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结束后，其他人陆续离开，只有宋天和宋子廉父子俩留在会议室里。

    

    窗外的天色已经完全暗下来了，城市的灯火在山坡上星星点点地亮起，像是一幅巨大的棋盘。

    

    远处传来轮船的汽笛声，低沉而悠长。

    

    宋子廉走到窗前，背对着儿子说：“天儿，你刚才在会上的决定，是对的。”

    

    宋天笑了笑：“老爹，你很少这么直接夸我。”

    

    “不是夸你，是说实话。”宋子廉转过身来。

    

    “现在的局面，比以前任何时期都复杂，英美与我们已经几乎没有缓和的余地，德国则是一个随时可能爆炸的火药桶。在这种局面下，能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被短期利益迷惑，不容易。”

    

    宋天走到父亲身边，并肩站在窗前。

    

    “其实我一直有个预感，这场战争结束后，世界会彻底变样，旧的殖民体系会崩溃，新的力量格局会形成。”

    

    “华联在这场变局中能占据什么位置，取决于我们现在做的每一个决定。”

    

    宋子廉点头：“所以你才那么谨慎。”

    

    “不是谨慎，是务实。”宋天说，“光头的毛病我清楚，但他在租界问题上的态度，让我看到了另一种可能。”

    

    “也许，咱们真的可以挺直腰杆站在这个世界上，不需要看任何人的脸色。”

    

    宋子廉沉默了一会儿，说：“你刚才在会上提到，徐斌的事情只是一次契机，我倒是觉得，这个契机比你想的更重要。”

    

    宋天不解地看着父亲。

    

    宋子廉解释道：“徐斌是华联的人，这一点谁都知道，国府借徐斌的事收回租界，等于变相承认了华联的影响力。”

    

    “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光头那个人，最怕的就是华联坐大，可这一次，他没有犹豫，直接动手了。”

    

    “这说明什么？说明他也在变，或者说，形势在逼着他变。”

    

    宋天若有所思：“你是说，光头开始接受现实了？”

    

    “不是接受现实，是接受华联。”宋子廉说。

    

    “这一年多以来他觉得华联是他的对手、敌人，恨不得除之而后快，现在他发现，华联不但不是敌人。”

    

    “反而在某些问题上可以成为盟友、后盾，这种认知的转变，比收回十个租界都重要。”

    

    宋天沉默了很久，最后说：“老爹，你说得对，但我还是不会完全信任他。”

    

    “光头的毛病根深蒂固，还是一个操控政治的高手，不可能因为一两次合作就改变，我们可以和他合作，但必须保持警惕。”

    

    宋子廉笑了：“你这一点，像我。”

    

    父子俩相视而笑，窗外的山城夜色渐浓，而历史的车轮，正在这个多事之秋轰然向前。

    

    那天夜里，宋天独自坐在办公室里，面前摊着几份电报和地图。

    

    他拿起笔，在一张白纸上写下了几个名字：隆美尔、美术生、光头、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

    

    然后，他在每个人名旁边画了一个箭头，指向不同的方向。

    

    这是一幅混乱而复杂的权力关系图。每一个节点都与其他节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每一个决定都会引发连锁反应。

    

    宋天盯着这张图看了很久，最后将笔放下，靠在椅背上。

    

    他知道，华联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往左走，是与德国深度捆绑，赌美术生不会发疯，赌德国不会在这场战争失败。

    

    往右走，是与德国切割，独自面对英美的压力，赌自己的核力量足够威慑任何对手。

    

    而宋天选择的，是一条中间的路，不左不右，不偏不倚。

    

    这条路最难走，但也最稳妥，因为在这个疯狂的世界上，保持理性本身就是一种力量。

    

    历史的洪流不会因为任何人的疲惫而停歇，宋天只能带着华联这艘大船，在惊涛骇浪中继续前行。

    

    他不知道前方是风平浪静还是惊涛骇浪，但他知道，无论遇到什么，他都必须走下去。

    

    因为船上载着的，不只是他一个人的命运。

    

    45年7月17日，俾路支省，胡兹达尔山口。

    

    太阳像一块烧白的烙铁，死死地摁在戈壁滩的上空。

    

    风从伊朗高原那边刮过来，裹着细碎的沙砾，打在脸上像砂纸打磨。

    

    这里的空气干燥到让人怀疑，人的血液会不会在血管里蒸发干净。

    

    山口两侧的山脊上，寸草不生的褐黄色岩层像野兽的肋骨，一根根戳向天空。

    

    山脚下是一条蜿蜒的土路，那是从波斯湾港口通往巴基斯坦腹地的补给线——华联国防军第3山地步兵旅的生命线。

    

    此刻，这条生命线上躺着六辆被烧成铁壳的卡车。

    

    有的侧翻在路沟里，有的歪倒在路中央，最后一辆车的驾驶室被炸得完全掀开，发动机被冲击波推出了几米远，像一具被掏空了内脏的牲口骨架。

    

    空气中弥漫着焦糊味、血腥味和柴油燃烧后的刺鼻气味，这些气味混在一起，在高温下发酵成一种令人作呕的甜腥。

    

    地上散落着弹壳，有7.92毫米的，有9毫米的，还有几颗被踩进沙土里的.303英制弹壳。

    

    弹壳还很烫，踩上去会粘住鞋底，七具尸体。

    

    不，准确地说，是七具被破坏过的遗体。

    

    补给车队从恰赫巴哈尔港出发时，一共四辆卡车、两辆装甲侦察车，满载着弹药、罐头和药品，目的地是三百公里外的达尔班丁前哨基地。

    

    车队指挥官是排长刘永贵，一个从南太平洋战场调过来的老兵，脸上有两道弹片划过的疤痕，左耳被削掉了半个。

    

    刘永贵今年才二十四岁，但看起来像四十岁。

    

    他的遗体在第三辆车的车头下方被找到，手里还握着一把手枪，枪膛里最后一颗子弹已经击发了。

    

    他的背后有三个弹孔，全部命中在防弹背心的缝隙之间，不是运气，是开枪的人太准了。

    

    或者，太近了。

    

    “排长是被近距离射杀的。”华联国防军山地步兵第7营3连1排的代理排长，一个叫赵铁生的上士，蹲在刘永贵身边，声音沙哑得像是从喉咙里挤出来的。

    

    “看这个伤口，弹头从这里进去，从这里出来。”

    

    他用手比划了一下，没有说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