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庆五年（公元660年，庚申年）
春天正月，苏定方在乾阳殿献上俘虏。司法部门请求处死都曼，苏定方求情说：“我之前答应过他不杀他，所以他才出城投降，希望能饶他一命。”皇上说：“那我就打破常规，成全你信守承诺。”于是赦免了都曼。
甲子日，皇上从东都洛阳出发；二月辛巳日，抵达并州。三月丙午日，皇后在朝堂宴请亲戚、旧友和邻里，在内殿宴请妇女，按照等级赏赐了不同的礼物。皇上下诏：“并州年纪在八十岁以上的妇女，都授予郡君的名号。”
百济仗着有高丽的支持，多次侵犯新罗；新罗王金春秋上表向大唐求救。辛亥日，任命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神丘道行军大总管，率领左骁卫将军刘伯英等水陆大军共十万人去讨伐百济。任命金春秋为嵎夷道行军总管，带领新罗的军队，和唐军合力作战。
夏天四月戊寅日，皇上从并州出发；癸巳日，回到东都洛阳。五月，开始修建合璧宫。壬戌日，皇上前往合璧宫。
戊辰日，任命定襄都督阿史德枢宾、左武候将军延陀梯真、居延州都督李合珠都为冷岍道行军总管，各自率领本部兵马去讨伐反叛的奚族，还命令尚书右丞崔馀庆作为使者，总管这三部兵马。没多久，奚族就派使者来投降了。又改任阿史德枢宾等人担任沙砖道行军总管，去讨伐契丹，抓住了契丹松漠都督阿卜固，送到东都洛阳。
六月庚午初一，发生了日食。
早饭后，皇上回到洛阳宫。
房州刺史梁王李忠，年纪越来越大，心里很不安稳，有时候会偷偷穿上女人的衣服，防备刺客；还多次给自己占卜吉凶。有人把这些事告发了，秋天七月乙巳日，李忠被废为平民，流放到黔州，囚禁在李承乾原来住的地方。
丁卯日，度支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卢承庆因为征收赋税、调度失当被免去官职。
八月，吐蕃的禄东赞派他儿子起政带兵攻打吐谷浑，因为吐谷浑归附了大唐。
苏定方率领军队从成山渡海，百济在熊津江口据守抵抗。苏定方进军打败了百济军队，百济军死了好几千人，剩下的都溃散逃跑了。苏定方水陆并进，直接向百济的都城进发。离都城还有二十多里的时候，百济出动全国兵力来迎战，结果被打得大败，一万多人被杀，苏定方乘胜追击，攻入外城。百济王义慈和太子隆逃到了北方边境，苏定方就进兵包围了都城；义慈的次子泰自立为王，率领众人坚守。隆的儿子文思说：“大王和太子都在，叔叔却突然拥兵自立为王，就算能击退唐军，我们父子也肯定活不了。”于是就带着身边的人翻墙出来投降，老百姓也都跟着他，泰根本阻止不了。苏定方命令士兵登上城墙，插上旗帜，泰走投无路，只好开门投降。就这样，义慈、隆以及各个城主都投降了。百济原本有五个部落，分别管辖着三十七郡、二百座城、七十六万户人家，皇上下诏在百济的地盘上设立熊津等五个都督府，任命他们的酋长为都督、刺史。
壬午日，左武卫大将军郑仁泰带兵讨伐思结、拔也固、仆骨、同罗四个部落，打了三仗都获胜了，追击了一百多里，斩杀了他们的酋长后返回。
冬天十月，皇上开始患上风眩病，觉得头很重，眼睛也看不清东西，各个部门上奏事情，皇上有时就让皇后处理。皇后生性聪明敏捷，对文史知识有所涉猎，处理事情都很符合皇上的心意。从这时起，皇上开始把政事交给皇后处理，皇后的权力和皇上差不多了。
十一月戊戌初一，皇上来到则天门楼，接受百济的俘虏投降，从百济王义慈往下的人都被释放了。苏定方前后灭掉了三个国家，每次都生擒了他们的国王。皇上大赦天下。
甲寅日，皇上前往许州。十二月辛未日，在长社打猎。己卯日，回到东都洛阳。
壬午日，任命左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为浿江道行军大总管，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左骁卫将军刘伯英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蒲州刺史程名振为镂方道总管，带兵分路攻打高丽。青州刺史刘仁轨因为监督海运时船只沉没，以平民身份参军效力。
“内核解读”
军事行动：唐朝霸权的扩张与 “信用” 的政治智慧
这一年最亮眼的军事人物当属苏定方 —— 从为降将都曼求 “不死承诺”，到率十万大军灭百济，再到年底受命讨高丽，其行动贯穿了唐朝对东亚、北方部族的战略布局。值得关注的是 “都曼免死” 事件：苏定方以 “臣许以不死” 为由求情，高宗最终 “屈法全信”，这并非单纯的 “法外开恩”，而是古代军事外交的核心逻辑 —— 对降将的承诺关乎政权公信力，若失信，后续再想招降反叛势力便会难上加难。高宗的让步，本质是用 “司法弹性” 换取军事与政治的长远利益，这种 “信用优先于法条” 的权衡，放在现代国际关系中，恰似大国对 “承诺可信度” 的维护，是软实力的隐性构建。
