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庆元年（公元656年，丙辰年）
春天正月辛未日，把皇太子李忠封为梁王，任命为梁州刺史，册立皇后武氏所生的代王李弘为皇太子，这时候李弘才四岁。李忠被废之后，他原来的属官们都害怕受牵连获罪，一个个跑得没影了，没人敢去见他；只有右庶子李安仁去看望李忠，流着眼泪拜别后才离开。李安仁是李纲的孙子。
壬申日，皇上大赦天下，更改年号。
二月辛亥日，追赠武士彟为司徒，赐爵周国公。
三月，任命度支侍郎杜正伦为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
夏天四月壬子日，矩州人谢无灵起兵造反，黔州都督李子和出兵把叛乱平定了。
己未日，皇上对身边的大臣说：“我一直在琢磨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办法，可就是抓不住关键，你们给我说说你们的想法。”来济回答说：“以前齐桓公出去游玩，看到一个又老又饥寒交迫的人，就下令赐给他食物，老人说：‘我希望您能赐给全国挨饿的人食物。’齐桓公又要赐给他衣服，老人又说：‘我希望您能赐给全国受冻的人衣服。’齐桓公说：‘我的仓库哪能满足全国人的饥寒需求呢！’老人就说：‘您只要不耽误农民耕种的时节，那老百姓就都有吃不完的粮食了；不耽误养蚕缫丝的关键时候，那老百姓就都有穿不完的衣服了！’所以说，君主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关键就在于减少他们的赋税和劳役。现在山东每年征调的役丁有好几万，让他们服役吧，老百姓太累；要是给他们工钱，国家又得花一大笔钱。我希望陛下除了考虑公家必须要用的人力，其他的劳役都给免了吧。”皇上听了觉得有道理，就照做了。
六月辛亥日，礼部官员上奏，建议停止太祖、世祖的配祀，在圜丘祭祀昊天的时候以高祖配享，在明堂祭祀五帝的时候以太宗配享，皇上同意了。
秋天七月乙丑日，西洱蛮的酋长杨栋附、显和蛮的酋长王罗祁，以及郎、昆、梨、盘四州的酋长王伽冲等人，带着手下归附大唐。
癸未日，任命中书令崔敦礼为太子少师，依旧担任同中书门下三品。
八月丙申日，固安昭公崔敦礼去世。
辛丑日，葱山道行军总管程知节攻打西突厥，在榆慕谷和歌逻、处月两个部落交战，把他们打得大败，斩杀了一千多人。副总管周智度在咽城攻打突骑施、处木昆等部落，攻下了咽城，斩杀三万人。
乙巳日，龟兹王布失毕来长安朝见皇上。
李义府仗着皇上的宠信，在朝廷里专权行事。洛州有个姓淳于的妇人，长得特别漂亮，被关在大理寺的监狱里。李义府就指使大理寺丞毕正义违法把她放出来，打算纳她为妾。大理卿段宝玄觉得这事有猫腻，就上奏给皇上。皇上命令给事中刘仁轨等人去调查。李义府害怕事情败露，就逼毕正义在监狱里上吊自杀了。皇上知道这事儿后，居然原谅了李义府，没有追究他的责任。
侍御史涟水人王义方打算上奏弹劾李义府，他先跟母亲说：“我身为御史，看到奸臣不弹劾就是不忠，可弹劾了奸臣，自己就会有危险，还可能连累您，这又是不孝，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母亲说：“以前王陵的母亲，为了成全儿子的名声，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你要是能尽忠侍奉君主，我就算死了也没什么遗憾的！”王义方这才上奏说：“李义府在天子脚下，竟敢擅自杀害六品的寺丞；就算说是毕正义自杀，那也是因为害怕李义府的权势，为了灭口才自杀的。要是这样的事都不管，那生杀大权就不是皇上说了算，这种风气可不能助长，请陛下再仔细调查！”于是在朝堂上，王义方大声呵斥李义府，让他退下；李义府却左顾右盼，不肯退。王义方连喊三次，皇上也不说话，李义府这才慢慢走出去。王义方这才宣读弹劾的奏章。皇上还是没追究李义府，反而说王义方诋毁侮辱大臣，说话太不客气，把他贬为莱州司户。
