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二十五年的夏天，热得邪性。
秦淮河的水都快煮开了，街上的石板路烫得能烙饼。我坐在曹国公府的书房里，穿着单衣还出汗，手里的扇子摇得跟风车似的。
李诚端了碗冰镇酸梅汤进来：“少爷，解解暑。”
我刚喝一口，钟声就响了。
先是皇宫方向传来第一声，沉沉的，闷闷的，像夏天暴雨前的雷。接着全城的寺庙道观都跟着敲——钟楼、鼓楼、鸡鸣寺、天界寺……钟声连成一片，在闷热的空气里传得特别远。
我手里的碗“咣当”一声掉在地上，酸梅汤泼了一地。
“九……”李诚脸色煞白，“九九……是太子……”
我站起来，腿是软的。窗外的知了还在没命地叫，叫得人心烦。街上传来了哭声，先是零零星星的，然后越来越多，像潮水一样漫开。
“更衣。”我说，声音哑得自己都认不出。
朝服是深紫色的，夏天穿像裹了层毯子。李诚帮我系腰带时，手在抖，系了三次才系好。
“少爷……”他抬头看我，眼圈红了。
我拍拍他的手，没说话。说什么呢？太子朱标，三十七岁，说没就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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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宫已经白茫茫一片。
白幡、白帷、白灯笼，连守灵的官员都穿着素服，远远看去像一群移动的雪人。哭声震天——有真哭的，有假哭的，混在一起，分不清。
我跪在勋贵那排，额头贴着冰凉的金砖。灵堂里焚着檀香，但压不住那股若有若无的药味——太子病了很久，这宫里到处都是药罐子的痕迹。
跪了两个时辰，膝盖已经没知觉了。忽然听见外面一阵骚动，然后是司礼太监尖细的声音：
“燕王殿下到——”
所有人都抬起头。
朱棣是从北平赶回来的，风尘仆仆。他穿着一身粗麻孝服，头发散着，脸上全是汗和灰。进门时一个踉跄，旁边太监赶紧扶住。
他推开太监，走到灵前，直挺挺跪下。
“大哥——”那一声喊，嘶哑得像破锣，把满堂的哭声都压下去了。
然后他磕头，一下，两下，三下……额头磕在青砖上，咚咚响。有人去拉他，他甩开，继续磕，磕到额头见血。
我看着，心里发酸。朱棣和朱标的感情，朝野都知道——一个仁厚的长兄，一个雄才的弟弟，从小一起长大，一起读书，一起习武。
朱棣磕完头，起身时晃了晃。他转头，目光在人群中扫过，然后定格在我身上。
就那么一瞬。
但我看清了他眼里的东西——有悲痛，是真悲痛；有茫然，太子死了，未来乱了；还有别的，更深的东西，像水底的暗流，看不真切。
对视只有一眨眼。然后他转开视线，被太监引到亲王那排跪着去了。
我重新低下头，看着金砖上自己的倒影。那里面的人脸色惨白，眼神空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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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丧第七天，宫里传旨，朱元璋召见。
不是在奉天殿，也不是在武英殿，是在乾清宫的暖阁里——皇帝寝宫。我跟着太监穿过一道道宫门，越走心越沉。
暖阁里没点灯，就靠窗棂透进来的那点光。朱元璋坐在炕上，背对着门，看着窗外。才七天，他好像老了十岁，背佝偻着，像棵被风雪压弯的老松。
“臣李景隆，叩见陛下。”我跪下行礼。
他没回头，也没让我起来。过了很久，久到我膝盖刺疼，他才开口，声音嘶哑：
“景隆，太子走了。”
“臣……悲痛万分。”我说。
“朕问你——”朱元璋慢慢转过身，那双眼睛在昏暗里亮得吓人，“立允炆，如何？”
我脑子里“轰”的一声。这问题能答吗？该答吗？
十六岁的皇孙，对三十三岁的燕王；仁弱的储君，对雄才的藩王。这哪是问题，这是刀山火海。
我伏在地上，额头贴着冰冷的地面：“陛下圣断。臣惟忠谨事新储，万死不辞。”
最安全的话。爹教的，朱棣教的，我自己这些年练的——不说好，不说坏，只说忠。
朱元璋笑了。那笑声很低，像砂纸磨石头：“你比你爹会说话。”
我不知道这是夸还是骂。
“起来吧。”他说。
我爬起来，腿麻得站不稳。
“允炆才十六岁。”朱元璋看着窗外，“朕也老了……你说，这大明的江山，交给一个十六岁的孩子，稳吗？”
我手心全是汗。这话怎么接？
“陛下万岁……”我干巴巴地说。
“万岁？”朱元璋打断我，“秦始皇想万岁，死了。汉武帝想万岁，死了。朕今年六十五，够本了。”
他顿了顿，声音更低了，像自言自语：“可是标儿……标儿不该走啊。”
那一刻，我在这个杀伐果断的皇帝脸上，看到了一个普通老人的悲痛。那么真实，真实得让我害怕——因为我知道，这悲痛很快就会变成别的东西，比如猜忌，比如多疑，比如……为孙子扫清障碍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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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回去吧。”朱元璋挥挥手，“好好当你的曹国公。将来……好好辅佐新君。”
我如蒙大赦，退着出了暖阁。走到阳光下时，才发现内衫已经湿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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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棣离京前一夜，派人送信来：“亥时，秦淮河，老地方。”
