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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要说的这起案子，堪称石首公安史上最执着的追凶案，整整28年，几代刑警接力追查，从青丝到白发，从落后的侦查条件到现代刑侦技术，只为将一个逃亡的凶手绳之以法。这起案子发生在遥远的1985年，那时候没有监控，没有智能手机，连长途电话都得去邮电局排队打，可就是这样一个年代，一桩命案，一张字条，让一个女人的名字，刻在了石首刑警的卷宗里，也刻在了受害者家人的心里，一刻就是28年。
时间拉回1985年4月10号，那是一个普通的星期三，湖北省原石首县的春天还带着几分料峭的寒意。清晨六点多，天刚蒙蒙亮，原石首县副食品公司的职工们陆续起床，准备去上班。筒子楼里飘着淡淡的煤炉烟火气，有人在洗漱，有人在煮稀粥，还有人在互相打招呼，一切都和往常一样平静，谁也不会想到，一场惨剧，就藏在其中一间宿舍里。
副食品公司的宿舍是老式的筒子楼，一层楼十几间房，房门挨着房门，隔音效果差得很，平时谁家说话大声点，隔壁都能听得一清二楚。这天早上，职工李建国路过同事王生涛的宿舍时，发现房门虚掩着，没有关严，还留着一条缝隙。他心里犯了嘀咕，王生涛平时都是最早起床的，今天怎么这么晚还没开门？而且房门怎么没锁？
李建国走上前，轻轻推了一下房门，“吱呀”一声，房门开了。一股淡淡的、说不出的异味扑面而来，不是煤烟味，也不是饭菜味，带着一丝沉闷的压抑。他探头往里看，宿舍里光线昏暗，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只有几缕晨光从窗帘缝隙里钻进来，照亮了床上蜷缩的身影，那是王生涛。
“生涛？生涛？起床上班了！”李建国喊了两声，床上的人一动不动，没有任何回应。他心里咯噔一下，一种不好的预感涌上心头，赶紧快步走进宿舍，走到床边。伸手推了推王生涛的胳膊，冰凉的触感瞬间传来，那不是正常的体温，是那种失去生命迹象的冰冷僵硬。
李建国吓得浑身一哆嗦，手猛地缩了回来，腿都开始打颤。他慌乱地掀开被子一角，只见王生涛躺在床上，双目圆睁，脸色青紫，脖子上有一道明显的深色勒痕，看得人触目惊心。他吓得魂飞魄散，连滚带爬地冲出宿舍，一边跑一边大喊：“死人了！死人了！王生涛死了！”
喊声打破了筒子楼的平静，职工们纷纷从宿舍里跑出来，围在王生涛的宿舍门口，议论纷纷，神色慌张。有人赶紧跑去邮电局打报警电话，那时候没有手机，报警只能靠固定电话，折腾了十几分钟，石首县公安局的民警才匆匆赶到现场。
民警们迅速封锁了现场，拉起警戒线，禁止无关人员进入。法医带着工具赶到，对尸体进行初步检验，刑侦队员则在宿舍里仔细搜查，寻找任何与凶手有关的线索。宿舍不大，十几平米，一张单人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衣柜，陈设简单得不能再简单。
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宿舍的门窗完好无损，没有被撬动的痕迹，屋里的桌椅、衣柜也没有被翻动的迹象，甚至连床上的被褥，除了王生涛躺着的地方，都还算整齐，没有明显的打斗痕迹。这说明，凶手要么是王生涛认识的人，要么是趁他不备下手，而且下手非常果断，没有给王生涛任何反抗的机会。
就在民警们仔细搜查的时候，一名队员在桌子的角落里，发现了一张皱巴巴的字条。字条是用普通的方格稿纸写的，字迹潦草，带着几分仓促和决绝，上面只有短短几句话：“我手下无情，好人做事，好人当嘿。”这话乍一看让人摸不着头脑，语气奇怪，既像是在辩解，又像是在自我安慰，谁也不知道这句话背后，藏着凶手怎样的心思。
法医的初步鉴定结果很快出来了：王生涛死于机械性窒息，死亡时间大概在4月8日凌晨，也就是案发前两天，颈部的勒痕是致命伤，凶器应该是柔软的带状物品，比如毛巾、布条之类的东西。结合现场没有打斗痕迹、门窗完好的情况，警方初步判断，这是一起熟人作案，而且凶手大概率是女性，因为现场没有留下任何男性的足迹和指纹，而且凶器是柔软的物品，更符合女性的作案特点。
接下来，警方开始对王生涛的社会关系进行全面排查。王生涛当时25岁，是副食品公司的正式职工，性格开朗，为人老实，平时和同事们相处得都不错，没有什么仇人，也没有和谁发生过激烈的矛盾。排查来排查去，一个人的名字，反复出现在民警的视线里，刘冬梅，王生涛的女朋友。
刘冬梅当年23岁，是石首大院灯泡厂的工人。那时候的灯泡厂，北面靠河，东边临河，大门朝东，一进大门就是一片堆满碎玻璃的“白场”，赤着脚走进去一不小心就会踩出血，车间里因为烧制玻璃，常年闷热难耐，工人们每天都要在高温环境下干活，十分辛苦。刘冬梅从农村出来，能在灯泡厂找到一份正式工作，已经算是很不容易了，她性格内向，话不多，但做事麻利，在厂里的口碑还算不错。
