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文彬那边也没有闲着。
督检处的合格率稳定在九成上下,可再往上提,越来越难。
越是到后面,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比之前多得多的代价。
钱文彬把近两个月的检验记录翻出来,一本一本地翻,一个一个地找规律。
他发现,出问题最多的不是技术最差的那几个人,而是技术中等的那一批。
技术差的,知道自己是差的,干活反而小心谨慎,每一步都量了又量,不敢大意;
技术最好的,心里有底,手上有准,出错的概率本来就低;
反而是中间那一批,觉得自己差不多了,容易松懈。
一松懈,手就不稳;
手不稳,活就糙;
活糙了,合格率就往下掉。
他拿着这份分析报告去找周明远,两人在值房里商量了一下午。
周明远看完了他的分析,靠在椅背上想了片刻。“你分析得有道理。技术中等的这批人,最容易出问题,也最有提升空间。
技术差的,底子薄,要慢慢补;技术最好的,已经到顶了,再往上推也推不动。
中间这一批,拉一把就能上去,松一把就掉下来。关键是,怎么拉?”
钱文彬翻开本子,指着其中一页。“臣想了几条,不知当不当讲。”
“你说。”
“第一,把这批人的合格率单独统计,不跟技术好的、技术差的混在一起。
让他们自己跟自己比,这个月比上个月进步了,就是赢;落后了,就要找原因。
第二,每月从这批人里选一个进步最大的,单设一个‘进步奖’,不跟技术最好的那些人争月度标杆。
让他们知道,只要肯下功夫,就有盼头。
第三,把这批人的操作过程录下来,让技术最好的工匠逐帧讲解——哪里对,哪里不对,为什么不对,怎么改。
讲完了,让这批人自己看,自己对照,自己琢磨。”
周明远听完,拿笔记下来。他想了想,又问:“这批人里,谁进步最大?”
钱文彬翻开另一页。“孙德胜。上个月他合格率八成九,这个月九成二,涨了三分。虽然绝对值不如林顺,可进步幅度是最大的。
而且他最近干活比以前稳了,不急不躁,做一件量一件,量完确认没问题才放下去。
臣找他谈过,他说——‘以前觉得自己差不多了,就不想再量了;现在想明白了,差不多,就是差一点;差一点,上了战场可能就是一条命。’”
周明远点了点头,把孙德胜的名字记在了“进步奖”的候选名单上,又拿起那份关于技术中等群体的分析报告,看了一遍,在末尾批了几个字:“照此办理。月度进步奖,从下月起单独设列。”
做完这些,周明远合上册子。
“钱大人,你方才说,技术中等这批人,最容易被忽视,也最有潜力。殿下也说过类似的话。”
“殿下怎么说?”
“殿下说,庙里的香火,最旺的时候不是初一也不是十五,是那些不上不下的日子。
平日里没人来的寺庙,一两个香客就能显得热闹;香火太旺的庙,多一个少一个看不出来。
反而是那些不上不下的日子——来的人不多不少,刚刚好。
这时候,你给一盏灯,添一把火,整座庙就亮了。
中间这批人,就是那些不上不下的日子。拉一把,整座工厂就亮了。”
钱文彬怔了一下,低下头,把“不上不下的日子”这六个字,在本子上重重描了一遍。
*
进入五月下旬,广州的天气一天比一天热,连空气都是黏的。
榕树的叶子被晒得蔫蔫的,垂着头,像一个个不肯说话的老人。
街上的石板路烫得能煎熟鸡蛋,偶尔有风吹过,也是一股热浪,扑在脸上,像是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捂着你的口鼻。
工厂的车间里更热。
机器一开,铁件滚烫,铁屑飞溅,汗水顺着工匠们的脊背往下淌,衣裳湿了又干,干了又湿,留下一道道白色的盐渍。可没有人停工,也没有人抱怨。
订单越来越多——广州城里的铁厂、作坊,听说这里的零件质量好、精度高,纷纷派人来谈合作。
有的要订做机器零件,有的要把自家的活外包过来,有的干脆问能不能派人来学技术。
周明远忙得脚不沾地,钱文彬那边也忙——订单多了,零件多了,要检验的东西也多了。
