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浦东某三甲医院实录，上海浦东。

    陈景明从医学院毕业，被分配到浦东一家三甲医院实习。

    那时的他还揣着救死扶伤的理想，直到轮转科室时目睹了急诊室的生死场。

    白炽灯永远亮如白昼的走廊里，哭声与仪器警报声交织成背景音，而比死亡更令人寒意彻骨的，是那些无法用听诊器捕捉的异样。

    十一月的某个凌晨，陈景明独自值夜班。病历堆了半尺高，钢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走廊尽头传来脚步声，缓慢而清晰。

    一个穿着灰色夹克的中年男人出现在办公室门口。

    他约莫五十岁，面容清瘦，戴着金丝眼镜，眉宇间凝着深重的忧虑。

    “医生，请去看看我母亲。”男人声音很轻。

    陈景明抬头时，男人已经转身离开。

    他追出去，只见那人站在307病房门外，静静伫立，如同早已站在那里多年。

    病房里住着一位七十九岁的呼吸衰竭患者，赵桂芳。

    她已昏迷四天，全靠仪器维持，陪护的是她儿媳孙丽萍，此刻正歪在椅子上打盹。

    陈景明检查了监护仪，血氧饱和度86。他皱了皱眉，目光落到氧气瓶上。

    阀门是关着的。

    “家属，氧气怎么关了？”陈景明推醒孙丽萍。

    女人睡眼惺忪地瞥了一眼：“我不知道，不是我关的。”

    陈景明重新打开氧气，又检查了赵桂芳的瞳孔。

    散大，对光反射微弱，他心中明了，这位老人撑不过今夜了。

    男人一直站在门边，双手紧握成拳。陈景明走出病房时，听见他用极轻的声音说：“我会护着娘的。”

    那声音里透着一种近乎执拗的坚决。

    凌晨三点到五点，男人又来了四次。

    每次都是同样的请求，同样的焦虑，第四次来时，陈景明发现赵桂芳突发房颤，立即让孙丽萍喂下备用药。

    女人动作慢吞吞，药片在掌心攥了许久才塞进老人口中。

    清晨六点二十分，赵桂芳的心电图拉成一条直线。

    孙丽萍没有按呼叫铃，只是扯了张白布盖住尸体。直到七点交班时，赵桂芳的两个女儿赶到，才发现母亲已逝。

    “为什么不叫医生？为什么不给药？”大女儿抓着孙丽萍的衣领嘶吼。

    孙丽萍冷冷道：“吃了也没用，早晚要死。”

    陈景明忍不住插话：“昨晚你先生不是也嘱咐过要按时喂药吗？”

    病房突然寂静。

    三个女人同时看向他。孙丽萍的嘴唇颤抖着：“你说……谁？”

    “你先生，戴眼镜，穿灰色夹克，个子不高——”

    话未说完，两个女儿突然放声大哭。小女儿扑到尸体旁：“妈，是哥来接你了！是哥啊！”

    后来陈景明才知道，赵桂芳的儿子死于三年前的工地事故。

    遗体运回时，穿的就是灰色夹克和金丝眼镜，那是他做中学教师时的打扮。

    更诡异的是，那晚的监控录像显示，凌晨一点到五点，307病房外走廊上空无一人。

    但陈景明清楚地记得，男人的手指在门框上留下过汗渍。

    他甚至还闻到过对方身上淡淡的烟味，赵桂芳的儿子生前确实抽烟。

    孙丽萍在赵桂芳死后第三个月突发脑溢血，抢救无效。

    据说她昏迷前一直喊着“别过来”，双手在空中乱挥，仿佛在推开什么看不见的东西。

    尸检显示，她血液中某种神经毒素严重超标。毒素来源成谜。

    2004年春天，陈景明轮转到移植科，那里气氛与其他科室不同。

    希望与绝望同时被无限放大，等待器官的患者眼中有着濒死动物般的渴求。

    四月中旬，肝移植病房收治了一位特殊病人：五十二岁的私营企业主周国栋。

    他的配型很幸运，院方刚收到一例脑死亡捐献者的肝脏，血型、组织配型几乎完美。

    手术定在一周后。

    但入院第三天，周国栋开始出现异常。

    “他总说房间里有人。”护士私下告诉陈景明，“半夜按铃说窗边站着个黑影，可我们去检查，什么都没有。”

