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幕第三百场]

    现在坐在公园的长椅上，风一吹，树叶哗啦哗啦响，有点像昨晚梦里那地方的声音——也可能不是，毕竟我记不清了。刚洗了把脸，水珠子还挂在下巴上，凉丝丝的，可还是困，眼皮沉得像挂了铅块。明明醒了之后就没再睡，从职工宿舍的铁架子床上爬起来，踩着凉鞋去走廊尽头的厕所，瓷砖缝里还沾着上夜班工友带回来的泥点子，一股子消毒水混着汗味的味道，闻了快两年，还是没习惯。

    上完厕所，在水池子跟前撩水洗了把脸，冷水激得太阳穴突突跳，才算稍微清醒点。镜子是块模糊的碎玻璃，照出来的脸也是糊的，眼窝陷下去，颧骨有点突，下巴上的胡茬扎手，比刚来南方的时候瘦了好多，也老了好多。穿衣服的时候，摸见后背上的酸痛，是昨天在工厂里扛了一下午货留下的，右边肩膀尤其疼，估计是肌肉拉伤了，可也没辙，明天还得接着干。

    出门的时候，宿舍楼下的早餐摊正冒着热气，卖豆浆的阿姨问我：“小伙子，今天不上班啊？”我嗯了一声，没多说话。以前还会跟她唠两句，问她豆腐脑咸不咸，现在懒得张嘴，觉得没什么好说的，说了也没用。买了两个肉包，一杯豆浆，边走边吃，包子皮有点硬，肉馅里姜放多了，辣得嗓子眼疼，豆浆是温的，没什么豆味，像掺了水。

    走到公园的时候，太阳刚出来没多久，照在身上暖乎乎的，可我还是觉得冷，从骨头缝里往外冒的那种冷。找了个没人的长椅坐下，把剩下的半个包子吃完，就开始想昨晚的梦。其实也不是“想”，是它自己往脑子里钻，零零碎碎的，像被猫抓烂的纸，拼不起来。

    你也知道，我记性越来越差了，别说好几年前的事，就是昨天吃了什么，有时候都得想半天。更别说梦了，大多时候醒了就忘，跟没做过一样。可昨晚这个不一样，好像是把以前做过的碎梦又拼了一块，虽然还是缺胳膊少腿，但好歹能看出点影子来。

    先说那个老早就梦到过的片段吧，好几年前了，具体是哪年？记不清了，可能是刚出来打工那年，也可能是在老家待不下去的时候。梦里我一睁眼，就在个奇怪的地方，不是现在住的职工宿舍，也不是老家的破房子。那地方看着像个废弃工厂，墙皮都掉光了，露出里面锈迹斑斑的钢板，上面还画着些看不懂的符号，红的绿的，像小孩子乱涂的，又有点像赛博朋克电影里的东西。可偏偏旁边又长着好多树，不是南方这种细高的樟树，是那种粗树干、叶子特别大的树，藤蔓缠在工厂的管道上，绿油油的，看着挺瘆人。远处还有点小城街景的影子，矮矮的房子，歪歪扭扭的招牌，可没见着人，静悄悄的，只有风吹树叶的声音，哗啦哗啦，跟现在公园的声音有点像，又不太一样。

    然后就有个老头过来了，穿得挺奇怪，上身是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下身却是条亮闪闪的工装裤，脚上蹬着一双劳保鞋，头发乱糟糟的，像个鸟窝，眼睛却很亮，直勾勾地盯着我。他说：“欢迎加入啊，小伙子。”我当时懵了，问他这是哪儿，他笑了笑，没直接说，就说：“能到这儿来的，都有原因，各有各的苦，各有各的求不得。”

    他还跟我数，说在我之前已经有九个人了，我是第十个。你说怪不怪，我现在连昨天工厂里一起干活的工友叫什么都记不清，偏偏记得他说的“第十个”。他说第一个是搞科研的，一辈子想求个真理，研究了大半辈子，头发都白了，结果实验失败了，人也疯了，跑这儿来了；第二个是做生意的，以前挺有钱，后来赔得底朝天，老婆孩子也走了，穷困潦倒，想找个地方解脱；第三个是带着仇来的，好像是什么情杀，具体我记不清了，只记得老头说他眼睛里总像有火；还有几个，有的是家里矛盾，妻离子散，有的是有精神疾病，总想着求仙问道，长生不老，还有的是那种，命里没有的东西，非要去抢，最后什么都没捞着，跑到这儿来了。