九月，括州刮起暴风，海水倒灌，四千多户人家被淹。
冬天十一月丙寅日，生羌酋长浪我利波等人带着手下归附大唐，朝廷在他们的地盘设置了柘州和栱州。
十二月，程知节带领军队来到鹰娑川，碰到西突厥两万骑兵，紧接着西突厥别部鼠尼施等两万多骑兵也来了。前军总管苏定方带着五百骑兵冲过去攻打，把西突厥打得大败，追着他们跑了二十里地，斩杀和俘虏了一千五百多人，缴获的马匹和兵器漫山遍野，数都数不过来。副大总管王文度嫉妒苏定方的功劳，就对程知节说：“虽然这次咱们打败了敌人，但官军也有死伤啊，冒险轻进，这可是成败的大忌，干嘛这么着急呢！从现在起，咱们应该结成方阵，把辎重放在中间，遇到敌人就打，这才是万全之策。”王文度还假称接到皇上的特别旨意，说程知节仗着勇敢轻敌，让王文度来节制军队。于是就收兵，不许军队深入敌境。士兵们整天骑着马，穿着铠甲，摆着方阵，累得不行，很多马都累瘦累死了。苏定方对程知节说：“咱们出兵是为了讨伐敌人，现在却只顾防守，把自己困在这里，要是遇到敌人肯定会失败；这么胆小懦弱，还怎么立功啊！再说皇上任命您为大将，怎么可能又让副将专门发号施令呢，这肯定不对劲。请您把王文度关起来，赶紧上表向皇上报告。”程知节没听他的。
到了恒笃城，有一群胡人来归附，王文度说：“这些人等我们一撤军，肯定又会造反，不如都杀了，把他们的财物抢过来。”苏定方说：“你这么做和贼人有什么区别，还谈什么讨伐叛军！”王文度不听，还是把胡人杀了，瓜分了财物，只有苏定方没要。军队回来后，王文度因为假传圣旨，按罪当死，最后被革职除名；程知节也因为逗留不进，没能追上敌人，被免去死罪，撤职为民。
这一年，任命太常卿驸马都尉高履行为益州长史。
韩瑗上奏疏，为褚遂良喊冤，说：“褚遂良一心为国家，不顾自己的小家，为了国家利益不惜牺牲自己，他的操守像风霜一样高洁，内心像铁石一样坚定，是国家的老臣，陛下的好帮手。没听说他犯了什么罪，就被赶出朝廷，朝廷内外的百姓都为这样的处置感到惋惜。我听说晋武帝宽宏大量，没有杀刘毅；汉高祖非常仁慈，也不怨恨周昌的直言。褚遂良被流放已经一年多了，他就算冒犯过陛下，这惩罚也够了。希望陛下明察，他实在是无辜的，稍微宽恕一下他的‘罪名’，体谅一下我的心意，顺应一下民情吧。”皇上对韩瑗说：“褚遂良的情况，我也了解。但他性子太倔，喜欢顶撞我，所以才惩罚他，你干嘛这么坚持为他说话呢！”韩瑗回答说：“褚遂良是国家的忠臣，被那些爱说坏话的人给毁了。以前微子离开，殷商就灭亡了；张华在，国家纲纪就不乱。陛下无缘无故地赶走老臣，恐怕对国家不利啊！”皇上没听进去。韩瑗因为自己的话不被采纳，就请求回老家种地，皇上没答应。
刘洎的儿子为父亲喊冤，说贞观末年的时候，父亲是被褚遂良诬陷才死的，李义府也在一旁帮腔。皇上就问身边的大臣们，大家都想讨好李义府，都说刘洎是冤枉的。
只有给事中长安人乐彦玮说：“刘洎是大臣，皇上只是稍微有点不舒服，他怎么能马上把自己比作伊尹、霍光呢！现在要是为刘洎洗刷罪名，那岂不是说先帝用刑不当吗！”皇上觉得他说得有道理，就暂时放下了这事。
“内核解读”
这段史料堪称唐高宗李治在位初期的“政治切片”——既有贞观遗风的余温，也藏着武周掌权的伏笔；既有忠臣良将的亮色，也露着奸臣当道、君权软弱的暗斑，每桩事都透着“权力转型期”的复杂张力。
储位变动：权力洗牌的“第一步棋”
废太子李忠、立李弘（武则天之子），表面是“立嫡”，实则是武则天与高宗联手清除“旧太子势力”的关键操作。李忠被废后，旧官属“惧罪亡匿”，唯有右庶子李安仁“泣涕拜辞”，这种对比特别戳人：多数人趋利避害时，李安仁守的不仅是君臣情分，更是“不附势、不背主”的人性底线——在皇权洗牌的漩涡里，他成了难得的“温情坐标”。而四岁的李弘被立为太子，也暗示武则天的“母凭子贵”已进阶为“子凭母势”，储位成了她巩固权力的“工具”，为后来的政治格局埋下伏笔。
民生与朝政：“仁政余韵”与“谏言困境”
