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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母亲是上海人，从小住在静安寺一带的老宅子里。那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外公做木材生意，跟当时上海滩的大人物都有往来，家业做得很大。母亲是家中最小的女儿，上面四个哥哥，全家上下宠得不行，六岁前都是趴在奶妈背上长大的，走哪儿都有人抱着。
可母亲从小身体就不好。外公请了最好的大夫，吃了最好的补品，怎么治都治不好。母亲自己知道怎么回事，可她不敢说。因为每次她跟外公提起自己在屋子里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外公就会大发雷霆，指着奶妈和佣人的鼻子骂：“谁教小姐说这些混账话的？”渐渐地，母亲再也不提了。
她记得最深的一次，是七岁那年。上海入秋了，梧桐叶子开始发黄。那天下午，她一个人在二楼房间里玩布娃娃。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地毯上，暖洋洋的。忽然，她听见楼下有人在喊她的名字。声音很轻，飘飘忽忽的，像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过来，又像是有人贴着她耳朵在说。她放下娃娃，站起来，走到窗边，想往下看看是谁。
刚把头凑近玻璃，一张大脸忽然贴在了窗户上。
那脸比常人的脸大出一圈，上面长满了白毛，毛茸茸的，白得发灰。两只眼睛又圆又大，眼珠子是黄绿色的，竖着，像猫的眼睛，又不像，因为那瞳孔里好像有什么东西在转。鼻子和嘴的轮廓像人，又像猫，嘴唇微微张开，露出一排细密的牙齿，白的，尖的。它就那么隔着玻璃盯着她看，一动不动，嘴角似乎还微微翘着，像是在笑。玻璃上起了雾，是它的呼吸。
母亲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布娃娃从手里飞出去，滚到了床底下。她连滚带爬地往床上缩，后背撞在床沿上，疼得她倒吸一口气。她抬头看窗户——那脸还在。它慢慢转了一下头，眼珠子跟着转，始终盯着她。母亲往左躲，那脸就慢慢转到左边，她往右躲，那脸就转到右边。玻璃上它的鼻尖抵着玻璃，压出一个扁平的圆印。
她捂着眼睛尖叫起来，叫得整栋宅子都听见了。奶妈第一个冲进来，然后是佣人，最后是外公。等众人涌到窗前，玻璃上什么都没有。只有她自己的脸，白得像纸，映在窗玻璃上。
那天晚上母亲发了高烧，烧了三天三夜，烧得胡话连篇。她嘴里翻来覆去地喊：“白毛……大眼睛……它看着我了……”外公请遍了城里的名医，谁也治不好，西药吃了不管用，中药灌下去就吐出来。后来还是托了杜月笙手下一位大管家，打听到龙华寺附近有个隐士高人。那老先生来了，在家里转了一圈，又翻了翻母亲的眼皮，掐了掐她的手指头，然后对外公说了一句话：“你这小女儿命格特殊，天生能见阴物。她看见的那个东西，不是来找事的，是路过。可你宅子的风水挡不住这些，得调。”
外公信了。老先生花了三天时间，把家里的格局重新布置了一遍。母亲的床从靠窗挪到了靠里，床头朝东，床尾朝西。门口挂了面铜镜，窗台上摆了碗清水，角落里放了不知道什么法器，用红布蒙着。老先生走之前叮嘱外公：“以后这孩子说什么，你听着就行，别骂她。她不是编的。”
从那以后，母亲果然好了很多。虽然偶尔还会看见一些黑影子、听见一些莫名其妙的声音，但再也没有被吓得半死。
后来母亲长大了，嫁给了我父亲。离开那间老宅子之后，她以为自己从此能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了。可她不知道，那位老先生的阵法只护住了那座老宅。出了宅子，就什么也挡不住了。
婚后第二年秋天，父亲带母亲去家附近一家老菜馆吃饭。那菜馆开了几十年，本帮菜做得地道，父亲从小吃到大。那天傍晚五点多，天还没黑透，路灯已经亮了，黄黄的光照在马路牙子上。两个人挑了个角落的位子坐下，点了几道菜，又叫了一壶烫热的黄酒。父亲说这家的黄酒加姜丝煮过，冬天喝了暖胃。
酒端上来，热气从壶嘴里冒出来，带着酒香和姜味。父亲给母亲倒了一杯，正要举杯，忽然发现母亲的眼睛直愣愣地盯着他身后，脸上的表情一下子僵住了。她端杯子的手停在半空，杯沿抵着下唇，却一滴也没喝。
“怎么了？”父亲问。
母亲没说话，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他身后的方向。父亲放下杯子，转过头去看——身后是一张空桌子，桌上摆着酱油瓶和醋瓶，椅子整整齐齐地收在桌下，桌面上干干净净，一个人也没有。旁边的墙上贴着老菜馆的菜单，红纸黑字，边角翘起来。
“你到底在看什么？”父亲伸手在母亲眼前晃了晃，手指头划了三下。
母亲这才回过神，像是从水里被人捞上来一样，猛地喘了口气。她放下酒杯，站起来，拉着父亲的手就要走。菜还没上齐，父亲有些不高兴，问她怎么回事。母亲一个字也不解释，脸色白得像纸，手劲大得吓人，指甲掐进父亲的手腕里。父亲拗不过她，只好结了账，跟着她出了门。
秋风灌进领口，母亲打了个哆嗦，脚步更快了。