    老头说这些的时候，语气平平的，像在说别人的故事，可我听着心里发紧，总觉得他说的那些人里，好像有我的影子。你说我是为了什么？我也不知道，可能是为了活着吧，活着太难了，从小到大都难。小时候在老家，爸妈总吵架，摔东西，我躲在门后不敢出声，有时候他们吵完了，就拿我撒气，说我是累赘。上学的时候，成绩不好，老师不待见，同学也欺负我，把我的课本扔到厕所里，说我是没人要的孩子。毕业之后，以为出来打工能好点，结果呢？在南方这边，进了工厂，每天重复着一样的活，扛货、打包、搬箱子，累得像条狗，还得看组长的脸色，有时候做错一点事，就被骂得狗血淋头，说我是废物。上个月，还被工友骗了两百块钱，他说能帮我找个轻松点的活，结果钱给了，人就不见了。

    你说，我是不是也跟那些人一样，是因为求不得？求一个安稳的家，求一份不那么累的工作，求别人能对我好一点，可这些都没有。所以老头说我是第十个的时候，我一点都不惊讶，好像我本来就该在那儿。

    后来老头带我转了转，那地方挺大，像个废弃的研究机构，又像个疯人院，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仪器，还有一些纸质的资料，散落在地上，上面写着些看不懂的公式。我见到了其中一个人，坐在一个破机器跟前，手里拿着个扳手，不知道在拧什么，嘴里还念念有词，我走过去跟他说话，他也不理我，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机器，好像里面有什么宝贝。其他人没见到，老头说他们要么去“野”了，要么躲在自己的房间里，不怎么出来。我当时还想，躲在房间里挺好的，不用见人，不用听那些难听的话，不用干活，多好。

    然后就是另一个梦的片段，这个是新的，以前没梦到过，可也记不清了，乱糟糟的。梦里我在一个封闭的房间里，没有窗户，只有一盏灯，亮得晃眼。房间里有好多屏幕，都是那种电子虚拟屏幕，浮在空中，上面全是数理化公式，还有一些图表，花花绿绿的，我在那儿计算，研究，好像在搞一个什么项目，又像科研，又像玄学，说不清楚。桌子上还堆着好多纸质的研究资料，有的写满了字，有的画着奇怪的图，我就趴在桌子上，一遍一遍地算，一遍一遍地看，搞了好长时间，也没搞出来，心里急得慌，可就是停不下来。

    后来发生了什么？记不清了，好像有人推门进来，又好像没有，然后我就醒了。醒的时候，职工宿舍里静悄悄的，其他工友还在睡觉，呼噜声此起彼伏，像打雷一样。我摸了摸额头，全是汗，身上也黏糊糊的，像刚从水里捞出来一样。

    醒了之后，我就没再睡，躺了一会儿，觉得没意思，就起身去上厕所。走廊里的灯是声控的，我走一步，它亮一下，走一步，亮一下，照得影子忽长忽短，像个怪物。厕所里的水龙头没关紧，滴答滴答，声音在安静的走廊里特别响，我盯着那滴水看了半天，觉得它跟我的日子一样，一滴一滴，没个尽头，也没什么意义。

    洗了把脸，穿好衣服，就出门了。今天休一天，不用去工厂，本来想在宿舍里睡一天的，可宿舍里太闷了，一股子汗味和脚臭味，让人喘不过气。所以就跑到公园来了，也没什么地方可去。

    在公园里，找了个长椅坐下，吃了点东西，就开始读书。带来的书是从旧书摊上买的，五块钱一本，是本小说，讲的是一个人在城市里打工的故事，跟我的日子有点像，可又不太一样，他最后好像离开了城市，回老家了。我也想回老家，可老家没什么可回的，爸妈早就不怎么管我了，家里的房子也快塌了，回去也是没地方住。

    读了一会儿书，眼睛有点花，可能是昨晚没睡好，也可能是视力越来越差了。就起来锻炼了一下，其实也不算锻炼，就是在公园里走了走，活动活动胳膊腿。公园里挺热闹的，有老头老太太在打太极，有小孩在追着跑，有情侣在小声说话，只有我一个人，孤孤单单的，像个局外人。