来济给高宗提的“养民之道”，抓的是最核心的痛点——“省征役”。他用齐桓公与老人的典故，点破“与其救济个体，不如放开民力”的本质，这是典型的儒家仁政思维，也暗合唐太宗“轻徭薄赋”的遗训。高宗能采纳这个建议，说明他初期仍有“守成之君”的清醒，知道“民力是社稷根本”，这是此年朝政少有的“亮色”。
但这份“清醒”很快被“权力偏心”冲淡。韩瑗为褚遂良讼冤时，把褚遂良比作“微子、张华”（亡国失贤的反面典型），谏言恳切到“乞归田里”，却被高宗以“褚遂良悖戾犯上”驳回——褚遂良的“罪”，本质是曾反对立武则天为后，高宗的拒绝，早已不是“君主判断”，而是对武则天清除“反武旧臣”的默许。此时的“谏言”已不再是贞观朝的“君臣共治”，而是成了“触碰权力禁区的风险行为”，韩瑗的“言不用”，标志着贞观老臣的“政治话语权”开始崩塌。
军事行动：“将才闪光”与“军纪崩坏”
程知节征西突厥的战事，活脱脱一场“将才遇庸才”的悲剧。苏定方率五百骑破四万突厥兵，追奔二十里、缴获遍野，尽显唐军精锐与他的军事天赋；可副总管王文度却因“嫉功”搞出“结阵自守”的昏招，甚至矫诏夺兵权，逼得士兵“跨马被甲终日”、“马多瘦死”，最后还妄杀归附胡众夺财——王文度的操作，暴露了唐军内部“嫉贤妒能”的陋习，也撕开了“军纪”的口子：连“矫诏”这种重罪，最后也只是“除名”，程知节仅因“逗遛”免官，惩罚力度与罪行不匹配，侧面反映出高宗朝军事管理的“宽松化”。
更值得提的是苏定方：拒绝分赃、直言劝谏程知节囚王文度，他的“刚正”与“善战”在此年已崭露头角，后来他能成为平定西突厥、百济的“大唐名将”，这段经历恰是他“军事品格”的证明——在浑浊的军中环境里，他是难得的“清流将才”。
官场暗流：“奸臣得势”与“忠臣困境”
李义府的嚣张，是此年最刺眼的“政治丑闻”：他为抢美女淳于氏，逼大理寺丞毕正义枉法放人，事泄后又逼死毕正义，高宗竟“原义府罪不问”——这不是“君主昏聩”，而是“权力交易”：李义府是“支持立武则天为后”的核心亲信，高宗的“偏袒”，本质是对“武氏阵营”的妥协。
而王义方弹劾李义府的桥段，堪称“儒家士大夫的精神标本”：他先问母亲“尽忠则身危、不纠则不忠”的两难，母亲以“王陵之母杀身成子名”鼓励他尽忠——这对母子的对话，把“忠”的道德重量拉到了极致。可结果呢？王义方三叱李义府、读完弹文，高宗却贬他为莱州司户，理由是“毁辱大臣”——黑白颠倒的处理方式，等于公开宣告：“效忠皇权”不如“效忠权力派系”，从此“奸臣更敢肆，忠臣更难立”，官场风气的败坏，自此有了“官方背书”。
收尾争议：“先帝权威”与“党争苗头”
刘洎之子为父平反的事，看似是“个案”，实则是“党争暗战”。李义府想借“平反刘洎”打击褚遂良（称刘洎是被褚遂良谮害），多数臣下“希义府之旨”附和，唯有乐彦玮点破核心：“平反刘洎，就是说太宗用刑不当”——这句话戳中了高宗的“软肋”：他可以偏袒奸臣、打压旧臣，却绝不敢否定唐太宗的“先帝权威”，因为他的皇权合法性，根基仍在“贞观遗泽”。
最终“寝其事”的结局，既暴露了李义府“借案整人”的野心，也说明此时仍有官员（如乐彦玮）能跳出派系，守住“不否定先帝”的底线；但更值得警惕的是：“借旧案搞党争”的苗头已经出现，后来武则天掌权时的“酷吏政治”，其实在此年已有了微弱的伏笔。
结语：显庆元年的“历史定位”
这一年，不是“贞观盛世”的延续，也不是“武周篡唐”的直接开端，而是“过渡”——高宗想做“守成君”，却在武则天的影响下逐渐妥协；贞观老臣想保“旧秩序”，却挡不住权力洗牌的浪潮；唐军有“将才”，却躲不过内部的倾轧；民生有“善策”，却抵不过官场的腐败。
从废太子到护奸臣，从纳谏言到贬忠臣，显庆元年的每一件事，都在悄悄改写大唐的走向：皇权从“君主独断”向“帝后共治”倾斜，朝堂从“贞观共治”向“派系博弈”滑落——这一年的“明暗交织”，恰是高宗朝“权力转型”的真实缩影，也为后来武则天“代唐建周”铺好了第一块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