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够了。”罗莎蒙德的声音恢复了利落，“加上我的十三个，十八个。剩下两个我自己想办法。”
她顿了顿。
“谢谢你，埃德蒙。”
“不用。”
“贝斯纳尔绿地的事，我明天去现场。你想去吗？”
埃德蒙想了想。
他明天本该去伯明翰出差。但他可以调整行程。
“几点？”
“上午十点。贝斯纳尔绿地地铁站门口。”
“我去。”
罗莎蒙德没再多说，挂了电话。
埃德蒙站在原地，握着听筒，很久没动。
窗外，天已经暗下来了。街灯还没亮，卡多根广场笼罩在一片灰蓝色的暮色里。远处的法国梧桐枝桠交错，像无数双伸向天空的手。
斯特拉走过来，用脑袋蹭他的腿。
他低头看她。
“你说得对，”他说，“该吃饭了。”
他去厨房给斯特拉倒了一碗狗粮，然后给自己倒了杯水。
站在厨房窗前，他又想起那条新闻。
62个孩子。
他想起了什么。
他放下水杯，走到书房，从一个上锁的抽屉里翻出一本旧笔记本。
那是他还在孤儿院时用的。封面磨损，边角卷起，里面是他十几岁时抄录的诗句、读书笔记、偶尔的日记。
他翻到某一页。
那里用铅笔写着一行歪歪扭扭的字，日期是1929年：
今天汤姆问我，为什么生命这么容易逝去。我说不知道，但我们要想办法让更多的人活着。
他合上笔记本。
窗外，路灯终于亮了。
第二天上午九点五十五分，埃德蒙站在贝斯纳尔绿地街对面，看着那个被临时围起来的入口。
围栏上挂满了花束和卡片，有些已经枯萎，有些还是新鲜的。几个人站在围栏前，低着头，肩膀微微颤抖。
一个穿黑色大衣的女人跪在地上，用一块手帕擦拭地面，尽管那里什么也擦不出来。
罗莎蒙德比他早到。
她穿一件深灰色大衣，黑发挽在脑后，脸上没有表情。她身边站着一个中年男人，穿着一件旧得发亮的西装，手里拿着一叠文件。
“埃德蒙。”她点头，“这是沃尔特·格兰瑟姆先生。遇难者家属代表。”
沃尔特·格兰瑟姆。
埃德蒙看向那个男人。
五十岁上下，瘦削，眼窝深陷，嘴唇紧抿。他伸出手，和埃德蒙握了一下。
“谢谢您来，先生。”
他的声音沙哑，但很稳。
“我是来听的。”埃德蒙说。
沃尔特点点头，把文件递给他。
“这是我们整理的经过。173个人，173个名字，173个家庭。有些家庭失去了不止一个人。史密斯家失去了三个孩子，最大的十二岁，最小的四岁。”
他顿了顿。
“我失去了我的妻子。”
埃德蒙接过文件，没有翻。
他站在那里，看着那个跪在地上的女人，看着那些枯萎的花束，看着围栏后面黑洞洞的地铁站入口。
他转头看向罗莎蒙德。
“法案的文本，给我一份。”
罗莎蒙德看了他一眼，从包里抽出一叠装订好的纸。
埃德蒙接过，翻了翻。
“下周三之前，我把五个人的签名给你。”
罗莎蒙德点点头。
她没再说什么“谢谢”。他们不需要说这个。
埃德蒙转身离开。
走出几步，他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那个地铁站入口。
黑洞洞的，像一张沉默的嘴。
他想起今天早上出门前，斯特拉蹲在门口，歪着脑袋看他。他蹲下揉了揉她的脑袋，说：“晚上回来。”
他不知道那173个人出门前，有没有人跟他们说这句话。
他转身上车。
引擎发动的声音盖过了街边一个女人压抑的哭声。
车窗外的景色在变。
先是伦敦那些灰黄色的公寓楼，一栋接一栋，窗户上糊着防空纸条，像无数只半闭的眼睛。
然后是一点一点渗进来的灰绿，草是枯的，树是秃的，但偶尔能看见几块刚翻过的田，黑色的泥土翻开在灰白的天光下。
埃德蒙坐在后座，膝上摊着文件。
前排的司机是个沉默的中年人，姓帕克，给卫生部开了十二年车。他从后视镜里看了一眼，什么也没说，继续专注地握着方向盘。
副驾驶座上是个年轻人，二十五六岁，棕色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戴一副圆框眼镜，手里拿着笔记本，偶尔回头问一句什么，又很快转回去。
他叫威廉·巴洛，埃德蒙的新任私人助理。入职两周，还在适应期。
“部长，”巴洛又回头，“伯明翰那边的材料，您看过了吗？”
“看过了。”
“有什么需要特别留意的？”
埃德蒙翻过一页。
“第三区的仓库。”他说，“去年十二月的检查报告说‘库存充足，管理规范’。但同期调拨记录显示，从第三区调出的医疗包比计划少了百分之四十。”
巴洛愣了一下，低头翻自己的笔记本。
“那——是数据对不上？”
“可能是数据错了。”埃德蒙说，“也可能是仓库里根本没有那么多东西。”
巴洛张了张嘴，没说话。
埃德蒙继续看文件。
帕克先生安静地开着车，像一尊雕塑。
车过牛津郡时，天开始飘雨。细密的雨丝斜斜地打在车窗上，很快又被雨刷刮走。田野和村庄从车窗外掠过，偶尔能看见路边停着的军车，或者三两个穿军装的士兵在雨里赶路。
巴洛又回头。
“部长，曼彻斯特那边安排了两场会议。第一场是下午三点，和当地的医疗物资调配委员会。第二场是晚上七点，和几家主要供应商的代表。”
“供应商代表？”埃德蒙抬起眼睛。
“是。他们——嗯——想请您吃顿饭。”
埃德蒙没说话。
巴洛等了两秒，自己先明白了。
“我去取消。”他说。
埃德蒙点点头，继续看文件。
巴洛转回去，在笔记本上刷刷地写着什么。
车里安静下来，只有雨声和引擎低沉的嗡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