据王生涛的同事回忆，王生涛和刘冬梅在一起已经快一年了，两人感情一直挺好，经常一起上下班，有时候王生涛还会给刘冬梅带早饭，刘冬梅也会给王生涛洗衣服、织毛衣。就在案发前几天，有人还看到两人一起在筒子楼楼下散步，只是当时两人的神色都不太好，好像在吵架，具体吵什么，没人听清楚。
更关键的是，案发之后，刘冬梅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再也没有出现过。灯泡厂的同事说，4月8号那天下午，刘冬梅就没来上班，也没有请假，之后就一直没来过，宿舍里的东西也被人拿走了，只剩下一些无关紧要的杂物。王生涛的邻居也说，4月8号凌晨，隐约听到王生涛的宿舍里有争吵声，还有女人的哭声，当时以为是小情侣吵架，就没在意，现在想来，那大概就是案发时的声音。
警方立刻调取了刘冬梅的档案，发现她是农村户口，老家在石首江北的一个小村子里，父母都是农民，还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警方赶到刘冬梅的老家，却发现她的父母已经去世，哥哥留在村里务农，姐姐则嫁到了临近的公安县。据刘冬梅的哥哥说，他最后一次见到妹妹，是在4月7号，妹妹给他打了一个电话，语气很奇怪，说自己对不起家里人，以后可能再也不能回来了，当时他还以为妹妹是在闹脾气，没当回事，没想到，那竟然是兄妹俩最后一次通话。
结合现场找到的字条、刘冬梅的失踪时间，以及邻居听到的争吵声，警方很快锁定了犯罪嫌疑人，刘冬梅。通过对字条上的笔迹进行鉴定（那时候的笔迹鉴定技术虽然不如现在先进，但已经能通过笔画、笔顺、字迹力度等特征进行比对），再加上走访刘冬梅的同事、朋友，确认字条就是刘冬梅所写，种种迹象表明，刘冬梅就是杀死王生涛的凶手。
可是，凶手找到了，人却不见了。警方立刻在石首县范围内展开大规模搜捕，封锁了车站、码头、路口，甚至派人前往刘冬梅的亲戚家蹲守，可刘冬梅就像凭空消失了一样，没有留下任何踪迹。那时候，交通和通讯都极其落后，没有高铁，没有高速公路，长途旅行主要靠火车和汽车，而且没有实名制，只要换一身衣服，换一个身份，就能轻易躲过排查；通讯也只有固定电话，没有手机，没有微信，想要联系一个人，只能靠写信或者托人带话，想要追查一个人的下落，难如登天。
警方没有放弃，先后派人前往湖北各地，以及湖南、四川、广东等周边省份追查，可每次都是满怀希望而去，失望而归。刘冬梅就像一滴水，融入了茫茫人海，再也找不到任何痕迹。
这一找，就是28年。
28年，足以让一个懵懂的孩子长成参天大树，足以让一个年轻的小伙变成白发苍苍的老人，足以让一座城市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起案子，也经历了石首公安几代刑警的接力侦破，当年承办这起案子的民警，有的退休了，有的调离了岗位，有的甚至已经与世长辞，相关的知情人，也大多老去，很多人都已经记不清当年的细节，有的甚至已经不在人世。
而那个嫌疑人刘冬梅，毋庸置疑，肯定也已经面目全非。28年前，她是一个23岁的年轻姑娘，眉眼清秀，带着农村姑娘的质朴；28年后，她已经51岁，岁月的沧桑一定会在她脸上留下痕迹，或许她已经结婚生子，或许她已经换了好几个身份，或许她就生活在某个不起眼的角落里，过着普通人的生活，再也没有人知道她曾经的名字，知道她犯下的罪行。
说句实在的，28年前，我还穿着开裆裤，跟着大人后面跑呢，哈哈。所以啊，重新侦办这种陈年旧案，难度可想而知。当年的卷宗已经泛黄，很多证据已经丢失，知情人寥寥无几，嫌疑人更是踪迹难寻，再加上当年的侦查技术有限，没有监控录像，没有DNA比对，想要找到一个消失了28年的人，简直比登天还难。
可对于刑警来说，案子不破，就是失职；受害者的冤屈不雪，就是他们心中永远的遗憾。2013年，石首市公安局刑侦大队决定，重新启动对这起28年陈年旧案的侦查工作，抽调了队里最精干的力量，组成了专项侦查小组，发誓一定要找到刘冬梅，给受害者家属一个交代，给逝去的王生涛一个公道。
侦查工作的第一步，就是走访王生涛的家人。时间已经过去28年，可当侦查员们来到王生涛家，提起当年的事情时，王家人的情绪依然瞬间崩溃，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王生涛的父亲已经80多岁了，头发花白，脊背佝偻，说起儿子，老人的声音哽咽，浑身都在颤抖。
“我的儿啊，他才25岁啊，正是好年纪，怎么就这么没了……”老人一边哭，一边从一个旧木柜里，小心翼翼地拿出一个包裹，包裹用手帕层层包裹着，打开之后，里面全是王生涛生前用过的物品：一顶洗得发白的蓝色帽子，那是王生涛当年在副食品公司上班时戴的；一把小小的指甲刀，边缘已经有些磨损，是王生涛平时用来剪指甲的；还有几张泛黄的奖状，是王生涛上学时获得的，有“三好学生”，有“优秀班干部”，字迹工整，依稀能看出当年那个年轻小伙的朝气。