    陈景明在查房时观察过周国栋，这个男人原本气质沉稳，如今却眼神涣散，不断扭头看向墙角，仿佛那里真有什么东西。

    “医生，这肝我不要了。”第五天早晨，周国栋突然抓住陈景明的手腕。他的手指冰凉，力气却大得惊人。“他还活着，他不想给我。”

    “谁？”

    “捐肝的人。”周国栋压低声音，眼珠神经质地转动，“他是个年轻人，才二十八岁……后脑有伤，是被钝器砸的。尸体不全，少了右手小指。”

    陈景明后背发凉，器官捐献严格实行双盲原则，受者绝不可能知道供者信息。

    他立即上报主任，院方调查后确认：供者确实是一名二十八岁男性，死于头部钝器伤，尸体被发现时右手小指缺失。

    这是从未公开的细节。

    案件尚在侦破中。

    “他说怨气重……会讨回去的……”周国栋整日喃喃自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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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术前一天晚上，值班护士听见周国栋在病房里大声争辩：“不是我拿的！我没想要！”

    护士推门查看时，周国栋正对着一面空墙说话，表情恐惧到扭曲。

    他声称看到一个浑身是血的男人站在病房里，手里提着什么黑乎乎的东西。

    凌晨三点十七分，监控拍到周国栋独自走向病房窗户。

    他的动作很奇怪，不是爬，也不是跳，而是像被什么东西从背后猛地一推。

    但画面里除了他，空无一物。

    周国栋的身体撞碎玻璃，坠向楼下。坠地点与大楼的距离经过计算：足足二十二米。以他的虚弱体质和窗户高度，正常情况最多抛出五六米。

    他是被“扔”出去的。

    尸体落地时呈跪姿，头颈扭曲的角度违反生理结构。

    最诡异的是，他的肝脏位置有一大片瘀黑，形状像一只握紧的手印。

    而那个本该移植给他的肝脏，在保存箱中莫名腐坏，化验显示细胞在瞬间全部死亡，如同被高温灼烧过。

    捐献者的谋杀案在一个月后告破，凶手是其生意伙伴，为侵吞资产杀人分尸。

    警察在凶手指认下找到埋尸地点时，发现死者右手小指不见了，不是被切掉，而是被生生扯断。

    “就像有人用很大力气拽掉的。”现场的法医后来在饭局上透露。

    没人知道周国栋是如何得到那些信息的。

    产科在住院部七楼，通常充满新生儿的啼哭和家属的笑语。但2004年夏天，那里发生了一件让整个科室噤若寒蝉的事。

    六月末，一个叫苏婉的女人入院保胎，她三十一岁，已是第六次怀孕，前五次都以流产告终。

    这次她格外小心，孕期二十四周时却出现腹痛，被丈夫紧急送来。

    b超显示胎儿情况尚可，但胎盘位置偏低。苏婉住院一周后，丈夫来的次数越来越少。

    “我看见他和一个女人进了酒店。”某天查房时，苏婉突然对陈景明说。她那时轮转到产科跟班。“我跟踪去的，他们搂着腰，很亲密。”

    陈景明不知如何回应，只能例行安慰。

    三天后的深夜，苏婉突然剧烈腹痛。

    胎心监护显示胎儿心率骤降，从140直掉到60。紧急剖宫产准备就绪时，胎儿心跳彻底停止。

    “胎死宫内。”主治医生沉重地宣布。

    苏婉醒来后得知消息，沉默了很久，然后开始笑。

    笑声在病房里回荡，越来越尖利，最后变成歇斯底里的嚎哭，她撕扯自己的头发，用头撞墙，护士不得不给她注射镇静剂。

    “必须尽快引产，死胎在体内会引起感染、大出血，危及生命。”医生严肃告知。

    苏婉却摇头：“孩子还活着，我能感觉到他在动。”

    所有仪器都证明胎儿已无生命迹象，但苏婉坚称腹中仍有胎动。

    两天后，她趁护士换班溜出医院，消失无踪。

    院方报了警，警方搜寻无果。

    一个带着死胎的孕妇，理论上活不过一周就会因感染性休克死亡。

    然而三个月后，苏婉又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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