河边的那一夜，想起冰冷的河水拍打岸边的声音，想起天快亮时，东方那一抹鱼肚白。也想起另一个人的脸，那张同样被生活折磨得沧桑的脸。

    

    “是李传德。”她终于说，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

    

    李传德，五十二岁，亭子里村村民，刘春红的情人。这是村民们都知道的秘密，只是没人当着他们的面说破。李传德的妻子去年因为这事跟他离了婚，孩子也跟了母亲。他一个人住在村西头的老屋里，白天在建筑队干活，晚上喝酒。

    

    民警找到李传德时，他正在自家院子里喝酒。中午十二点，他已经喝得半醉，看见警察，一点也不惊讶，摇摇晃晃地站起来。

    

    “来了？等我喝完这口。”

    

    他没有反抗，也没有辩解，很痛快地承认了。他说，刘春红找到他，说日子过不下去了，要杀了李征。他一开始不同意，但刘春红哭，说如果他不帮忙，她就自己去，大不了同归于尽。他心软了。

    

    “那天中午，李征喝了有药的红糖水，但没死透，在地上抽搐。刘春红捂着他的嘴，我拿锤子砸他的头。砸了好多下，直到他不动了。”李传德说这些时，表情很平静，就像在说别人的事，“然后我们把他抬到院子里，刘春红把农药瓶塞他嘴里，灌了一些。我把瓶子摔碎，做成他自己喝药自杀的样子。”

    

    “锤子呢？”

    

    “扔黄河里了。衣服、被子也烧了，扔河里了。”

    

    “为什么烧被子？”

    

    “被子上有血。刘春红说要把被子晒出来，让人以为李征上午还在家。晒了一会儿，我们杀完人，又把被子收进来，发现沾了血，就烧了。”

    

    “门是怎么回事？”

    

    “刘春红先出门，我从里面把门闩插上，用木杠顶上，然后翻墙出去。我个子高，翻墙容易。”

    

    一切都对上了。脚印，身高，凶器，动机。李传德甚至带着民警去了黄河边，指认扔凶器和烧衣物的地点。虽然东西早就被河水冲走了，但岸边还留有焚烧的痕迹，一些没烧尽的布片嵌在泥土里。

    

    案子破了，但王志刚心里并没有轻松。他站在黄河边，看着浑浊的河水滚滚东去。腊月的风很冷，刮在脸上像刀子。他想起刘春红最后说的话。

    

    “王警官，你说我该恨谁？恨李征打我？恨李传德懦弱？还是恨我自己？”她问这话时，脸上有一种近乎天真的困惑，“我就是想活下去，像个人一样活下去，怎么就这么难呢？”

    

    没有答案。或者说，答案太多了，多到不知道该选哪一个。

    

    三个月后，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刘春红和李传德因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宣判那天，刘春红的哥哥来了，坐在旁听席最后一排，从头到尾低着头。李传德的儿子也来了，是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表情冷漠，宣判后头也不回地走了。

    

    王志刚没有去听宣判。他坐在办公室里，整理这个案子的卷宗。厚厚的卷宗里，有现场照片，有尸检报告，有讯问笔录，有物证清单。所有的证据链都完整，所有的程序都合法。这是一个可以写进教科书的典型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