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十五,西洋事务司,江雨桐值房。
炭盆里的银骨炭烧得正旺,哔剥作响,暖意裹着墨香在室内缓缓流淌。江雨桐却觉得指尖有些发凉,目光落在面前摊开的几页文稿上,半晌没挪动。这是阿尔瓦雷斯神父新近“馈赠”的“学术礼物”之一——关于欧罗巴某些王国“政体沿革”与“法律传统”的摘译稿,厚厚一叠,墨迹犹新。负责初步整理的那位翰林院王编修,显然被吓得不轻,不仅在译稿中规中矩,还在许多段落旁用朱笔密密麻麻地批注了“此乃夷狄之制,不可效法”、“悖逆伦常,乱政之源”、“狂悖!狂悖!”等字样,朱砂的赤红在宣纸上晕开,像斑斑点点的血迹。
她定了定神,强迫自己以最冷静、最抽离的态度,去读那些被王编修视为洪水猛兽的文字。里面提到了某些王国古老的“等级会议”,提到“法律的制定需经过某种程序的讨论与同意”,甚至隐晦地提及“君主的权力并非绝对无限,亦需遵守基本法”。尽管译笔生硬,术语古怪,且被阿尔瓦雷斯巧妙地用“古老传统”、“贵族与国王的契约”、“对上帝律法的共同遵循”等看似中性的词汇包裹着,但字里行间透出的那股权力分享、程序正义、法高于人的味道,依然像烧红的针尖,精准地刺向“朕即国家”、“乾纲独断”的那根最敏感的神经。
这不是“日心说”那种遥远星空的争议,也不是“人体解剖”那种限于血肉的骇异。这是直接叩问现世秩序,触碰权力根基的“异端邪说”!阿尔瓦雷斯送出这东西,要么是疯狂到极点的试探,要么就是算准了大明无人能真正读懂其中凶险,只当海外奇谈一笑置之,好让这些种子悄无声息地落入土壤。
江雨桐轻轻合上译稿,指尖的凉意蔓延到掌心。这东西绝不能外流,甚至不能让它出现在正式的译书目录里。但直接销毁或扣压?那等于授人以柄,“阻塞圣听”、“隐瞒夷情”的罪名立刻就会扣上来。她需要一种既处理掉危险,又让人挑不出错的方法。
她铺开一张素白的奏事折子,提笔蘸墨,略一沉吟,写道:“臣阅澳门所呈杂书摘译,内有涉及欧罗巴某些邦国古老旧制、爵位承袭纠纷、以及对其所谓‘上帝律法’不同诠释所导致的政教纷争之零星记载……”她将敏感的政治内容,淡化为“古老旧制”、“陈迹”、“政教纷争”,强调其“杂乱矛盾”、“无关实学”,并与大明制度的优越性对比。最后提出:“为免淆乱视听,引起不必要的附会与误读,臣拟将这部分内容,仅作为最低级别的‘夷情备忘’,封存于司内密档,不入常规译书流通,亦不向外呈览。”既向皇帝交了底,又为自己的处理方式要了许可。
写完密折,用火漆封好,叫来绝对可靠的内侍直送乾清宫。她接着处理内部问题。王编修的批注固然“立场正确”,但那种气急败坏、如临大敌的姿态,反而可能勾起不该有的好奇。“请王编修过来一趟。”她吩咐道。
王编修来得很快,脸上还带着未褪的余悸与激愤:“下官参见江顾问。那译稿实在是……”
“王大人的忠心,我明白。”江雨桐打断他,语气平和,“然我等译书,首要乃是如实、准确。批注阐明其不合我朝礼法之处,自是应当。然批注之道,在于‘辨’而非‘骂’。需以理服人,阐明其说之所以荒谬、不可行之由。情绪激愤之语,恐令不明就里者,反而对批驳之内容产生不必要的好奇。”她看着王编修涨红的脸,继续道,“况且,我司译稿将来或要存档刊印,若满篇‘悖逆’、‘邪说’之斥,恐失学术机构之严谨、客观本分,易授人以‘心虚气躁’之口实。”
王编修张了张嘴,最终颓然垂下肩膀:“那……依江顾问之见?”
“可注明‘此乃彼国特定历史时期之旧制,史料来源单一’、‘此说与其宗教教义纠缠,理解需结合其神学背景’、‘此制度设想在其本国历史实践中亦多弊端’。”江雨桐举例,“重在将其‘历史化’、‘特殊化’、‘问题化’。至于这份译稿本身,”她略一顿,“内容特殊,我已请示上峰,拟暂作内部存档研究,不对外流通。王大人可重新整理一份干净译稿,只保留基础事实陈述,归档备查即可。”
王编修听懂了。这是要“压下去”,但要“压得漂亮”。他不敢再争,躬身退下。
刚送走王编修,吏员来报,掌管“交涉”科的赵郎中求见。赵郎中脸上挂着惯常的、令人捉摸不透的温和笑容:“江顾问,有件事需与您商议。关于开年后‘译书’、‘技艺’二科公开考选细则,吏部与礼部已有初稿。其中规定,应试者需有官身或生员以上功名,且需有在籍官员或有功名者联名保结。您看,是否妥当?”