他的督检处从早到晚没有空过,连吃饭都是蹲在车间里就着机器声扒几口。
孙德胜的进步越来越稳,上个月他的合格率爬到了九成三,虽然离林顺的九成七还有差距,可他已经连续两个月拿到了“进步奖”。
那张贴在车间门口的红纸,他每次路过都要看一眼,嘴角动一动,像是想笑,又忍住了。
梁大柱的小儿子梁小柱,在学徒里脱颖而出。
林顺说这孩子手巧、脑子活、肯下功夫,“比他爹强”。
梁大柱听见这话,嘴上骂了一句,可转身就把家里那坛藏了五年的老酒抱出来,父子俩对坐喝了一碗,谁也没多说。
张小山跟着林顺学了两个月,已经能独立操作那台钻孔设备了。
他做出来的零件,老汤姆量完竖起大拇指,用生硬的中文说了一个字:“好。”
就这一个字,张小山高兴了好几天,干活比从前更卖力,每天最早到车间,最晚离开。
走之前还要把工具一件一件擦干净,摆回原位,才肯锁门。
*
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走。
可胤礽知道,真正的考验还没来。
账册的事,刘守正那边已经查清楚了——藩库存银四十七万三千余两,其中固定用途的三十一万八千余两不能动,剩下十五万五千余两是真正闲着没处用的。
沈孟坤说的那笔钱,确实存在。
可如何把这笔钱从账面上变成工厂可用的现银,牵涉到布政使司、巡抚衙门乃至朝廷的多重批复,一道道审批手续走下来,快则两三个月,慢则遥遥无期。
等,不是办法。
可不等,又没有一个既不走常规拨款冗长流程、又能让各方都挑不出毛病的两全之策。
胤礽思前想后,把目光投向了另一个方向——商股。
这条路由沈孟坤的幕僚牵线,引出一个人来。
此人姓谭,名怀远,祖籍广东新会,在广州城里经营着一家商号“广源行”。
这家商行做的是茶叶和瓷器生意,在南洋各地都有分号,光是定期往返广州与巴达维亚、马尼拉、西贡之间的商船就有七八条。
论家资,不敢说富可敌国,但在这广州城里,是数得上号的人物。
周明远与他有些旧交。
当年谭家的商船在珠江口搁浅,正赶上粤海关那帮人借机敲竹杠,是周明远上下奔走,把价码谈了下来。
谭怀远至今记着这份人情。
周明远从工厂出来,没有直接去谭家,先回了趟家,换了一身半旧的儒生衫,把官服叠好放在床头。
他是以“故交”的身份去,不是以“工厂总管”的身份去。
公私要分明,情分才能长久。
*
谭家的宅子在城西,是一栋三进三出的老宅,青砖灰瓦,门口两棵老槐树,树冠遮天蔽日,将整条巷子笼在一片清凉的绿荫里。
周明远到时,谭怀远正坐在二进院子的石桌旁喝茶。
六十出头的年纪,头发花白,面容清瘦,一双眼睛却格外有神。
他穿着一身月白色的绸衫,手里把玩着一对核桃,核桃油亮油亮的,不知盘了多少年。
见周明远进来,他放下核桃,起身拱手:“明远,有些日子没见了。”
周明远拱手还礼,两人在石桌旁坐下。
丫鬟奉上茶来,谭怀远亲自端了一杯递过去:“尝尝,今年新到的龙井。”
周明远接过来,低头闻了闻,茶香清冽,是上品。
可他此来不是品茶的。
他抿了一口,放下茶盏,开门见山:“谭翁,我今日来,是想跟您谈一桩生意。”
谭怀远没有接话,只是端起自己的茶盏,慢慢喝了一口,目光透过袅袅的热气落在周明远脸上。
两人认识十几年,他知道周明远不是那种轻易开口的人,说“谈生意”,就一定是大事。
“你说。”
周明远从袖中取出一份折子,递过去。“谭翁先看看这个。”
谭怀远接过折子,展开。
入目第一行字是“广州机器制造局募股章程”,字迹端正,条理分明。
他一页一页地翻下去,越看目光越亮。
折子上写得很清楚——工厂要扩大,需要本钱。
朝廷出一部分,民间出一部分。
民间出的部分,按股分红,每年结算。
赚了钱,按股分;
赔了钱,也只以各人入的股本为限,不再另摊。
这不是捐,不是摊派,是实实在在的投资。
谭怀远放下折子,靠在椅背上,闭着眼睛想了很久。
暖阁里很安静,只有石桌上的茶壶嘴冒出一缕细细的白烟,在午后闷热的空气里袅袅地散开。
良久,他睁开眼。“明远,朝廷这是要跟商贾分利了?”