王生涛的母亲，眼睛已经哭瞎了一只，另一只眼睛也模糊不清，她坐在一旁，不停地抹着眼泪，嘴里反复念叨着：“生涛，我的儿，你什么时候回来啊……那个女人，那个女人怎么还不被抓到啊……”
亲人们说，王生涛是个孝顺的孩子，平时上班再忙，都会抽出时间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买好吃的，帮父母干农活。他对未来充满了遐想，想着以后和刘冬梅结婚，生一个可爱的孩子，努力工作，让父母过上好日子。可没想到，一场突如其来的命案，打破了所有的美好，让这个年轻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25岁。
自从王生涛去世后，王家人就再也没有过过一个好年。每年春节，别人家都是张灯结彩，阖家团圆，喜庆祥和，可他们家，却是一片死寂，一片悲凉。家家户户都在吃年夜饭、放鞭炮，他们家却只能对着王生涛的照片，默默流泪，连一顿像样的饭都吃不下。那个作案后人间蒸发的刘冬梅，就像一个噩梦，缠绕了王家人28年，让他们日夜不得安宁。
“我们早就不抱希望了，都28年了，我们以为，这辈子都看不到凶手被抓到的那一天了……”王生涛的妹妹红着眼睛说，语气里充满了绝望和无奈。可他们不抱希望，警方不能懈怠，侦查小组的队员们看着王家人悲痛的样子，心里更加坚定了破案的决心，无论多难，一定要找到刘冬梅，还王家一个公道。
接下来，侦查队员们翻阅了当年的所有卷宗，一点点梳理线索，试图从泛黄的纸页中，找到被遗漏的蛛丝马迹。卷宗里的每一份笔录、每一张照片、每一份鉴定报告，他们都仔细研读，反复推敲，生怕错过任何一个细节。
根据卷宗的记载，他们找到了当年承办这起案子的老刑警之一，张师傅。找到张师傅的时候，他已经70多岁了，头发早就白得像雪，脸上布满了皱纹，因为身体不好，早就退居二线，在家安享晚年。可当侦查队员们提起这起28年前的命案时，张师傅的眼睛瞬间亮了起来，脸上的疲惫也消失了大半，仿佛又回到了当年办案的日子。
“我怎么会忘记这起案子呢？”张师傅叹了口气，语气里充满了遗憾，“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当年没能抓住刘冬梅，没能给受害者家属一个交代，我心里一直不安，这么多年，我经常会翻看当年的卷宗，希望能找到一些线索，可每次都失望而归。”
张师傅回忆说，当年王生涛的尸体被发现后，法医进行了详细的鉴定，确定王生涛死于窒息，颈部的勒痕很明显，凶器应该是一条毛巾或者布条，现场没有发现凶器，大概率是被刘冬梅带走了。宿舍的门窗完好无损，没有打斗痕迹，说明刘冬梅是趁王生涛熟睡的时候下手的，下手非常狠辣，没有丝毫犹豫。
“当年我们排查了所有和刘冬梅有关系的人，走访了她的老家、她的单位，甚至派人去了周边的省份追查，可那时候条件太差了，交通不便，通讯落后，没有任何监控，想要找到一个人，全靠腿跑、嘴问，刘冬梅又很狡猾，刻意隐藏自己的踪迹，所以一直没有进展。”张师傅的语气里充满了无奈，“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起案子就成了积案，可我们心里，从来都没有放弃过。”
张师傅还告诉侦查队员们，当年他们在整理刘冬梅的物品时，发现了一封她写给家人的信，这封信是王生涛死后第三天寄出去的，寄信地址是一个陌生的小镇，没有具体的门牌号，信封上的字迹很潦草，看得出来，写信的人当时很慌乱。
侦查队员们立刻从卷宗里找到了这封信，信纸已经泛黄，字迹有些模糊，但依然能看清上面的内容：“爸爸，我感到很惭愧，对不起你们，我做错了事情，再也没有脸见你们了。哥哥姐姐，我舍不得你们，连最后一面都没见，你们不要找我，就当我从来没有来过这个世界上吧。嘿。”
从信的内容来看，这无疑是一封诀别信，字里行间都充满了愧疚和绝望，至少透露出来两个关键信息：第一，刘冬梅间接承认了自己杀人的事实，否则不会说“做错了事情”“没有脸见你们”；第二，她感到对不起自己的亲人，有明显的轻生念头，想要一死了之。
警方根据这封信推断，刘冬梅在作案后，心里充满了恐惧和愧疚，既不敢自首，又无法面对自己的亲人，所以选择了逃亡，并且可能想要自杀。如果刘冬梅真的已经自杀了，那么侦查队员们所有的努力，都将白费，这起积案，也将永远无法告破。
所以，现在的重中之重，就是弄清楚一个问题：刘冬梅到底还活着吗？
侦查小组的队员们经过商议，决定从刘冬梅的老家开始，重新展开侦查。刘冬梅的老家在石首江北的一个小村子里，村子不大，交通不便，村民们大多以务农为生，彼此之间都很熟悉。根据档案记载，刘冬梅的父母已经去世，她的哥哥刘建军还在村里务农，性格憨厚，身体不好，一向深居简出，社会交际非常简单，平时除了和村里的几户邻居来往，几乎不与外人接触，更不用说和外地的人有联系了。