果然来了。江雨桐心中冷笑。这是要将那些真正有一技之长、却无功名官身的匠户、商贾、海客排除在外!而“联名保结”,更是给了地方官和士绅操纵的利器。
“赵大人,陛下旨意是‘不拘出身,唯才是举’。”江雨桐平静指出,“吏部、礼部这初稿,似乎与上意有所出入。通晓夷语、精于算学格物者,未必皆是科举正途出身。闽浙沿海,颇多与番商打交道、通晓番情的百姓;各地匠作中,亦有家传技艺的巧匠。若以此条框之,恐将真正人才拒之门外。”
赵郎中笑容不变,为难道:“江顾问所言极是。然朝廷用人,自有法度规矩。若无功名、官身限制,让白身庶民甚至商贾匠户与士子同场考较,恐怕于礼制不合,易引物议,也难以管理。这联名保结,亦是为了防止奸猾之徒、来历不明之辈混入。此乃吏部、礼部诸位老大人深思熟虑,亦是遵循旧例。若轻易改动,恐生波澜。”
“旧例未必皆宜于新事。”江雨桐寸步不让,“西洋事务司本就是新设,处理的是新事,若处处循旧例,何需新设?陛下既有明旨在前,我司自当以贯彻上意为先。我意,这考选细则,需重新商议。至少,‘不拘出身’一条,必须落实。可设‘特长举荐’通道。保结,可改为‘所在地官府或有信誉行会出具的身份、品行证明’。此事,我将具本上奏,并请周老大人一同署名,呈报圣裁!”
她态度坚决,甚至搬出了周御史和上奏皇帝。赵郎中脸上的笑容终于有些挂不住,深深看了她一眼,含糊应了一句,告辞离去。他知道,考选资格的争夺,将是第一场硬仗。
数日后,江雨桐的密折得到皇帝朱批:“可。”同时,皇帝下了一道中旨,明确“西洋事务司考选人才,务必遵循‘不拘出身,唯才是举’之旨,不得以功名、官身为唯一限制。”这道中旨,如同尚方宝剑,击碎了赵郎中背后势力设置障碍的企图。
然而,江雨桐清楚,阻拦不会停止。资格上做不了文章,他们会在考题、考官、阅卷、录取安排上继续做手脚。
腊月二十,东宫。朱载垅显得心不在焉,眉宇间有郁结。
“殿下似乎有心事?”江雨桐问。
朱载垅犹豫了一下,低声道:“先生,前几日,少傅王大人来讲《春秋》,言及‘尊王攘夷’,又暗示近日朝中有人过于热衷番夷之学,恐‘以夷变夏’,动摇国本。虽未明言,但儿臣听得出,所指便是徐先生、顾先生,还有……先生您。”他抬起头,眼中带着困惑与焦虑,“先生,我们所学、所行,真的是在‘以夷变夏’吗?父皇力推新政,为何朝中反对之声,始终如此激烈?甚至……连儿臣身边,也是如此。”
战火已经蔓延到太子身边了。江雨桐心中叹息,声音温和而坚定:“殿下,‘夏’与‘夷’,本非固定不变。昔日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是‘以夷变夏’吗?然其强了赵国。大唐兼容并包,胡风盛行,是‘以夷变夏’吗?然其成就盛世。‘夏’之所以为‘夏’,不在于拒绝一切外来之物,而在于能否以我为主,消化、吸收、转化有益于我者。徐先生等人研制新炮,是为保我海疆;我等翻译西书,是为知彼知己;引进技艺,是为取长补短。所有这一切,前提皆是‘以我为主’,目的皆是‘强我之夏’。何来‘变夏’之说?”
她看着太子的眼睛:“至于反对之声激烈……殿下,改革从来不是请客吃饭。必然触动既有之利益,挑战习惯之思维。有人是出于真诚忧虑,有人是出于认知局限,也有人……是出于利益损失。陛下力排众议,正是看到了不变则衰、不进则退的大势。殿下日后若居上位,也会面对同样的争执与压力。重要的是,要有自己的判断,要看清楚,什么是真正对国家有利的,什么是裹着‘祖制’、‘大义’外衣的私心与懈怠。这,或许比学习具体的西学知识,更为要紧。”
朱载垅怔怔地听着,眼中的迷茫渐渐被一种清明的坚定所取代。他重重点头:“儿臣明白了。不因人言而淆乱本心,不因艰难而改易方向。先生,请继续讲课吧。”
看着太子重新专注的神情,江雨桐心中稍安。太子的思想阵地,必须守住。
然而,就在西洋事务司内外的明争暗斗趋于白热化,考选大战一触即发之际,江雨桐接到了冯保亲自送来的一份东厂密报。密报显示,近日有数名来自江南、自称精通“泰西算学格物”的士子,在京师多处拜会李东阳一党的官员门生,所携“奇巧玩物”与“新式算稿”,颇得赞赏。而这几人,似乎都准备报名参加西洋事务司的“译书”、“技艺”二科考选。更耐人寻味的是,东厂番子暗中查验,发现其中两人所携的“泰西算稿”,其笔迹、用墨,与数月前西山火灾前,工坊内失窃的部分演算草稿碎片,有着高度的相似性……
一股寒意,从江雨桐脊背升起。对手的渗透与破坏,远比她想象的更为周密、阴险。他们不仅要从内部掣肘,还要派经过“精心包装”、甚至可能窃取了己方部分研究成果的“人才”打入核心!即将到来的考选,已不再仅仅是选拔人才,更是一场真伪难辨、险象环生的谍战与反谍战!
(第五卷第59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