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咏麟端着餐盘过来，一屁股坐在张国荣旁边。
他今天胃口不错，打了三两饭，把蒸鱼整条夹进碗里。
“辉哥说得对。台湾那三家戏院，场场爆满，比我们在香港还火。这说明什么？”
他扒了一口饭。
“说明不是只有香港人，想听这些故事。”
邓丽君坐在长桌另一端。
她面前只有一碗汤，勺子搁在碗沿，一口没动。
“辉哥，我下月还要去槟城。”
“录《回响》第三辑？”
“嗯。这次联系了十二位老人，最年轻七十八，最年长九十七。”
她顿了顿。
“八月那趟，林金枝阿婆录完音，问我：后生女，我这个歌，以后还会有人唱吗？”
长桌安静了几秒。
“你怎么说？”顾家辉问。
邓丽君把那碗汤端起来。
“我说：会的。我把它录下来，存进档案馆，将来有人找，就能找到。”
“她信了？”
邓丽君把汤喝完。
“她没说话。她只是把那卷开盘带，从录音机里拿出来，用油纸包好，放进樟木箱里。”
她把空碗放下。
“那个箱子，装着她丈夫1942年留下的橡胶鞋底。”
九月二十二日，新加坡。
陈启明从总统府出来，已是傍晚六点。
他手里握着那份三页纸的会议纪要，掌心全是汗。
李光耀今天下午用了三小时，和他逐条讨论《故土之心》的调研方案。
第三十七分钟，总理忽然停住。
“这个赵鑫，他到底是那个孩子，还是讲故事的人？”
陈启明把赵鑫的回执复印件，递过去。
“他自己写的。”
李光耀接过那张纸。
“我是那孩子。也是讲故事的人。”
他看了很久。
然后他把纸放下，摘下眼镜，用绒布慢慢擦拭镜片。
“新加坡1965年独立那天，我在电视上哭了。”
他说。
“不是懦弱。是那天我才明白，被踢出家门的孤儿，要自己学会生火做饭。”
他把眼镜戴上。
“这个赵鑫，他知道生火的味道。”
九月二十三日，香港。
周慧芳把《故土之心》最新预算表，放在赵鑫办公桌上。
“新加坡那边确认了：国家档案馆全部资料开放，包括李光耀1965年独立演讲原始录像带。”
“条件呢？”
“没有新条件。五场大师班，李先生说谢晋导演去四场就行，剩下一场他替。”
赵鑫看着那份预算表。
“怎么替？”
“他要在总统府，开一场华语政策历史讲座，公开售票，收入捐给《故土之心》制作基金。”
周慧芳顿了顿。
“这是陈参赞原话。”
赵鑫没说话。
他想起1975年游过深圳湾，上岸时是凌晨四点。
天还没亮。
他蹲在海边，等了两个小时。
等天亮。
等看清楚自己到了什么地方。
六年后，新加坡的总理说，他来替谢晋讲那一课。
他把预算表合上。
“给陈参赞回电：谢导八月二十号去新加坡。”
九月二十五日，北京。
成荫从文化部电影局出来，站在门口抽了一支烟。
大前门，一块四一包。
他买了半年，还剩大半条。
局长今天态度很客气，客气得像对待外宾。
“成院长，《家的生物学》在威尼斯为国争光，这是好事。但送审的事，局里还在研究。”
“研究多久？”
“这个不好说。你也知道，电影审查要综合考虑，不是我们一个处能定的。”
成荫把烟蒂掐灭，用鞋底碾了三下。
他想起1981年4月，谢晋把《家庙》油印本，寄给北电七八级学生那天。
三十七个年轻人，每人一份。
他没问谢晋为什么。
他看见谢晋把最后一份油印本，装进信封，贴上邮票，投进学院门口的绿色邮筒。
那个邮筒，1979年他寄过《小花》的审片报告。
1980年寄过《天云山传奇》的立项申请。
1981年4月20日，寄出三十七份《家庙》。
他没有寄过家信。
他母亲1972年去世，他没能回山西送葬。
九月二十六日，清水湾。
威叔早上六点，在量凤凰木的花苞。