一路上两个人都没说话。父亲问她三次，她三次都没回答，只是摇头。回到家，母亲鞋都没换，直接进了卧室，衣服也没脱，就躺下了。父亲帮她脱了外套，倒了杯热水放在床头柜上。母亲喝了半口，又躺下了。到了半夜十二点多，她忽然发起了高烧。父亲摸她额头，烫得像烙铁。她翻来覆去，嘴里含混地说着什么，一会儿是“脸”，一会儿是“绿”，一会儿又是“扇子”。
父亲手忙脚乱地给她敷冷毛巾，喂退烧药，折腾到快天亮。
第二天早上，烧退了一些，母亲靠在床头上，嘴唇还是白的。父亲坐在床边，握着她的手，问：“你昨天在饭馆里到底看见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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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沉默了很久，窗外的天光一点一点亮起来，照在她脸上。她开口了，声音很轻，像是怕什么人听见：“你背后那张空桌子上，忽然多了一个女人。”
“什么女人？”
“绿青色的脸，”母亲闭了一下眼睛，好像在回忆，又好像那画面就在眼前，“不是那种画上去的绿，是从皮肤底下透出来的那种，青的，紫的，像是死了很久。脸上凸着青筋，一根一根的，从额头一直爬到下巴。穿着一件大红色的旗袍，红得像血，领口的盘扣是金色的。手里拿着一把粉色的扇子，扇面上绣着花，对着我慢慢扇。她看着我笑，嘴咧得很开，可牙齿是黑的。”
父亲握着母亲的手，手心全是汗。他张了张嘴，没说出话。
“我一看就知道，那不是人。”母亲说，“那家馆子，我以后再也不会去了。”
父亲后来花重金从外地请了一位师傅来家里，把母亲的情况仔仔细细说了。师傅在屋里做了三天法事，临走时给母亲戴上一串黑曜石手串，又叮嘱她：“晚上过了十点不要照镜子，路边烧纸不要看。”从那以后，母亲再没撞见过那些东西。
可是母亲身上发生的事，并没有就此结束。
奶奶去世刚满一年那年，忌日前一天，一家人回到爷爷家准备第二天的祭拜。爷爷家在老城厢一条窄巷子里，青砖墙，木楼梯，踩上去吱吱呀呀地响。按照家里的习惯，忌日前一天晚上要把遗像和牌位摆出来，供上一只空碗，等第二天早上再摆上饭菜。那天晚上，一家人吃过饭，打了会儿牌，十点多就各自睡下了。爷爷睡一楼，父母睡二楼，我睡他们隔壁。
半夜里，我被一阵声音吵醒了。是母亲在隔壁说话，声音很急。我竖起耳朵听，听见她喊父亲的名字：“你起来，快起来。”然后是悉悉索索穿衣服的声音，接着是脚步声，踩着木楼梯下去了。
我悄悄爬起来，把门拉开一条缝。走廊里黑着灯，只有楼下堂屋透上来一点昏黄的光。我趴在门缝里往外看，看见母亲和父亲一前一后下了楼。母亲穿着一件白底碎花的睡衣，头发披散着，走在前面。父亲跟在后面，披着外套，脚上趿拉着拖鞋。
他们进了堂屋。堂屋的供桌上点着一支白蜡烛，蜡烛已经烧了大半，烛泪淌下来，在烛台上凝成一朵一朵的。奶奶的遗像摆在正中间，黑白的，她生前最喜欢的那张——梳着发髻，穿着斜襟盘扣的衣裳，嘴角带着淡淡的笑。照片前面的白瓷空碗，在烛光里反着暗黄色的光。
母亲让父亲把那只空碗拿到厨房去。父亲犹豫了一下，还是照做了。然后就听见厨房里传来声音——水龙头开了，锅铲碰到了铁锅，油在锅里滋滋响。深夜里那些声音格外响亮，像有人在耳边敲鼓。
我缩在门后头，心跳得很快。过了大概一刻钟，我看见母亲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东西从厨房出来，是一碗阳春面，上面卧着一个荷包蛋，洒了葱花。她双手捧着碗，走到供桌前，恭恭敬敬地把碗放在奶奶的遗像前面，然后退后一步，双手合十，鞠了三个躬。父亲站在旁边，脸色很不好看，嘴唇抿成一条线。
他们上楼了。我赶紧钻回被窝里，把被子蒙过头顶，假装睡着。我听见他们推开隔壁的门，脚步声停在床边。然后母亲说话了，声音压得很低，但我听得一清二楚。
“刚才我做了个梦，梦见妈来了。她就站在咱房间门口，穿着她生前那件藏蓝色的旗袍，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她没进来，站在门槛外面，脸色不太好看。她问我——‘我还没吃饭呢，你们怎么在我面前摆个空碗？’”
父亲没说话。过了好一会儿，他叹了口气，声音很低，像是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明天一早，我去买她最爱吃的条头糕。”
母亲说：“我已经做了面，她看见了。”
那碗阳春面在供桌上摆了一整夜。第二天早上，爷爷起来看见那碗面，愣了一下。他没问谁做的，也没问为什么。他只是走到奶奶的遗像前，站了很久，然后伸手把碗端起来，用筷子搅了搅，又放下了。葱花已经蔫了，面条涨得发白。
后来我问母亲那天晚上到底是怎么回事。她正在阳台上浇花，听了我的话，手停了一下，水壶嘴里的水还在流，浇湿了她的拖鞋。她放下水壶，摸摸我的头，说：“等你长大了就知道了。”
现在我也到了母亲当年的年纪。可我还是不知道。我只知道，有些东西你看不见，不代表它不存在。有些声音你听不见，不代表它没说过。就像那个白瓷空碗，明明什么都没有，可在那个夜里，有人看见了碗里的东西，有人听见了碗里的话。
那碗面后来被爷爷吃了。他吃完之后，把碗洗得干干净净，倒扣在碗柜里。我再也没见过那只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