    走着走着，就想写点东西，其实也没什么可写的，就是把昨晚的梦，还有今天的事，记下来。以前也写过，写在一个旧本子上，后来本子丢了，也懒得再写了。可今天不知道怎么了，就想写，可能是心里太闷了，想说点什么，又没人听，只能写下来。

    现在坐在长椅上，手里拿着笔，纸是从宿舍里带出来的，是工厂里印废的传单，背面是空白的。写着写着，就觉得没意思了，写了又怎么样呢？梦还是记不清，日子还是照样过，明天还得去工厂打工，扛货、打包、搬箱子，看组长的脸色，听工友的闲言碎语。

    不过也没什么，都习惯了。人嘛，不就是这么活着吗？熬一天是一天，熬到哪天熬不动了，可能就像梦里那些人一样，找个地方躲起来，再也不出来了。

    风又吹过来了，树叶哗啦哗啦响，好像在跟我说什么。我抬头看了看天，天挺蓝的，有几朵云，慢慢地飘着。可能过一会儿，我会再读会儿书，或者再走会儿，然后就回去了，回职工宿舍，吃点东西，睡一觉，明天早上起来，继续去工厂打工。

    也没什么可写可聊的了，就到这吧。下次再见，明天见。希望明天的包子能软一点，豆浆能浓一点，工厂里的货能轻一点，组长的脸色能好看一点。希望今晚的梦，能清晰一点，或者，干脆别做梦了，好好睡一觉，比什么都强。

    （现在是九月的最后一个晚上，我坐在出租屋的窗边，手里捏着一张皱巴巴的考研日程表——这张表我从三月用到七月，上面的墨迹被汗水晕开，有些日期旁边还画了小小的“√”，那是我给自己的“安全标记”，代表当天没出纰漏，没被任何人看出破绽。窗外的路灯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皮肤是正常的黄，指甲盖里没有残留的金属屑，也没有之前那种青灰色的暗沉。真好啊，一百三十天，终于熬完了。

    从三月初拿到那颗药丸开始，我的脑子就没停过转。说明书上的“适应期四十日、转变期六十日、成熟期三十日”像三根针，扎在我每天的作息里。我不能跑深山老林，宿舍里有三个室友，班里有四十个同学，每周要给家里打一次电话，甚至连楼下食堂的阿姨都认识我——她总说“小伙子今天又吃馒头啊”。我要是突然消失，或者变得“不对劲”，不出三天，辅导员就得找我谈话，我妈就得坐火车来学校。所以我必须找个“壳”，一个能把这一百三十天装进去的、让所有人都觉得“合理”的壳。

    考研，是我能想到的最好的壳。三月初，学校里到处都是备战考研的人，图书馆的座位要抢，自习室的灯亮到半夜，谁都会觉得“那个总待在角落的人，只是在好好复习”。我得把这个“壳”做足，从里到外，连细节都不能错。

    三月：铺垫，把“不对劲”变成“早有预兆”

    三月一号那天，我特意起得很早，去食堂买了豆浆油条，坐在平时和室友一起坐的桌子旁。他们三个陆续过来，我假装漫不经心地说：“哎，我想了想，还是考本校的计算机吧，毕竟熟。”老大咬着油条含糊道：“行啊，正好咱们宿舍四个，三个考研，互相有个伴。”我心里松了口气，第一步成了——让他们习惯“我要考研”这个设定。

    接下来的一周，我开始“铺垫病情”。不是突然说自己生病，而是一点点渗透。周二早上，我故意顶着两个黑眼圈去上课，同桌问我：“昨晚没睡好？”我揉着眼睛说：“别提了，躺床上翻来覆去，总觉得浑身没力气，可能是最近压力大。”周四下午，我去校医院买了一盒维生素C，故意在宿舍拆开，老二问：“咋了？缺维生素？”我拿起药盒晃了晃：“体检报告出来了，医生说我有点贫血，让补补。”我甚至还找了张旧的体检单，在上面用铅笔轻轻改了两个指标，放在书桌上最显眼的位置——不是让他们看，是让他们“偶然看到”，然后在心里默认“他身体本来就不太好”。