为了不打草惊蛇，侦查队员们没有直接去找刘建军，而是先在村子里进行外围调查，秘密走访村民，寻找关于刘冬梅的线索。可时间已经过去28年，当年的小姑娘、小伙子，现在都已经是中老年了，很多村民都已经记不清刘冬梅了，甚至有人根本不知道村里曾经有过这么一个人。
只有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对当年的事情还有些恍恍惚惚的印象。一位80多岁的老奶奶说：“我记得有这么一个姑娘，长得挺清秀的，话不多，经常回村里来看她父母，后来好像出了什么事，就再也没回来过，具体是什么事，我也记不清了，都过去这么多年了。”
另一位老爷爷回忆说：“当年好像听说她和一个城里的小伙子谈恋爱，后来小伙子死了，她就跑了，具体的我也不知道，那时候村里传得沸沸扬扬的，都说她是凶手，可也没人见过她回来。”
侦查队员们就这样在村里走访了整整三天，问了几十位村民，只得到了一些似是而非的消息，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就在大家感到有些沮丧的时候，一位中年妇女提供了一个线索：“我记得大概在刘冬梅失踪十几年之后，也就是大概2000年左右，我们镇上有一个女孩，无意之中看到过一个女人，长得和刘冬梅很像，当时那个女人穿着很朴素，戴着帽子和口罩，低着头，好像很怕被人认出来，那个女孩也不敢确定，只是觉得长得很像。”
这个线索让侦查队员们眼前一亮，他们立刻追问那个女孩的下落，可这位中年妇女说，那个女孩后来嫁给了外地，再也没有回过镇上，也不知道她现在在哪里。这个消息，又一次陷入了僵局，真假难辨，无从考证。
侦查队员们没有放弃，他们回到公安局，反复研究刘冬梅写给家人的那封信，反复琢磨她的字迹、她的语气，试图从中找到一些线索。侦查队长李警官说：“从这封信的字迹来看，刘冬梅虽然有轻生的念头，但她的字迹很有力，不像是那种一心求死的人，而且信里说‘你们不要找我’，更像是一种借口，一种想要隐藏自己的借口，我直觉，她没有自杀，她还活着，而且很可能就藏在某个我们想不到的地方。”
带着这份直觉，侦查队员们继续打探线索，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又听到了一个重要的消息：2010年，刘冬梅的父亲去世，下葬那天深夜，有人看到一个穿着黑色衣服的女人，背着一个包袱，在刘冬梅父亲的坟前跪着烧纸，那个女人的背影，和当年的刘冬梅非常像，而且她烧纸的时候，一直在低声哭泣，哭到浑身发抖，直到天快亮的时候，才匆匆离开，不敢停留。
如果这个消息属实，那么就可以确定，刘冬梅没有自杀，她还活着，而且在2010年的时候，还偷偷回到过老家，给父亲上坟。这个消息，让所有的侦查队员都兴奋不已，他们知道，这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口，只要顺着这个线索查下去，就一定能找到刘冬梅的踪迹。
警方推断，刘冬梅既然敢偷偷回到老家给父亲上坟，就一定不会完全和家人断绝联系，她在老家唯一的亲人，就是她的哥哥刘建军，所以，她大概率会和刘建军有联系，哪怕是偷偷联系，也一定会留下痕迹。
于是，侦查队员们依法调取了刘建军家的固定电话通信记录。刘建军家的电话很少使用，通话记录非常有限，大多是和村里的邻居、亲戚的通话，都是本地号码。可就在这些有限的通话记录里，有两个外地号码引起了侦查队员们的注意，这两个号码都是临近石首的公安县的号码。
公安县距离石首差不多有60多公里，开车需要一个多小时，在当年，算是比较远的距离了。刘建军身体不好，一向深居简出，连村里的人都很少来往，怎么会有公安县的人给她打电话呢？而且这两个号码，和刘建军的联系也很少，近半年的时间，就只联系了一次，通话时间也很短，只有不到一分钟。
虽然不能肯定这两个电话就是刘冬梅打的，但这是目前警方唯一能够追查下去的线索了，无论这条线索多么渺茫，侦查队员们都不会放弃。他们立刻驱车前往公安县，对这两个电话号码进行详细调查。
经过查询，这两个电话号码的机主都是男性，一个叫张强，一个叫李伟，都是公安县本地人，从事农业生产，没有任何违法犯罪记录，也和石首没有任何关联，看起来，这两个人和刘冬梅没有任何关系。
侦查队员们没有气馁，他们扩大了调查范围，开始排查这两个机主的亲戚和朋友，看看其中有没有人可能和刘冬梅有关联。就这样，他们在公安县走访了整整四天，排查了几十个人，终于有了一个意外的发现：机主张强的亲戚里，有一个姓刘的女人，名叫刘云华，登记的年龄是52岁，按照年龄推算，当年刘冬梅23岁，28年后，正好是51岁，和刘云华的年龄大差不差。
这个发现让侦查队员们兴奋不已，他们立刻驱车前往刘云华的住处，想要确认她是不是刘冬梅。可当他们找到刘云华的时候，所有人都感到很失望，这个刘云华，虽然也是石首人，但并不是他们要找的刘冬梅。
