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两点五十五分，吕凯的车停在“心语心理咨询中心”楼下。这是一栋独立的四层小楼，外墙是柔和的米白色，大面积的落地窗反射着午后的阳光，显得通透而安静。楼前的小花园打理得井井有条，几丛绿竹随风轻摆。门口没有任何显眼的招牌，只有一块不大的铜牌，上面刻着中心的名字和一句英文：“healg begs with beg heard”（疗愈始于被倾听。）
陈敏从副驾驶座上下来，抬头看了看这栋建筑。阳光有些刺眼，她眯了眯眼。“这地方……看着真舒服。”她的声音很轻，听不出是赞叹还是别的什么。
吕凯关上车门，整了整身上深色夹克的领子。他看上去和平时没什么两样，只是眼里的血丝更重了些。昨晚他只睡了不到三个小时，脑子里反复推演着今天可能发生的对话场景。“舒服的地方，未必安全。”他低声说，目光扫过一楼明亮的接待大厅，又投向更高的楼层。刘冰带着两个人，已经分散在中心外围的街角和小店里，耳机里传来他们低沉的确认就位声。赵永南在指挥车里，监控着这片区域的所有电子信号。
“吕队，陈法医，”耳麦里传来赵永南的声音，“中心内部公共区域的wi-fi信号正常，但有至少七个加密的私有热点，信号强度不一。廖云的咨询室在三楼最里面，308房间。房间内信号屏蔽似乎做了处理，我们的监听和传输设备进去后效果可能会打折扣。”
“收到。保持通讯，有异常立刻通知。”吕凯按下耳麦回应，然后看向陈敏，“准备好了吗？”
陈敏点点头，深吸一口气，提了提肩上那个装着平板电脑和记录本的挎包。她今天穿了件浅灰色的针织衫和黑色长裤，比平时在解剖室时的白大褂多了几分温和，但眼神里的专注和警惕丝毫未减。
两人推开沉重的玻璃门，一股淡淡的薰衣草精油混合着咖啡豆的香气扑面而来。前台是一位二十出头的年轻女孩，穿着米色套装，笑容甜美：“您好，请问有预约吗？”
“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吕凯，陈敏。和廖云女士约了三点。”吕凯亮出证件。
女孩的笑容顿了一下，但很快恢复自然，显然已经得到过交代。“是吕警官和陈警官，廖老师已经在等二位了。请跟我来，这边电梯上三楼。”
电梯平稳上行，内部贴着暖黄色的木纹壁纸，角落里一个小型香薰机喷出细密的水雾。安静得能听到电梯运行的轻微嗡鸣。女孩站在前面，背挺得笔直，没有试图搭话。吕凯的目光落在电梯楼层按钮上方的一个小摄像头上，红灯微微亮着。
三楼到了。走廊铺着厚厚的地毯，脚步声被完全吸收。两侧是紧闭的房门，门上挂着小小的门牌，写着“静心室”、“宣泄室”、“沙盘室”等字样。灯光是柔和的暖黄色，墙壁上挂着几幅抽象的油画，色彩宁静。这里的一切都精心设计过，目的是让来访者放松、卸下心防。
308房间在走廊尽头。女孩轻轻敲了敲门，里面传来一个平静温和的女声：“请进。”
女孩推开门，侧身让开。吕凯和陈敏走了进去。
咨询室比想象中宽敞，约有四十平米。色调以原木色、米白和浅灰为主，巨大的落地窗占据了整整一面墙，浅色的亚麻窗帘半拉着，过滤了部分过于强烈的阳光，让室内光线明亮而柔和。房间一侧是两张相对摆放的、看起来极其舒适的单人沙发，中间隔着一个小圆几，上面放着一盒纸巾和一小盆绿植。另一侧靠墙是一个书架，摆满了心理学着作和一些文学书籍。墙角还有一个小型的水族箱，几条色彩斑斓的小鱼静静游弋。空气中弥漫着和楼下相似的淡淡精油香气，但似乎还混合了一丝若有若无的、类似旧书的纸张气味。
廖云就站在书架旁，手里拿着一本书，正缓缓将其插回书架。她转过身，脸上带着恰到好处的、介于礼貌和欢迎之间的微笑。
她今天穿了一件浅蓝色的丝质衬衫，配着米白色的及膝裙，长发在脑后松松挽了个髻，几缕碎发垂在颈边。没有戴任何首饰，妆容清淡，整个人看起来知性、温和，毫无攻击性，完全符合一位资深心理咨询师的专业形象。
“吕警官，陈警官，你们好，请坐。”廖云的声音和电话里一样平静，她做了个请的手势，指向那两张沙发，自己则走向对面一张看起来款式相同、但似乎略高一些的单人椅——那是咨询师通常坐的位置，既能与来访者平视，又隐含着一种微妙的权威感。
吕凯和陈敏在沙发上坐下。沙发果然很柔软，坐下去有种被包裹的感觉，容易让人放松警惕。吕凯的背脊却挺得更直了些。陈敏打开挎包，拿出平板电脑和记录本，放在膝上，目光平静地看向廖云。
廖云在他们对面坐下，双腿并拢，双手交叠放在膝上，姿态放松而端正。“要喝点什么吗？茶，或者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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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了，谢谢。”吕凯直接拒绝，目光扫过房间。他的视线在落地窗、书架、水族箱、以及天花板角落那个看起来像是烟雾探测器的东西上快速掠过。房间很整洁，几乎一尘不染。