    三月十号，药丸的副作用开始显现。那天早上洗脸，我盯着镜子里的自己，吓了一跳——脸色不是苍白，是发灰，像旧报纸泡了水的颜色，尤其是眼周，青得发黑。我赶紧用冷水泼脸，试图让肤色看起来“正常点”，但没用。去食堂买早饭时，食堂阿姨多看了我两眼：“小伙子，今天脸色咋这么差？是不是感冒了？”我强装镇定：“阿姨，昨晚复习到三点，可能熬狠了。”她叹口气：“年轻人也别太拼，身体要紧。”

    那天之后，我开始“强化”病容。早上不涂任何护肤品，故意让脸保持那种“熬夜过度的暗沉”，正好能盖过药丸带来的青灰色。上课的时候，我戴了个黑色的口罩——不是N95，太惹眼，就是普通的医用口罩，借口是“图书馆人多，怕被传染感冒”。其实是怕有人凑近了，看到我眼底的浑浊——那阵子我的瞳孔有点发雾，像蒙了一层薄纱，我试过戴美瞳，但是第一次戴，眼睛疼得直流泪，只好放弃，口罩成了最好的遮挡。

    每周给家里打电话，我都会“抱怨”几句。“妈，最近总觉得累，看书看一会儿就犯困。”“爸，我买了点红枣，医生说补血，你和我妈也记得吃。”我甚至还故意咳嗽两声，让声音听起来“沙哑点”。我妈在电话里总说“不行就回家歇几天”，我赶紧说：“不用，等过段时间适应了就好了，考研哪有不累的。”我知道，我不能回家，家里的灯光太亮，我妈会一眼看出我脸色的不对劲。

    三月底，适应期快过半，我的身体越来越虚，有时候走路都打晃。我找了个借口，向辅导员申请了“半走读”——就是白天来上课，晚上回校外的亲戚家住。其实我根本没有亲戚在这边，只是想找个理由，晚上能单独待着。辅导员问我：“亲戚家离学校远吗？”我拿出手机，打开提前存好的地图截图：“不远，骑车二十分钟，主要是宿舍太吵，影响复习。”他没多问，签了字。

    那天晚上，我在学校附近的老小区租了个单间——一楼，带个小阳台，房东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耳朵有点背，平时不怎么来。我跟她说“我是学生，考研，想找个安静的地方”，她点点头，收了我一个月的房租和押金，都是现金——我特意提前取了现金，没刷手机，怕留下支付记录。搬家的时候，我只带了一个行李箱，里面装了几件换洗衣物、考研资料，还有一瓶从网上买的“肤色修正液”——不是化妆品，是那种用来遮盖疤痕的，颜色偏黄，正好能盖过脸上的青灰。

    四月到五月：转变期，把出租屋变成“安全屋”

    四月一号，适应期结束，转变期开始。那天早上，我醒来后摸了摸自己的胳膊，皮肤还是有点凉，但不抖了——药丸里的能量开始稳定下来，接下来要做的，是“找资源”，进行“外部改造”。我不能在宿舍弄，也不能在图书馆弄，出租屋成了我唯一的“安全屋”。

    首先是资源获取。我需要螺丝刀、电钻、金属板材，还有一些隔音棉。这些东西不能从学校附近的五金店买——老板认识我，会问“你买这些干嘛”。我选了离学校五公里的一家五金店，那家店在菜市场旁边，人多眼杂，老板没时间管顾客买什么。我戴着口罩和鸭舌帽，下午三点去的——那时候菜市场人最少。老板是个中年男人，趴在柜台上玩手机，我指着货架上的东西说：“要一把十字螺丝刀，一个小型电钻，还有两米隔音棉。”他头也不抬地说：“一共一百二。”我递过去现金，他找了钱，我拿着东西赶紧走，没敢多待。

    网上买的东西更麻烦。我需要一些特殊的金属零件，还有一瓶用来处理痕迹的工业清洁剂。我用临时手机号注册了一个购物账号——这个手机号是我在路边的报刊亭买的，不用身份证，五十块钱，里面有二十块话费。我把收货地址填成离出租屋最近的快递柜，选了“到付”。每次取快递，我都在晚上十点以后，戴着口罩和帽子，裹着一件黑色的外套，快递柜旁边的监控拍不清我的脸。取完快递，我会把包装拆开，扔进不同的垃圾桶——盒子扔进可回收物，泡沫扔进其他垃圾，避免有人从包装上看出我买了什么。

