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泰在科学院里，现在就是说一不二的土皇帝。

    他要扩建实验室，是为了研究王兄交代的“显微镜”和“发电机”的关键技术，这都是未来能改变大唐国运的东西。

    他以为，只要打著科学院的旗號，用钱还不是一句话的事。

    没想到，在度支司这里，吃了第一个闭门羹。

    “王爷息怒。”

    一旁的工匠博士赵明理劝道，“这钱守义，是官场的老人了，向来油滑，他这么做，明面上是遵守新法，实际上，就是在给咱们，给政务院下绊子。”

    李泰当然明白这个道理。

    但他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他立刻拿著公文，气冲冲地跑去了政务院，找到了他的王兄李越。

    李越听完李泰的抱怨，看了看那份被驳回的公文，脸上没有什么表情。

    “知道了。”

    他只是淡淡地说了三个字。

    “啊”李泰愣住了，“王兄，就这么算了这帮孙子都骑到咱们头上了！”

    李越笑了笑，拍了拍他的肩膀。

    “放心，这件事，我来处理。”

    “你先回去，安抚好科学院的匠人，让他们稍安勿躁。钱，三天之內，肯定会到。”

    李泰將信將疑地走了。

    而这件事，很快就在第二日的朝堂之上，被引爆了。

    第一个发难的，是宋国公，萧瑀。

    萧瑀是前朝皇室宗亲，也是大唐的开国功臣，性情耿直，甚至有些执拗，是朝中有名的“硬骨头”。

    他一直就对政务院的改革，心存不满。

    如今抓到了机会，他立刻站了出来。

    “陛下，臣有本奏！”

    他手持笏板，高声道。

    “昨日，魏王殿下为兴建科学院，向度支司请款，竟被以『预算无此项』为由驳回！”

    “科学院乃国之重器，其研发之物，关係到我大唐未来百年之国运，如此重要之事，竟因一纸空文而被耽搁，臣以为，此乃新法之弊，而非官员之过！”

    “自古以来，朝廷用度，皆有常例，亦有变通,度支司掌管钱粮，理应有『事急从权』之变通权力。”

    “如今政务院一刀切，万事皆需预算，看似严谨，实则僵化无比，是真正的因小失大，必將貽误国事！”

    “臣恳请陛下，废除《財政新法》，恢復祖制，將钱粮调度之权，还於户部！”

    萧瑀的话掷地有声。

    他不是在为钱守义辩护，而是在直接攻击政务院的新法。

    他话音刚落，国子监祭酒，孔颖达，也站了出来。

    他从另一个角度，对新法进行了批判。

    “萧公所言极是！”

    “圣人治国，讲究的是『经权之变』。『经』者，常法也；『权』者，变通也。”

    “政务院之新法，重『算学』而轻『人情』，重『规矩』而轻『时变』，此乃捨本逐末之举。”

    “治国，非算学也，若事事皆以数字度量，那与商贾何异我等士大夫之风骨何在”

    “臣以为，此法之根，在於豫王殿下所提倡的『格物之学』，过於功利，而少了儒家之仁恕，长此以往，人心必然大坏，国本亦將动摇！”

    孔颖达直接將问题上升到了“道统之爭”的高度。

    他这一开口，立刻得到了朝中大批儒臣的支持。

    一时间，朝堂之上风向大变。

    昨天还因为豫王新政而欢欣鼓舞的官员，此刻又开始窃窃私语，觉得萧瑀和孔颖达说的，似乎也有些道理。

    毕竟，对於这些习惯了模糊和人情的古代官员来说，现代社会那种精確到分的预算和审计制度，確实是一种难以理解的恐怖存在。

    就在此时，一个新晋的身影站了出来。

    是褚遂良。

    他刚刚被长孙无忌举荐，从一个默默无闻的起居郎，一跃成为財政部的侍郎，正是政务院改革的直接受益者。

    他知道，这是他表忠心的最好机会。

    “陛下，臣有不同之见！”

    褚遂良的声音清亮而坚定。

    “萧公与孔祭酒，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度支司之事，问题不在新法，而在执行之人！”

    “新法规定，预算之外，可走『紧急追加程序』，由用款衙门提出申请，政务院討论，陛下批准，即可拨款，此乃『权变』之道，新法之中，早有考量。”

    “科学院之事，魏王殿下完全可以走此程序，但度支司的官员，却故意隱瞒此条，只以『预算没有』为由粗暴驳回，其心可诛！”

    “这说明，不是新法有问题，而是某些官员，对新法阳奉阴违，故意製造事端，试图阻挠改革！”

    “至於孔祭酒所言，『治国非算学』，臣更不敢苟同。”

    褚遂良转向孔颖达，不卑不亢。

    “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国家財政，取之於民，用之於民，每一文钱，都是百姓的血汗，若无算学之精细，无预算之规划，如何能保证这些钱，都用在刀刃上如何能防止上下其手，中饱私囊”

    “恰恰相反，臣以为，將算学用於治国，才是最大的『仁恕』！因为它能让国家的每一分钱，都花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

    “这才是对天下百姓最大的负责！”

    褚遂良的这番反驳，有理有据，逻辑清晰，一下子就打中了要害。

    孔颖达被他一番抢白，说得老脸通红，一时竟找不到话来反驳。

    朝堂之上的爭论，愈发激烈。

    保守派与改革派，第一次形成了涇渭分明的对峙。

    而李越和李世民，从头到尾，都坐在高台之上，冷眼旁观。

    仿佛

    朝堂上的爭吵，一直从早上持续到了中午。

    双方你来我往，引经据典，唾沫横飞，谁也说服不了谁。

    支持萧瑀和孔颖达的官员，越来越多。

    他们中的很多人，並非真的认为新法不好。

    而是他们本能地恐惧这种改变。

    一个透明化的官场，让他们感到无所適从。

    他们怀念那个可以靠人情，靠关係，靠模糊的操作空间来办事的时代。

    所以，他们选择站队，选择用祖宗之法，来对抗这股让他们感到不安的新浪潮。

    而以褚遂良为首的新晋官员，虽然人少，但战斗力极强。

    他们是改革的受益者，也是新思想的拥护者。

    他们言辞犀利，逻辑清晰，牢牢抓住了“民生”和“效率”这两个核心点，寸步不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