“那好，我们直接开始吧。”廖云微微颔首，目光坦然地看着吕凯，“吕警官在电话里说，想就网络上的一些言论，以及……可能与我弟弟林浩的旧事有关的一些情况，向我了解些信息。作为家属，也作为可能被误解的当事人，我一定会尽力配合。”
她的开场白很直接，将“网络言论”和“林浩旧事”并列提出，既承认了关联，又巧妙地将自己定位在“被误解的当事人”和“配合调查的家属”双重身份上。
“廖女士，感谢你的配合。”吕凯的声音平稳，没有任何波澜，“首先想确认一下，今天早上那篇在几个社交平台流传的，详细讲述七年前‘明德中学事件’的文章，是你写的，或者授意他人发布的吗？”
廖云轻轻摇了摇头，表情带上了一丝恰到好处的无奈和困扰：“不是我，吕警官。虽然那篇文章里提到的许多细节，确实是我在过去几年里，通过各种渠道艰难收集、核实过的，也是我一直希望公众能了解的真相。但以这种方式、在这种时间点被公开，我也很意外，甚至有些不安。”她顿了顿，看向吕凯，“我知道警方在调查最近几起不幸的事件，而那几位逝者，恰好都与我弟弟当年的遭遇有关。这种巧合，加上这篇文章的出现，难免会让警方，也让公众，产生一些……联想。这也是我今天主动联系您的原因之一。我不希望因为我的缘故，或者因为一些我无法控制的舆论，干扰了警方正常的调查方向。”
她这番话说得不疾不徐，既撇清了自己与文章的直接关系（“不是我”），又承认了文章内容的真实性（“是我收集的真相”），同时表达了对警方调查的“理解”和“不愿干扰”的态度，姿态放得很低，但每一句都暗含机锋。
“巧合确实很多。”吕凯没有接她关于调查方向的话头，而是顺着“巧合”说下去，“陈文彬老师，李雪记者，张维医生，还有王振国先生，他们都在一周内先后去世，而且死因初步看来都像是突发疾病。而他们四个人，又恰好都与你弟弟林浩七年前的事情有关联。更巧的是，根据我们的了解，在过去两年里，你都以心理咨询师的身份，与他们四位有过不同程度的接触。能谈谈这些接触吗？”
廖云的表情没有变化，似乎早有准备。“可以。陈文彬老师，是因为他女儿当时有厌学情绪，他通过学校联系到我，希望我能提供一些青少年心理辅导方面的建议。我们见面谈过两次，主要是关于如何与青春期孩子沟通。李雪记者，是她当时在做一个关于校园心理健康的专题报道，通过同行介绍对我进行了专访。张维医生，我们是在一次行业交流会上认识的，后来就一些疑难个案通过邮件有过几次专业探讨。王振国先生……是他一位朋友介绍，当时他因为家族企业内部的一些矛盾感到压力很大，寻求心理疏导。我和他进行了大约六次咨询。”她叙述得清晰明了，时间、缘由、内容都很具体，“作为一名心理咨询师，我的工作就是与人打交道。这座城市不大，心理学相关的圈子更小。与我弟弟事件相关的人，恰好因为各种原因成为我的来访者或咨询对象，从概率上看，虽然有些巧，但也并非完全不可能。而且，”她看向吕凯，目光坦然中带着一丝探究，“吕警官应该调查过我们的接触内容，都是正常的心理咨询或专业交流，有记录可查。我不明白，这为什么会成为疑点？”
“我们调查过部分记录。”吕凯承认，“内容确实看起来是标准的心理咨询流程。但是，”他话锋一转，目光变得锐利，“在这些接触中，你是否会有意或无意地，提及你弟弟林浩的事情？或者，引导他们去回想、反思当年那件事？”
廖云沉默了片刻，似乎在认真思考这个问题。然后，她轻轻叹了口气，那叹息里带着一丝掩饰不住的悲伤和疲惫。“吕警官，我是一个心理咨询师，但我首先是一个人，一个失去了弟弟的姐姐。我弟弟的死，是我生命中最沉重的创伤。即使过去七年，它依然时时刻刻影响着我。当我和与那件事有关的人接触时，尤其是当他们因为自己的心理困境找到我时……我承认，我很难完全将个人情感剥离出去。有时候，在咨询过程中，当话题涉及到校园环境、师生关系、媒体报道伦理，或者个人的道德压力时，我可能会……触景生情，或多或少流露出一些情绪，或者提出一些问题，引发他们的思考。但这绝非刻意引导，更谈不上操控。这更像是一种……职业性的反移情，任何有经验的心理咨询师都明白，这很难完全避免。我也在接受督导，努力处理这部分个人议题。”她将“刻意引导”巧妙地归因于难以避免的“职业反移情”，既承认了事实，又消解了其恶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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