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
哈里斯堡。
清晨，天还没亮透。
州政府大楼的新闻发布厅里，人已经满了。
不是工作人员，不是安保，是记者。
ABC的，CBS的，NBC的——三大电视台，一家都没落下。
《匹兹堡新闻报》《费城问询报》《哈里斯堡爱国者新闻报》的人也都到了。
摄像机的架子一支起来就没再收过，镜头从不同角度对准了讲台。
话筒堆在台面上，密密麻麻的。
发布厅的暖气还没烧起来。
清晨的哈里斯堡，零下好几度，屋里屋外差不了多少。
有人缩着脖子，有人不停地搓手，呼出的白气在灯光下隐隐约约的。
但没有一个人走，没有一个人抱怨。
州长办公室昨天傍晚放出的消息：
今天上午，陈时安要开记者会。
不是州政府的例行通报，不是媒体的例行提问，是他自已主动要开的。
自他上任以来，每一次他主动召开记者会，都是爆炸性的事件。
虽然没有人知道他要说什么。
但所有人都来了。
九点整，门开了。
陈时安走了出来。
没有领带，没有西装。
他穿的是国民警卫队司令官的制服。
深绿色的军装，肩章上镶着星，胸前别着徽章，腰带扣擦得锃亮，黑色的军靴踩在地板上，发出沉闷的声响。
发布厅里所有人都愣了一下。
他们见过陈时安穿军装——每一次，都是大事。
陈时安走到话筒前面，站定，抬起头，看着那些镜头。
看了几秒。
台下安静了，连风的声音都显得大了。
“从去年十一月到现在，人民党的油车跑了三个多月，送出了上百万桶油。”
他没有寒暄，没有开场白，就这么开始了。
“底特律的工人烧上了暖气，西弗吉尼亚的矿工点上了炉子，印第安纳的单亲母亲把油桶放在客厅最显眼的地方。”
“他们不用再裹着毯子发抖了，不用再让孩子缩在被子里写作业了，不用再在黑暗中坐着等天亮了。”
“这是人民党做的，也是宾州人做的。”
“我们把油省下来，送出去，帮他们过了这个冬天。”
“但油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宾州的油，也快没了。”
台下响起一阵低低的骚动。
记者们互相看了一眼，有人低头在笔记本上飞快地写了几个字，有人把录音笔往前推了推。
一个来自CBS的摄像师把镜头推近了一点，对准了陈时安的脸。
“我说过宾州的油无法帮助全联邦的人。”
陈时安继续说，声音平静，但每个字都像钉在木板上一样。
“天气越来越冷了。比天气更冷的，是那些再也没有人点亮一盏灯的地方。”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
白色的信封，边缘有点皱了，像是被人攥过。
“昨天，我收到一封信。”
“信封里装着一张剪报，从报纸上剪下来的。”
“上面写着——‘一名71岁男子被发现死于家中，初步判断因低温导致。’”
台下更安静了。
ABC的记者停下了转笔的动作，眼睛盯着台上。
“这名男子叫哈罗德·詹森。他住在明尼苏达州一个偏远小镇上的一栋老房子里。”
“他一个人住了很久。他的邻居发现他死在屋子里的地板上，上衣脱了。”
有记者低下头，开始飞快地记。
《匹兹堡新闻报》的那个老记者，笔尖压在纸上，一动不动——他在听，在等下一个字。
陈时安重新把信封举起来，对着镜头。
“这封信的背面，用笔写了一行字。”
一阵快门声。
这一次，有人看清了那信封上的那行字。
陈时安的声音低了下去，但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
“‘陈先生——你说过不抛弃，不放弃。你能不能帮帮我们？我不想死。’”
他念完这句话，停顿了一下。
然后抬起头，目光直视镜头。
沉默。
三秒。五秒。七秒。
坐在第三排的那个NBC女记者，下意识地捂住了嘴。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
陈时安说。
声音很低，很低。
“因为宾州也快没油了。我们只能撑到这个月底。”
“再往外送，宾州自已的人也要开始冷。”
“而不往外送，那些比我们更冷、更穷、更没有人记得的地方——怎么办？”
他停了一下。
“联邦还在开会。还在研究。还在说‘继续谈’。”
来自《费城问询报》的记者摇了摇头，动作很小，但旁边的人都看见了。
“他们开会的时候，又有人冻死了。”
陈时安的声音拔高了一点，不是喊，是那种从胸腔里涌出来的、压不住的东西。
“整个联邦，这个冬天，至少冻死了几百人。”
“不是估计，是已经确认的数字。”
“明尼苏达全州，到目前为止，确认冻死的有四十一人........”
“这些还只是报上来的。那些没有人统计的地方，那些连报纸都不去的小镇，那些死在偏远农场的、死在深山里的、死在没有人知道的地方的人。”
“还有多少？”
发布厅里只剩下陈时安的声音和摄像机的嗡嗡声。
没有人咳嗽，没有人翻纸，没有人交头接耳。
“几百人。不是数字。”
“是人。”
“是有名字的人。”
“是有过妻子、有过孩子、有过工作、有过梦想的人。”
“是曾经在某个早晨推开窗户、呼吸过新鲜空气的人。”
“是在某个夏天的傍晚、坐在门廊上喝过啤酒、看着太阳落下去的人。”
一个从CBS来的年轻摄像师，从取景器后面抬起头，看了陈时安一眼。
干了三年的新闻，他以为自已对这种事情已经麻木了。
但他发现自已没有。
“但现在他们死了。死在零下几十度的黑暗里，死在没有人敲门的小屋里，死在距离门口只差一步的地方。”
陈时安缓了一下，声音低了下去。
“那个写信给我的人，那个在信封背面写下‘能不能帮帮我们’的人——他在等一个回答。”
陈时安的声音低了下去，像是在跟镜头后面那个人单独说话。
“我告诉我的幕僚长，先送一批过去救命。他说，先生，我们的油也坚持不到月底了。”
陈时安停了一下。
“我还是让他送过去了。我说我来想办法。”
“我想了一个晚上。”
他抬起眼睛，看着镜头。
“我没有想到什么办法。”
发布厅里一片死寂。
陈时安站在那里，没有再说话。
沉默了几秒。
“我想告诉联邦政府——先把党争放一边，先看看这个国家的民众。”
他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很清楚。
“美利联邦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
“我们上过月球，我们的军队管着全世界的事情。”
他停了一下。
“但是现在呢？你们看看现在还剩下什么？”
“加油站没有油，工厂关了门，工人在失业。有人在零下四十度的屋子里冻死。”
他抬起眼睛，看着镜头。
“而联邦在干什么？在跟中东谈判。”
“一遍又一遍地谈判。谈石油，谈价格，谈什么时候恢复供应。谈了几个月了，谈出什么了？”
“什么都没谈出来。”
“他们坐在有暖气的会议室里，喝着咖啡，翻着文件，说‘我们需要更多时间’。”
“但外面的人没有时间了。冻死的人没有时间了。”
没有人鼓掌。
没有人叫好。
甚至没有人点头。
不是因为不同意。
是因为所有人都知道，他说的是真的。
联邦确实在谈判。
谈判确实没结果。
冻死的人确实不会等。
这些话不是什么新鲜道理，但没有人敢在镜头前这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