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大茂，最近厂里没有下乡放映的任务，长期让你闲在办公室，会影响科室风气，也会让其他职工有意见。”
项维龙站在许大茂的办公桌前，指尖轻轻叩着实木桌面，语气严肃没有半分转圜的余地，“现在给你两个选择，要么去一线生产车间支援，薪资按厂里一级工的标准发放；要么申请居家待岗，工资只按厂里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核算。”
项维龙看着许大茂脸上瞬间褪去的血色，心里没有半分同情，他在轧钢厂宣传科干了十几年科长，见多了因为作风问题栽跟头的职工，许大茂不是第一个，也绝不会是最后一个。
只是许大茂这次闹得实在太大，二婚婚宴上被前妻娘家人打上门，还惊动了街道办和派出所，厂部班子连夜开会，才定下了这个处置方案。
项维龙顿了顿，继续说：“你不要怪厂里狠心，你的私生活闹得满城风雨，不仅轧钢厂上下传遍了，连周边的公社、街道都知道了，严重影响了咱们红星轧钢厂的公众形象。
厂里这已经是看在你十几年里下乡放映工作兢兢业业的份上，这才给了你选择的余地。”
项维龙的话说得滴水不漏，既摆明了厂里的立场，也堵死了许大茂求饶的路。
他太清楚许大茂这个人了，嘴甜会来事，平日里左右逢源，小事上，或许大家都乐意卖个薄面。
但这次的事，就算他再怎么求情，厂部的决定也绝不会更改，与其让他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不如一开始就把话说死。
许大茂只觉得浑身的血液仿佛瞬间冲到了头顶，又在刹那间凉了个透，脸色黑得几乎要滴出墨汁来，垂在身侧的双手攥得死紧，指节都泛出了青白。
他在心里把秦京茹的祖宗十八代翻来覆去骂了无数遍，带着咬牙切齿的恨意，若不是这个女人，他绝不会落到如今这般进退两难的境地。
这两天的时间里，许大茂几乎跑断了腿，挨个登门拜访了所有出席过他婚宴的厂干部或同事，陪着十二分的笑脸，把所有的过错都揽在自己身上，低声下气地赔礼道歉。
他一遍遍地解释，说自己也是整件事的受害者。
可那些平日里和他称兄道弟，个个都变得客气又疏离。他们嘴上都说着漂亮话，纷纷表示理解他的处境，可不仅坚决不收他带来的任何礼品，连之前随的婚宴份子钱我不往回要，摆明了要和他彻底划清界限。
有几位更是连门都没让他进，只隔着门说了几句场面话，就找借口打发了他。
许大茂在轧钢厂混了那么多年，早就把职场上的人情世故摸得透透的，心里比谁都清楚，领导们这种刻意疏远、避之不及的态度，比当面指着鼻子批评他、骂他一顿要可怕得多。
原本许大茂还抱着一丝侥幸心理，觉得自己最多就是被孤立一段时间，被同事们议论一阵子，等这阵舆论风波过去了，一切就能慢慢恢复原样。
可今天一早他刚踏进宣传科的门，屁股还没在椅子上坐热，项维龙在他面前说的这番话就彻底打碎了他最后的侥幸。
许大茂只觉得浑身发冷，指尖微微发颤，脑子里一片空白。他反复回想自己这些年的工作，寒冬腊月里骑着自行车拉着放映机下乡，手脚冻得长满冻疮也没耽误过一次放映。
酷暑盛夏里在露天场地挂幕布，浑身被汗湿透也没喊过一声苦。
可到头来，还是抵不过一场家事带来的负面影响。他想不通，也不甘心，可面对着项维龙公事公办的脸，面对着厂部已经定下的决定，他连一句反驳的话都说不出来。
他知道，这件事从婚宴闹起来的那一刻起，他就已经没有了任何辩解的余地。
许大茂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指尖用力掐了掐自己的掌心，用痛感让自己保持清醒，在脑子里反复权衡项维龙给出的两个选择。
可不管是哪一个，都让他打心底里抵触，没有一个是他想要的结果。
一线生产车间的体力活，是出了名的辛苦，每天八小时对着机器，干的都是重体力活，就算是按一级工的标准算工资，也远远比不上他现在宣传科干事的待遇。
更重要的是身份上的天差地别，宣传科的干事，大小也是个干部。
可车间里的工人，要整日和滚烫的钢铁、冰冷的器械打交道，一身油污一身汗，又累又脏，说出去都比不上办公室的工作好听，这让一向把脸面看得比什么都重的许大茂，从心底里就无法接受。
而如果选择回家待岗，看似不用去车间受体力劳作的苦，不用放下脸面去干苦力，还能每个月从厂里领工资，听起来是个清闲自在的选择。
可许大茂觉得厂里的最低生活保障工资，一个月就那么几块钱，连最基本的温饱都勉强维持，根本不够他的日常开销。
更何况，待岗的期限遥遥无期，厂里没有说让他待多久，也没有说什么时候能让他回来，说白了就是无限期的冷处理。
时间一长，不仅会越来越拮据，他也会彻底成了南锣鼓巷四合院街坊邻里口中的笑柄。
院里的邻居本就爱嚼舌根，尤其是闫埠贵，最爱算计人、看笑话，刘海中又踩低捧高，若是他整日待在家里无所事事，少不了被他们明里暗里地嘲讽算计。
还有他一辈子的死对头何雨柱，那家伙要是知道他丢了工作，待在家里吃闲饭，指不定要怎么挤兑他、嘲讽他，天天变着法地在院里拿他寻开心。
一想到何雨柱那幸灾乐祸的嘴脸，许大茂就觉得胸口堵得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