周明远没有回避。“不是分利,是借力。工厂要扩大,光靠朝廷的银子不够,得向民间借。借了要还,还了还要付息。这是生意,不是施舍。”
谭怀远点了点头,又问:“这个章程,是谁拟的?”
“太子殿下。”
谭怀远的手微微一顿。
他不是没见过官员,广州城里的官员他见过太多了——有的来借银子,有的来要捐,有的来摊派,有的干脆就是来敲竹杠。
可从来没有一个官员,把“借”字写得这么堂堂正正。
“借了要还,还了还要付息”——这是商人的规矩,不是官场的规矩。
太子殿下用的是商人的规矩,那这笔生意,就能谈。
“明远,老夫想见见殿下。”
周明远没有意外。
他知道谭怀远会提这个要求。
见过人,心里才有底;
见过面,话才说得透。
折子上写得再好,不如当面听一句。“我去安排。”
*
第二天傍晚,谭怀远跟着周明远进了客栈。
他没有穿绸衫,换了一身素净的灰布长衫,头上戴一顶瓜皮小帽,看上去像个寻常的商号掌柜。
这是他的分寸——见太子,不能太寒酸,那是失礼;也不能太招摇,那是僭越。素净,得体,不卑不亢,正好。
何玉柱引他上楼,在门口通报了一声,侧身请他进去。
胤礽正坐在窗前看书,听见脚步声,放下书卷,站起身来。
谭怀远进门便跪,动作规规矩矩,额头触地。“草民谭怀远,叩见太子殿下。”
胤礽顿了顿,“谭翁,不必多礼。周大人跟孤说过你,说你是广州城里最懂生意的。”
谭怀远站起来,偷眼打量了一下这位年轻的太子——穿着一身石青色的家常便袍,没有戴冠,只以一根玉簪束着头发,面容温和,目光沉静,不像传说中那样威严赫赫,可举手投足间自有一种让人不敢轻慢的气度。
胤礽请他坐下,自己也坐回窗前,两人隔着一张茶几相对。
何玉柱端上茶来,谭怀远双手接过,放在一旁,没有喝。
“谭翁,孤那个章程,你看了?”
“回殿下,草民看了。写得好。草民做生意几十年,没见过把朝廷和商贾的关系写得这么清楚的。”
“那谭翁有没有什么想法?或是觉得哪里不妥?”
谭怀远想了想,没有急着说。
他从袖中取出那份折子,翻开,指着其中一条。
“殿下,章程里写着,股东不承担连带责任,只以出资额为限。这条好。
草民在广东这几十年,见过太多官府跟商贾借银子的事——借的时候说得天花乱坠,还的时候推三阻四。
有的干脆就不还了,说是‘报效’。商贾们吃了亏,也不敢说,只能打落牙齿往肚里咽。
殿下这条,是把丑话说在前头——借就是借,不是捐;还不出来,朝廷认账,不赖账。这条定了,商贾们才敢拿银子出来。”
胤礽端起茶杯,慢慢喝了一口。“你说得对。规矩定在前面,后面才不会扯皮。孤把这条写在第一条,就是这个意思。”
谭怀远又指着另一处:“殿下,章程里写着,银股的起购点是五百两。
草民斗胆,是不是太高了?广州城里,能拿出五百两现银的人,不多。
可一两、五两、十两拿得出的人,不少。
若能把起购点降到十两、五两,甚至一两,让市井小民也能入股,那就不只是几家大户的事了,是整座城的事。
到那时候,工厂就不是朝廷的工厂,是广州人的工厂。谁还想砸它、闹它,就得问问整座城答不答应。”
胤礽目光微动,搁下茶杯,身体微微前倾。“谭翁,你说细些。”
谭怀远见他认真在听,索性放开了说:“殿下,草民在广州住了几十年,亲眼见过洋人的公司在南洋是怎么干的。他们不光找大户,也找小户。
码头工人、仓库伙计、跑街的、送货的,攒几个月的工钱,买一股两股,就是股东了。
股东在自己公司里干活,能不尽心?洋人那一套,草民不全部赞同,可这一条,草民以为,咱们能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