不过，让侦查队员们没有想到的是，刘云华竟然和刘冬梅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她是刘冬梅的亲姐姐。刘云华说，当年她嫁给了公安县的一个农民，一直在公安县生活，四五年前，因为儿子在河北工作，她就跟着儿子搬到了河北居住，很少回公安县，也很少和老家的人联系，这次回来，是因为家里的老房子要拆迁，回来处理一些事情。
刘云华还说，她和妹妹刘冬梅自从1985年之后，就再也没有联系过，她也不知道妹妹在哪里，是否还活着。“当年妹妹出了事之后，我也很着急，到处找她，可怎么也找不到，后来时间长了，我也就放弃了，我以为她早就不在人世了。”刘云华红着眼睛说，语气里充满了愧疚和无奈，“我对不起妹妹，也对不起王生涛的家人，如果当年我能多劝劝她，也许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
刘冬梅的哥哥和姐姐之间有联系，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所以，那两个公安县的电话号码，应该就是刘云华给刘建军打的，和刘冬梅没有关系。线索再一次中断，案件的侦破陷入了僵局，侦查队员们的心情都很沉重，他们不甘心，就这样无功而返，不甘心让凶手继续逍遥法外。
“不行，我们不能就这么回去，既然来了公安县，就一定要找到线索，哪怕是漫天撒网，也要试试！”侦查队长李警官坚定地说。于是，侦查队员们在公安县展开了地毯式的调查，凡是和刘冬梅年龄、相貌相似的女人，他们都一一排查，见人就问，有没有见过一个叫刘冬梅的女人，有没有见过和照片上长得一样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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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他们在公安县走访了五天五夜，问了上百人，腿都跑酸了，嗓子都喊哑了，依然没有任何收获。就在大家快要放弃的时候，一位70多岁的老人，在看到刘冬梅的照片后，突然眼前一亮，说道：“哎，这这人有点印象，很像过去闸口联合社的一个女工人，当年在我们社里干了一段时间，人很内向，话不多，后来就不知道去哪里了。”
听到这句话，侦查队员们比捡了200块钱还开心，连日来的疲惫瞬间烟消云散，他们赶紧追问老人，那个女工人叫什么名字，什么时候在联合社上班，还有没有其他的印象。可老人年纪大了，记忆力不好，只记得那个女工人是从外地过来的，大概是在80年代末的时候来的联合社，干了不到一年就走了，具体叫什么名字，他记不清了，只记得好像姓刘。
侦查队员们不敢耽搁，立刻驱车赶往闸口联合社。可当他们赶到那里的时候，所有人都被泼了一盆冷水，当年的闸口联合社，早就被拆迁了，原来的厂房、办公室，都已经被夷为平地，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新建的居民楼，当年的职工，也都各奔东西，散落各地。
没有办法，侦查队员们只能四处寻找当年联合社的老职工，希望能从他们口中找到一些线索。可28年过去了，很多老职工都已经去世了，还有一些人搬到了外地，很难联系上。在当地警方的协助下，侦查队员们经过两天的努力，终于找到了当年联合社的老书记，陈书记。
陈书记已经75岁了，身体还算硬朗，但记忆力已经大不如前，回想将近30年前的事情，显得十分费劲。侦查队员们没有着急，而是耐心地引导、启发他，拿出刘冬梅的照片，一点点给他讲解当年的事情，陪着他聊了整整四个小时。
功夫不负有心人，四个小时后，陈书记突然眼睛一亮，拍了一下大腿，说道：“哦！我想起来了！是有过一个从外地过来的女孩，在80年代末的时候到过我们厂子，大概20多岁，长得清秀，性格很内向，不爱说话，干活很麻利，我们都挺喜欢她的。我记得那女孩是叫刘……刘……刘东方！对对对对对，就是刘东方！”
刘东方？！
侦查队员们眼前一亮，心里瞬间燃起了希望。刘冬梅，刘东方，两个名字就差一个字，而且都姓刘，年龄也差不多，会不会是时隔多年，陈书记记错了名字，本来那个女孩就是刘冬梅？或者，是刘冬梅到了公安县之后，为了隐藏自己的身份，特意改了一个名字，把“冬梅”改成了“东方”？
侦查队员们赶紧把刘冬梅的照片递到陈书记面前，让他仔细辨认。陈书记戴上老花镜，盯着照片看了很久，然后用力点头，激动地说道：“对对对对对，就是她！就是她！哎呀，这就是当时来我们这上班的那个小姑娘，虽然过去了这么多年，她的眉眼还是没变，就是老了一些，当年她就叫刘东方，我记得清清楚楚！”
听陈书记这么一说，所有的侦查队员都兴奋不已，他们知道，线索终于清晰了！果然就像他们之前判断的那样，刘冬梅当年没有自杀，也没有离开太远，而是在案发几年之后，偷偷潜回了紧挨着石首的公安县，并且改了名字，隐姓埋名，在闸口联合社找了一份工作，隐藏了下来。