    改造的地方选在阳台。我把阳台的窗帘拉得严严实实，用钉子把隔音棉钉在墙上和门上——隔音棉是灰色的，和阳台的墙壁颜色差不多，即使有人进来，也只会觉得“这是为了复习安静”。我还在阳台放了一个旧的洗衣机——是我从二手市场买的，五十块钱，不能用，只是用来挡着改造的工具。每次改造前，我都会把洗衣机推到阳台中间，挡住里面的桌子，然后打开花洒——卫生间的花洒对着阳台的窗户，水声能盖过电钻的声音。有一次，楼上的邻居下来敲门，说“你家怎么总有水声？”我隔着门说：“阿姨，我在洗床单，考研的资料洒了水，得赶紧洗。”她哦了一声，走了。我吓得心脏狂跳，之后每次改造，都把花洒的声音调小一点，再打开手机播放白噪音——雨声，最大音量。

    那两个月，我几乎没怎么出门。每天的作息是：早上七点起床，吃点面包和牛奶，然后开始“复习”——其实是坐在书桌前，感受身体里的能量流动，让它慢慢稳定下来。中午十二点，用小电锅煮点面条，不放油，那阵子我闻不得荤腥，一闻到就想吐。下午一点到五点，是改造时间，用螺丝刀把金属零件拼起来，有时候需要用电钻打孔，就打开花洒和白噪音。晚上六点，下楼买晚饭，只去小区门口的便利店，买泡面、火腿肠和矿泉水，老板是个年轻人，每次都戴着耳机，不管我买什么，都只是扫码收钱。晚上七点到十点，继续“复习”，其实是在处理改造的垃圾——金属碎片装进旧的饼干盒，攒够一周，晚上十点以后，扔进小区门口的废品回收站；生物组织（药丸改造时会脱落一些皮肤碎屑）用工业清洁剂泡一下，倒进卫生间的下水道，然后用热水冲三遍，确保没有痕迹。

    每周给家里打电话，我都选在下午四点——那时候阳光最好，我坐在窗边，让光线照在脸上，显得“有精神”。我会跟我妈说：“今天复习得不错，做了一套真题，错了十几个。”跟我爸说：“这边天气挺好的，就是有点热，我买了个小风扇。”有一次，我妈说：“你发张照片给我看看，我想看看你瘦没瘦。”我心里咯噔一下，赶紧说：“妈，我手机摄像头坏了，等下次修好了再给你发。”挂了电话，我赶紧把手机里所有的照片都隐藏了——怕不小心发错。

    四月中旬，室友给我发微信，说“宿舍聚餐，你来不来？”我回：“不了，我这边复习太紧，你们吃吧，替我多吃点。”他回了个“好吧”，没再多问。其实我是怕聚餐的时候，他们看出我脸色的变化——那时候我的脸色虽然不那么青了，但还是有点暗沉，而且我不敢喝酒，怕酒精影响身体里的能量。五月初，辅导员给我打电话，问我“复习怎么样了？要不要参加学校的考研辅导班？”我赶紧说：“老师，不用了，我报了网上的班，挺方便的。”他说“那行，有问题随时找我”，挂了电话，我松了口气——幸好他没说要见我。

    六月到七月：成熟期，把“怪物”装回“人”的壳里

    六月一号，转变期结束，成熟期开始。那天早上，我醒来后摸了摸自己的脸，皮肤是正常的黄，眼底的浑浊也消失了，只是摸起来还有点凉。我知道，该“收网”了——考研的幌子该结束了，我得回到宿舍，回到正常的生活里。

    我提前做了准备。在网上找了张考研成绩查询页面的截图，用PS改了分数——总分310，比去年的复试线低了20分。我把这张截图存在手机里，设成了屏保，方便随时“展示”。六月十号，我开始收拾出租屋——把隔音棉拆下来，扔进小区的垃圾桶；把改造的工具装进纸箱，送到废品回收站；把小电锅、旧洗衣机卖给了二手市场的老板，五十块钱。最后，我用工业清洁剂把阳台和卫生间擦了三遍，确保没有任何痕迹。