老地方是指一艘画舫，叫“烟月舫”，是朱棣在南京时常用的。我换了便服，趁夜色出府，李诚要跟，我摆摆手：“我一个人去。”
秦淮河还是那么热闹。太子新丧，百姓服丧二十七天，但这条河上的生意一天没停。画舫里传来丝竹声，歌女咿咿呀呀地唱，唱的居然是《长恨歌》——“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我苦笑。这时候唱这个，真是找死。
烟月舫停在僻静处。我上船时，朱棣已经在了。桌上摆着几个小菜，一壶酒，两个杯子。他穿着常服，眼睛红着，不知道是哭红的还是醉红的。
“四哥。”我行礼。
“坐。”他指指对面。
我坐下。画舫轻轻摇晃，河水拍着船板，哗啦哗啦响。
朱棣给我倒酒，手不稳，酒洒了一半。我接过酒壶：“我来。”
“景隆。”他盯着酒杯，“你说……老爷子为什么选允炆？”
我手一抖。又来了，又一个不能答的问题。
“皇孙殿下……聪颖仁厚。”我选了个最中性的词。
“仁厚？”朱棣笑了，那笑容比哭还难看，“是啊，仁厚。一个十岁的孩子，除了仁厚，还有什么？老爷子选了最弱的一环……最弱的一环啊！”
他声音越来越大，我赶紧看看四周。还好，画舫停在河心，最近的船也在十丈外。
“四哥，慎言。”我压低声音。
“慎言？”朱棣端起酒杯，一饮而尽，“我大哥死了！我亲大哥！老爷子宁可立一个十岁的孙子，也不考虑我们这些儿子……我们是藩王，是镇守边关的藩王！我们哪里不如一个孩子？”
他越说越激动，眼眶又红了。我知道他真伤心——为朱标伤心，也为自己的处境伤心。
“老爷子在，天就在。”我说了句万金油的话，“陛下圣断，自有道理。”
“道理？”朱棣凑近，酒气喷在我脸上，“景隆，你比我小十岁，却比我明白——你就是太明白了，明白得让人害怕。”
我心里一紧。
“你知道老爷子为什么喜欢你吗？”朱棣自问自答，“因为你懂事，知进退，从不越界。可是景隆……这世上的事，不是你不越界，界就不来找你。”
画舫外传来歌声，飘飘忽忽的。月亮从云层里露出来，照得河面一片银白。
朱棣又喝了一杯，忽然说：“我要回北平了。明天一早。”
“四哥保重。”我说。
“保重？”他笑了，笑得凄凉，“是该保重。老爷子……要为孙子铺路了。”
我没接话。这话太危险，接不住。
朱棣看着我，看了很久。然后他伸手，拍拍我的肩——手很重，拍得我身子一晃。
“景隆，你也保重。”他说，声音忽然变得很轻，“他日……或许为难你。”
我一怔。
但他已经起身，摇摇晃晃地走到船头。风吹起他的衣袂，背影在月光下显得格外孤单。
“四哥……”我想说什么。
“回吧。”他没回头，“记住今晚的话——老爷子在，天就在。可天……总会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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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坐在诏狱里，听着窗外呼啸的风声。
今年冬天特别冷，风刮过牢窗的铁栏，发出呜呜的响声，像有人在哭。我裹着破棉被，还是冻得发抖。
老张送来晚饭时，看见我在哆嗦，叹口气：“李爷，再忍忍，快开春了。”
我接过碗——今天居然是热的，小米粥，上面飘着几片菜叶。
“老张，今天是……什么日子？”我问。
“腊月二十三，小年。”老张说，“宫里祭灶，咱们这儿也沾点光。”
小年。我算了算，离过年还有七天。离朱棣北征归来……不知道还有多久。
我喝着粥，想着洪武二十五年的那个夏夜。秦淮河的水声，画舫的摇晃，朱棣醉眼里的悲痛和不甘。
“老爷子选了最弱的一环……”
是啊，他选了允炆。然后呢？然后允炆削藩，朱棣起兵，我带着五十万大军去送死。
一环扣一环，像早就写好的戏本。
如果当年朱标没死呢？如果他活到继位呢？会不会不一样？
不知道。全不知道。
我只知道，那个夏夜之后，一切都变了。朱元璋开始为孙子铺路——削权臣，压藩王，清理所有可能威胁皇孙的人。
蓝玉案是第二年的事。冯胜、傅友德……一个个功臣倒下。
朱棣回了北平，再也没主动给我写过信。直到……直到建文削藩，直到他起兵，直到那封“景隆弟，可还记得当年赠玉之言”的信。
粥喝完了，碗底还剩几粒米。我舔干净，像狗一样。
老张收碗时，忽然说：“李爷，听说……陛下在漠北受了风寒，病了一场。”
我一愣。朱棣病了？
“严重吗？”我问。
“不清楚。但御医都去了，应该……不轻。”
我没说话。看着牢窗外的夜空，星星很亮，一颗颗的，像钉在天幕上的银钉。
四哥，你也老了啊。
当年那个在秦淮河画舫上醉酒悲歌的燕王，那个说“他日或许为难你”的燕王，那个后来真的让我为难了一辈子的燕王……
也到了会生病的年纪。
风还在刮，呜呜的，像那年秦淮河的桨声。
我闭上眼睛。
忽然很想喝一杯酒，温过的，像那晚画舫上的酒。
但我知道，喝不到了。
就像我知道，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依然会跪在朱元璋面前说“臣惟忠谨事新储”。
依然会在画舫上对朱棣说“陛下在，天就在”。
因为那就是我的命。
选最安全的话，走最稳妥的路，最后……掉进最深的坑。
这就是李景隆。
一个总在关键时候说对话，却总把人生过错的……大明战神。
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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