接下来，侦查队员们在当地警方的协助下，立刻对公安县所有50岁左右、名叫刘东方的妇女进行全面排查，逐一比对她们的身份信息、相貌特征，想要找到那个改名为刘东方的刘冬梅。
公安县虽然不大，但名叫刘东方的妇女也有十几个，侦查队员们一个个地排查，一个个地比对，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他们调取了这些刘东方的户籍资料、照片，和当年刘冬梅的照片进行仔细比对，利用现代刑侦技术，进行面部特征比对，排除了一个又一个嫌疑人。
大家都知道，28年的时间，人的相貌会发生很大的变化，皮肤会松弛，头发会变白，眼角会出现皱纹，但五官的基本特征，是不会改变太大的。就好比说我吧，小眼睛单眼皮，不管年纪多大，什么时候也不可能变成大眼溜圆、双眼皮忽闪忽闪的样子，对吧？刘冬梅也是一样，就算她改了名字，换了身份，她的眉眼、鼻梁、脸型，这些基本特征，依然能和当年的照片对应上。
经过几天的努力，侦查队员们终于筛选出了一个女人，这个女人的户籍资料显示，她名叫刘东方，51岁，户籍所在地是公安县闸口镇，早年嫁给了当地一个农民，生有一个儿子，现在一家人都在公安县生活。她的照片，和当年刘冬梅的照片比对之后，五官特征高度吻合，虽然岁月在她脸上留下了痕迹，但依然能一眼看出，她就是当年的刘冬梅。
警方的专业技术人员，对两人的照片进行了专业的比对鉴定，最终确认：这个名叫刘东方的女人，就是他们追寻了28年的犯罪嫌疑人，刘冬梅！
这个消息，让所有的侦查队员都激动得说不出话来。追寻了28年，历经几代刑警的努力，他们终于找到了凶手！而且让人没想到的是，这个逃亡了28年的凶手，竟然没有跑远，就藏在离石首只有60多公里的公安县，就在警方的眼皮子底下，过着普通人的生活，甚至还结婚生子，组建了自己的家庭。
侦查队员们来不及庆祝，立刻驱车赶往刘冬梅的住处，准备实施抓捕。办案警官们的心情都非常激动，28年的坚守，28年的追寻，终于要迎来终点了，他们恨不得立刻就将刘冬梅抓获，给王生涛的家人一个交代。
可事情，并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当侦查队员们赶到刘冬梅的住处时，发现她家的大门紧闭，大门上挂着一把锁，院子里长满了杂草，看起来已经很久没有人居住了。侦查队员们没有贸然行动，而是在周边隐蔽起来，进行蹲守，希望能等到刘冬梅回来。
这一蹲守，就是两天两夜。两天两夜里，侦查队员们轮流值守，不敢有丝毫懈怠，饿了就吃点干粮，渴了就喝点矿泉水，眼睛一刻不停地盯着刘冬梅的家门，可始终没有看到任何人进出，院子里依然是一片死寂。
侦查队员们觉得有些不对劲，于是就向周边的邻居打听情况。邻居说：“这家人啊，早就外出打工了，大概在一个月前就走了，具体去了哪里打工，我们也不知道，他们走的时候很匆忙，也没有跟我们打招呼。”
听到这句话，侦查队员们的心情瞬间跌到了谷底，大失所望。好不容易找到了凶手的踪迹，确定了凶手的身份，可没想到，她竟然又一次消失了，而且走得那么匆忙，显然是察觉到了什么，或者是早就做好了再次逃亡的准备。
案件侦破到这一步，陷入了新的困境，凶手找到了，身份也确认了，可她的去向，却又成了一个谜。难道，28年的努力，就要这样功亏一篑吗？难道，他们还要继续追寻下去吗？
就在侦查队员们感到失望、沮丧，甚至有些绝望的时候，另一路负责排查通话记录的侦查队员，带回来了一个新的消息，这个消息，再一次点燃了大家的希望。
这路侦查队员，在对刘冬梅的哥哥刘建军、姐姐刘云华的通话记录进行重新梳理时，发现近期有两个陌生的电话，分别打给了刘建军和刘云华，这两个电话都很蹊跷，它们都是从广东省中山市古镇打过来的。
根据警方之前的调查，刘家在广东省没有任何亲戚朋友，刘建军和刘云华也从来没有和广东的人有过联系，这两个从中山打过来的电话，显得格外可疑。侦查队员们立刻对这两个电话号码进行调查，发现其中一部是手机，机主名叫蓝海，另一部是固定电话，机主姓罗，名叫罗建国，两个人都是男性，蓝海20多岁，罗建国50多岁，都是湖南人。
这两个人，会不会和刘冬梅有什么关系呢？侦查队员们反复琢磨，突然想到了一个关键点，刘冬梅改名为刘东方之后，在公安县结婚生子，她的儿子名叫邓海兰。而那个手机机主，名叫蓝海，“海”字和邓海兰的“海”字相同，而且蓝海的年龄，和刘冬梅儿子的年龄也差不多。
一个大胆的推测在侦查队员们的脑海中浮现：这个名叫蓝海的人，极有可能就是刘冬梅的儿子邓海兰，他之所以改名为蓝海，就是为了隐藏自己的身份，或者是习惯了这个名字。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刘冬梅全家外出打工的地点，很可能就是在广东省中山市古镇！
这个推测，让所有的侦查队员都兴奋不已，他们立刻收拾行装，于2013年7月12日，驱车赶往广东省中山市，开启了新的追凶之路。