    六月十五号，我搬回了宿舍。室友们围过来，老大问：“咋样？考研结束了？”我假装沮丧地把手机递过去，指着那张截图说：“差了二十分，没考上。”他们都围过来看，老二拍了拍我的肩膀：“没事，明年再考呗，或者找工作也行。”我苦笑着点头：“可能吧，先歇几天再说。”其实我心里在想，幸好他们没注意到我比之前高了一点点——药丸改造后，我的身高长了三厘米，我特意穿了双旧鞋子，让自己看起来“没怎么变”。

    接下来的一个月，是“恢复期”——也是我适应“新身体”的时间。我的力气变大了，之前搬不动的行李箱，现在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有一次，宿舍的饮水机没水了，我去楼下扛水，老大说：“我跟你一起去吧。”我赶紧说：“不用，我一个人就行。”然后一只手扛起水桶，假装“很费力”地走上楼——其实一点都不沉，但我得装，不然他们会觉得奇怪。我的听力也变好了，能听到隔壁宿舍的人在说什么。有一次，老三在隔壁宿舍跟人聊天，说“我觉得他这次考研没考上，有点奇怪”，我赶紧假装“没听见”，走到阳台去打电话，避免让他发现我听到了。

    七月初，我开始找工作。投了几家公司，都收到了面试通知。面试的时候，我特意穿了长袖衬衫——手腕上还有块淡淡的青痕，是改造时留下的，得用袖子盖着。面试官问我“为什么考研没考上”，我就说“准备得有点晚，时间不够”。他们问我“大学期间有没有什么实习经历”，我就说“之前一直在复习考研，没怎么实习”。幸好他们没多问，有一家公司给了我offer，让我九月初入职。

    七月底，我回了家。我妈看到我，说“你怎么瘦了这么多？”我赶紧说“考研太累了，现在没事了，在家好好补补”。我爸问我“找工作怎么样了”，我把offer给他看，他笑着说“挺好的，稳定就行”。在家的日子，我每天都穿长袖，即使是夏天——我跟他们说“我怕晒，晒了会过敏”。吃饭的时候，我故意吃很多，让他们觉得“我在补身体”。晚上睡觉，我会把房门锁上，偶尔会醒过来，摸自己的心跳——确认它还是正常的频率，不是之前那种“咚咚”的、像鼓一样的声音。

    九月：现在，我是“正常人”了

    现在是九月三十号，我已经入职一周了。公司里的同事都很好，没人知道我的过去，没人知道我曾经是个“青灰色的怪物”，没人知道我在出租屋里拆了又拼自己。我每天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坐在办公桌前，敲着键盘，和其他上班族一样。中午和同事一起去食堂吃饭，他们会说“你饭量挺大啊”，我就笑着说“年轻，能吃”。晚上下班，我会去健身房锻炼——不是为了练肌肉，是为了“控制”自己的力气，让它看起来“正常”。

    昨天晚上，我回了趟学校。宿舍的三个室友都找到了工作，老大去了深圳，老二考了公务员，老三留在了本地。我们一起去食堂吃饭，阿姨还是那样，问我“小伙子今天吃点啥？”我说“阿姨，来份红烧肉，两米饭”。她笑着说“好嘞，看来是找到好工作了，气色这么好”。我心里暖暖的，又有点酸——她不知道，我曾经是个连馒头都吃不下的“怪物”。

    走在学校的小路上，梧桐叶飘落在我肩上。我抬头看了看天空，月亮很圆，很亮。一百三十天，像一场长长的梦。梦里我是那个躲在出租屋里、浑身发灰的“怪物”，醒来后，我是这个在城市里努力生活的“正常人”。我知道，这个秘密会跟着我一辈子，我永远不会告诉任何人，永远不会让任何人知道。

    但那又怎么样呢？我还活着，还能和朋友一起吃饭，还能给家里打电话，还能坐在办公桌前敲键盘。这就够了。或许，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秘密，都有一个“怪物”，只是我的，比别人的更真实一点。

    现在，我要回家了。明天还要上班，还要和同事一起去食堂吃饭，还要给我妈打电话，说“我挺好的，不用担心”。生活还在继续，我的秘密，也会继续藏在心底，像那颗药丸的外壳一样，安安静静地躺在抽屉里，永远不会被人发现。）

    呵呵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