苏定方灭百济的意义更超出了单次战役：百济与高丽结盟，是唐朝征伐高丽的 “南线障碍”，灭百济相当于斩断高丽的臂膀，为后续辽东战事铺路；而唐朝在百济设 “熊津等五都督府”，用当地酋长任都督、刺史，这套 “羁縻政策” 是典型的 “以夷制夷”—— 既减少中央驻军的成本，又通过本土化治理降低反抗风险，类似现代 “区域自治” 的古代雏形。但这种模式的隐患也显而易见：一旦中央控制力减弱，地方酋长极易割据，后来百济旧部的复国运动（如公元 663 年的白村江之战背景），便印证了 “羁縻” 的稳定性依赖于中央的军事威慑，这也是古代边疆治理的永恒难题。
此外，对奚、契丹、思结等部族的征伐（阿史德枢宾讨奚、郑仁泰破四部），则体现了唐朝对北方草原的 “高压管控”。频繁的军事胜利固然巩固了边疆，但也暗藏危机 —— 长期对外用兵必然消耗国力，而部族的 “降而复叛” 也说明单纯的武力压制难以实现真正的臣服，这为后来突厥复兴、契丹叛乱埋下了伏笔。
政治权力转移：武则天崛起的 “关键转折点”
高宗 “苦凤眩头重，目不能视”，让皇后武则天代为处理政事，是这一年最具历史颠覆性的事件。史料称武则天 “性明敏，涉猎文史，处事皆称旨”，最终 “权与人主侔”，这一描述精准点出了权力转移的核心逻辑：并非高宗 “主动放权”，而是身体缺陷导致的 “权力真空”，被具备政治能力的武则天填补。
从现代视角看，这一变化打破了古代男性主导的政治传统 —— 唐朝虽开放，但女性参政至 “与君主分权” 的程度，仍是突破时代桎梏的特例。武则天的优势在于 “懂规则且会用规则”：她 “涉猎文史” 意味着熟悉官僚体系的运作逻辑，“处事称旨” 则说明她能精准契合高宗的政治需求，这种 “能力匹配需求” 的状态，让权力转移显得 “顺理成章”。更关键的是，这次 “代掌政事” 为她积累了执政经验、培养了心腹势力，成为后来她废黜太子、临朝称制乃至称帝的 “铺路石”。
而梁王忠被废（因 “不自安” 私穿妇人服、占吉凶，最终沦为庶人囚于承乾旧宅），则是权力转移的 “副产品”。梁王忠曾是太子，因武则天成为皇后而被废，此时的 “不安” 与 “迷信行为”，本质是对自身政治命运的恐惧。他的结局印证了宫廷斗争的残酷性：在武则天权力扩张的过程中，潜在的 “政治对手” 必然被清除，即使是前太子也无法幸免。这种 “权力清洗” 虽巩固了高宗与武则天的统治，却也暴露了古代储位制度的脆弱性 —— 太子的地位并非 “铁饭碗”，而是与后宫势力、君主态度深度绑定。
制度与人物：唐朝治理体系的 “优势与漏洞”
这一年的细节中，还藏着唐朝官僚体系与人才管理的特点。比如度支尚书卢承庆 “坐科调失所免官”——“科调” 是赋税徭役的调度，“失所” 意味着行政失误，免官的处罚体现了唐朝对官员政绩的 “问责制”，这种 “权责挂钩” 的机制，是维持官僚体系效率的重要保障。
而刘仁轨 “坐督海运覆船，以白衣从军自效” 的案例，则更具深意：“白衣从军” 即剥夺官身、戴罪立功，这既体现了对失误的惩罚，也保留了对人才的使用 —— 刘仁轨后来在百济战场大败日本援军（白村江之战），成为唐朝的 “海东名将”。这种 “容错机制” 在古代非常难得，它避免了 “一错即弃” 的人才浪费，也让官员有机会通过实绩弥补过错，类似现代企业的 “绩效救赎” 制度。
整体格局：强盛背后的 “隐忧伏笔”
从全年事件看，公元660 年的唐朝处于 “鼎盛扩张期”：灭百济、制契丹、压部族，东亚霸权地位进一步巩固；政治上虽有权力转移，但武则天的执政能力暂时维持了政权稳定。但繁荣背后，三大隐忧已现：
边疆治理隐患：羁縻政策依赖中央威慑，一旦军事力量收缩，百济、高丽旧地极易反叛；
吐蕃崛起挑战：吐蕃因吐谷浑 “内附唐朝” 而发兵攻击，标志着唐朝与吐蕃的矛盾从 “隐性” 转为 “显性”，后来大非川之战的惨败、安西四镇的反复争夺，皆源于此；
权力结构风险：武则天 “权侔人主” 开启了 “后宫干政” 的先例，虽短期提升了行政效率，但也为后来的 “武周革命”、李唐宗室流血牺牲埋下了祸根。
总的来说，公元660 年是唐朝 “盛极而始忧” 的关键节点 —— 它既展现了盛唐的军事霸气、政治弹性与人才活力，也暗藏了边疆、民族、权力斗争的多重危机。这些事件的影响，不仅塑造了高宗、武则天时期的政治走向，更深刻影响了此后东亚数百年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