中山古镇，素有“中国灯都”的称号，这里聚集着全国各地的打工者，大大小小的灯具厂、配件厂遍布全镇，每年都有无数人来这里打工谋生，想要在这个人流量巨大的地方，找到一个人，难度依然很大。不过，侦查队员们没有退缩，他们知道，这是抓住刘冬梅的最后机会，无论多难，他们都要坚持下去。
到达中山古镇后，侦查队员们立刻联系了当地警方，请求协助调查。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他们首先查到了那个固定电话的机主罗建国的情况。罗建国是湖南人，50多岁，在古镇的一家物流公司上班，为人老实，没有任何违法犯罪记录，和石首也没有任何关联。
可当侦查队员们对罗建国进行进一步排查时，发现了一个重要的线索：罗建国和一名湖北籍的女士来往非常密切，两人经常一起上下班，一起吃饭，关系十分亲密。而这名湖北籍的女士，年龄大概在50岁左右，身材、相貌，都和刘冬梅非常相似。
侦查队员们的心里越来越有底了，他们知道，自己离目标越来越近了。在当地警方的协助下，他们对整个中山古镇的灯具厂、配件厂进行了全面的摸排，逐一查看各个工厂的工人登记表，寻找名叫刘东方的湖北籍女工。
古镇的灯具厂有上百家，工人更是多达几万人，排查工作十分繁琐，侦查队员们每天都要走访好几家工厂，查看上千份工人登记表，累得筋疲力尽，但他们没有丝毫懈怠，生怕错过任何一个细节。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排查了整整三天之后，侦查队员们终于在一家小型灯具厂的工人登记表上，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刘东方。登记表上显示，刘东方，51岁，湖北石首人（登记时隐瞒了真实籍贯，只写了湖北），在这家工厂从事灯具组装工作，已经在这里工作了两年多。
看到这个名字，侦查队员们的心情异常激动，同时也十分紧张。28年了，他们终于要见到这个逃亡了28年的凶手了，可他们心里也没底，28年的时间，刘冬梅到底变成了什么样子？她会不会反抗？会不会再次逃跑？
侦查队员们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悄悄进入了这家灯具厂的车间。车间里一片忙碌，几十名工人正在流水线上组装灯具，机器的轰鸣声此起彼伏，空气中弥漫着塑料和金属的味道。侦查队员们的目光，在车间里仔细搜索，很快，就锁定了一个女工。
这个女工，穿着一身蓝色的工装，头发花白，脸上布满了皱纹，正低着头，默默地组装着灯具，动作麻利，神情平静，看起来和其他的工人没有任何区别。可侦查队员们一眼就认了出来，她的眉眼、鼻梁、脸型，都和当年刘冬梅的照片高度吻合，她就是刘冬梅！
侦查队员们慢慢靠近她，尽量不引起她的注意。一开始，这个女工表现得非常冷静，依然低着头干活，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可当侦查队员们走到她面前，轻声问起：“你是湖北石首人吗？你认识王生涛吗？”的时候，她的身体瞬间僵住了，手里的工具“啪嗒”一声掉在了地上，脸色瞬间变得苍白，眼神里充满了恐惧和慌乱，双手也开始不停地发抖。
见她一问三不知，拒不承认自己是石首人，也不承认认识王生涛，侦查队员们知道，她是在刻意伪装，想要蒙混过关。侦查队长李警官深吸一口气，看着她，一字一句地喊出了那个尘封了28年的名字：“刘冬梅！”
第一次喊，她没有答应，依然低着头，肩膀不停地颤抖。
“刘冬梅！”李警官又喊了一声，声音提高了几分。
她的身体抖得更厉害了，眼泪顺着脸颊流了下来，滴在了工装上，晕开了一小片水渍。
“刘冬梅！”李警官第三次喊出了她的名字，语气坚定，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
这一次，她缓缓地抬起头，脸上布满了泪水，眼神里充满了绝望和愧疚，她看着侦查队员们，嘴唇动了动，终于发出了沙哑的声音：“我……我是……”
这句话，意味着28年的追凶之路，终于画上了句号。刘冬梅知道，自己再也躲不掉了，28年的逃亡，28年的惶恐，终于在这一刻，彻底爆发了。她再也无法伪装，再也无法隐藏，只能彻底交代自己28年前犯下的罪行。
在审讯室里，刘冬梅缓缓地讲述了自己28年前的所作所为，讲述了自己28年的逃亡生涯，每一句话，都充满了愧疚和悔恨，泪水始终没有停止过。
刘冬梅说，当年她和王生涛在一起，是真心相爱的，她从农村出来，能认识王生涛这样的城镇职工，心里非常珍惜这段感情，也一直憧憬着和王生涛结婚生子，过上好日子。可她是农村户口，王生涛是城镇户口，在那个年代，城乡户口的差异巨大，城镇户口意味着能享受更好的教育、医疗和就业待遇，而农村户口，就像是被贴上了“二等公民”的标签，想要“农转非”，难如登天。王生涛一开始并不在意她的户口问题，可随着两人交往越来越深，谈论到结婚生子时，王生涛的态度渐渐变了。