四点三毫米。
他记在本子上，又在数据
纸页已被划破三小道。
他合上本子，忽然听见身后有脚步声。
回头，是赵鑫。
“威叔。”
“赵总，这么早？”
赵鑫站在树下，抬头看着那粒骨朵。
“谢导昨天从上海打电话来。”
“他说什么？”
“他说，周师傅那块牌位，背面十六个名字，他记全了。”
威叔把喷壶放下。
“怎么记全的？”
“周师傅翻了一夜旧物，在樟木箱底找到一张1957年的户口本复印件。户主栏写着‘周永泰’，家庭成员栏写着十六个名字。”
赵鑫顿了顿。
“他阿爸1942年走的时候，这十六个人都在永宁镇。1981年，只剩他一个人，记得这十六个名字。”
威叔没说话。
他拿起喷壶，给凤凰木浇了一遍水。
“赵总。”
“嗯。”
“这棵树，周伯1980年亲手嫁接的。他说，等它开花那天，要在树下烧一封给蔡国维的信。”
赵鑫看着那粒骨朵。
“信写了吗？”
“写了。1980年11月18号写的。周伯走之前三天，托我收着。”
威叔从怀里摸出一个泛黄的信封。
边角磨毛，封口用米粒粘了三道。
收信人一栏写着：
“槟城汕头街蓝屋蔡国维先生收”
寄信人一栏写着：
“香港深水埗周阿福”
赵鑫接过那个信封。
很轻。
像一枚没有重量的落叶。
“威叔，等花开了，我陪你烧。”
九月二十八日，台北左营眷村。
周大山把水泥庙的偏殿砌好了。
杨六郎的神像摆在正位，是他凭七岁记忆塑的。
那年正月十五，山东即墨老家的庙会，父亲把他架在肩上，让他摸杨六郎的金枪。
他摸了。
枪是木头的，漆剥落了大半。
他摸了一手红漆。
父亲说，这是杨六郎的血，摸了能打胜仗。
他1949年来台湾，没打过仗。
那把金枪的样子，他记了五十二年。
他把水泥刀放下，蹲在小庙前，点了一支烟。
长寿烟，台湾烟酒公卖局出的，他抽了三十年。
他想起1967年，二儿子出生那年，他托人从香港转寄了一封信回即墨。
信写了三页，寄出去之前撕了两页半，只剩一行字：
“娘，儿在台湾，一切都好。”
他没收到回信。
1978年，他托人又寄了一封。
这次只写了一行：
“娘，孙子会叫奶奶了。”
他还是没收到回信。
他把烟蒂摁灭，塞进水泥袋里。
站起来。
膝盖响了。
他低头看着那座水泥庙。
关公，妈祖，杨六郎。
三尊神，三十二年。
他忽然想起母亲的脸。
1957年那张黑白照片，他藏在铁盒底层，压在1948年的船票
照片上母亲六十二岁，头发全白，站在老家的院门口。
她没笑。
她只是看着镜头。
周大山蹲回小庙前。
他从铁盒里摸出那张照片，放在水泥庙的正殿门槛上。
“娘。”
他对着照片说。
“儿的庙，建好了。”
一九八一年九月三十日。
清水湾食堂门口。
威叔早上六点量那粒花苞。
四点五毫米。
他把本子合上。
从怀里摸出那个泛黄的信封。
“槟城汕头街蓝屋蔡国维先生收”。
他看着那行字。
看了很久。
然后把信封放回怀里。
他拿起喷壶。
给凤凰木浇了一遍水。
水雾在晨光里泛着虹彩。
远处，许鞍华的《故土之心》筹备组，已经开工了。
录音棚传来顾家辉调试钢琴的单音。
一下。
两下。
三下。
威叔把喷壶放下。
他忽然听见食堂里，有人在哼歌。
调子很熟。
是《月光光》。
他转头。
是赵鑫。
二十六岁的香港年轻人，站在灶台边，把第一笼包子抬上蒸架。
他哼着那句“太平归来做新郎”。
调子不准。
但每个音都在。
威叔站在凤凰木下，听着那不成调的哼唱。
晨光照在那粒四点五毫米的花苞上。
顶尖那线红，比昨天又长了一点点。
不是眼睛能看出来的长度。
是他知道它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