王生涛告诉刘冬梅，他的家人不同意他娶一个农村户口的女人，说如果两人结婚，以后他们的孩子也会是农村户口，一辈子抬不起头，找不到好工作，也得不到好的教育。王生涛一开始还试图说服家人，可架不住家人的反复劝说和施压，慢慢就动摇了，开始有意无意地疏远刘冬梅，甚至提出了分手。
而此时的刘冬梅，已经怀了王生涛的孩子。这个消息，对她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她出身农村，性格内向又好强，在那个年代，没结婚就怀孕，是一件非常丢人的事情，一旦传出去，她不仅会被人指指点点，甚至可能被赶出村子，一辈子都抬不起头。她苦苦哀求王生涛，希望他能回心转意，不要抛弃她和孩子，可王生涛心意已决，态度坚决，说两人之间没有可能了，让她赶紧打掉孩子，从此两不相欠。
1985年4月8号晚上，刘冬梅找到了王生涛的宿舍，再次和他争吵起来。她哭着质问王生涛，为什么要这么对她，为什么要抛弃她和未出世的孩子，可王生涛却不耐烦地呵斥她，说她不懂事，还说两人本来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分手是迟早的事情。看着王生涛冷漠的眼神，听着他绝情的话语，刘冬梅彻底绝望了。
她想着，自己怀了孩子，被王生涛抛弃，要是这件事传出去，她就再也没有脸见人了，不如和王生涛同归于尽，这样就不用再承受这些痛苦和非议了。当晚，她趁着王生涛熟睡的时候，拿起身边的一条毛巾，紧紧地勒住了王生涛的脖子，她一边勒，一边哭，心里充满了绝望和愤怒，直到王生涛不再挣扎，彻底没了呼吸，她才松开手。
作案之后，刘冬梅吓得浑身发抖，大脑一片空白，她看着王生涛的尸体，心里充满了恐惧，连和家人告别的勇气都没有，就匆匆收拾了几件简单的衣物，连夜逃离了石首，开始了她长达28年的逃亡之路。
刘冬梅说，逃亡的日子，比死还难受。80年代，一个女人独自在外逃亡，无依无靠，饥一顿饱一顿，有时候甚至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她不敢用自己的真实身份，不敢和任何人深交，不敢暴露自己的籍贯，每天都活在恐惧和不安之中，生怕被警方发现。一开始，她觉得熬不下去了，又不想自首，就给家人写了那封诀别信，然后割腕自杀，可幸运的是，她被一个好心人救了下来，没有死成。
自杀未遂之后，刘冬梅就放弃了轻生的念头，她觉得，既然没死成，就好好活下去，哪怕活得再艰难，也要活下去。案发三年之后，她偷偷潜回了紧挨着石首的公安县，因为这里离石首不远，却又不容易被警方注意到，她想在这里隐姓埋名，重新开始生活。
在公安县，她谎称自己是孤儿，没有家人，经人介绍，认识了当地的一个农民，也就是她后来的丈夫。那时候，户籍制度管理比较松散，有很多漏洞，她就趁机以“刘东方”的名字，办理了户口，从此，世上再没有刘冬梅，只有刘东方。
一开始，日子过得还算平静，她和丈夫生了一个儿子，取名邓海兰，她以为，自己可以就这样一直隐藏下去，安安稳稳地过一辈子，把当年的罪行彻底忘记。可没想到，后来她的丈夫得了精神病，失去了劳动能力，家里的重担，全都压在了她一个人的身上。她不得不四处打工，起早贪黑，辛辛苦苦，一个人养活一家四口，日子过得十分艰难。
这么多年以来，她每天都在惶恐中度过，白天打工的时候，总是小心翼翼，生怕被人认出自己的真实身份；晚上睡觉的时候，经常会做噩梦，梦见王生涛来找她索命，梦见警方来抓她，每次都从噩梦中惊醒，浑身是汗。她不敢回老家，不敢见自己的亲人，哪怕是父亲去世，她也只能在深夜偷偷回去，在父亲的坟前烧几张纸，不敢停留太久，生怕被人发现。
随着时间的推移，几十年过去了，她渐渐放松了警惕，觉得都过去快30年了，警方应该早就把这件案子忘了，应该不会再找她了。她甚至开始尝试着和家人偷偷联系，偶尔给哥哥打个电话，问问家里的情况，可她没想到，警方从来没有放弃过追查，从来没有忘记过这起尘封了28年的命案，从来没有忘记过给受害者一个公道。
当侦查队员们说出“刘冬梅”这三个字的时候，她就知道，自己的逃亡生涯，终于结束了，她再也不用躲躲藏藏，再也不用活在恐惧之中了。她对自己当年的所作所为，充满了愧疚和悔恨，她说，如果当年她能冷静一点，能好好和王生涛沟通，能勇敢地面对现实，而不是选择用极端的方式解决问题，就不会酿成这样的悲剧，就不会毁掉自己的一生，也不会毁掉王生涛的一生，更不会让两个家庭都陷入无尽的痛苦之中。
得知刘冬梅被抓获的消息后，王生涛的家人激动得喜极而泣，他们盼这一天，盼了整整28年，盼了将近三千个日夜，终于等到了凶手伏法的这一天，终于可以告慰王生涛的在天之灵了。王生涛的父亲，抱着儿子的照片，老泪纵横，嘴里反复念叨着：“生涛，我的儿，凶手抓到了，你可以安息了，你可以安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