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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八二年一月，兰芳市，国家规划委员会。

    陈启面前摊着三份报告。第一份是周文泰刚刚提交的《全球电子产业发展趋势分析》，密密麻麻的数据显示：1981年，全球半导体市场突破一百五十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超过百分之二十。日本企业正在疯狂扩张，美国企业开始将封装测试环节向东亚转移。

    第二份是林文正的《出口加工区二期规划》，计划引进一百家电子企业，但面临一个致命瓶颈——没有技术人才。

    第三份最短，只有一页纸，是陈启自己写的：

    “半导体封装：1982年切入最佳时机。成本低、门槛低、需求大。三年内培养本土工程师，五年内掌握核心技术，十年内形成完整产业链。”

    林文正看着他写的那行字，忍不住问：

    “总理事，您怎么知道半导体封装是下一个风口？”

    陈启没有解释。他没法解释自己为什么知道——前世的历史书上写得清清楚楚：八十年代初，日美半导体战争爆发，日本企业崛起，美国企业开始将封装测试外包到东亚。台湾的日月光、硅品，韩国的三星，都是在这个时期起家的。

    “文正，”他指了指地图上那片出口加工区，“把最靠近港口的那块地留出来。五百亩。我要建一个半导体封装基地。”

    林文正倒吸一口气：“五百亩？那得投多少钱？”

    陈启沉默片刻：“先投两亿。不够再加。”

    林文正没有再问。他跟着陈启干了十二年，早就习惯了这种“先干再说”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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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月十五日，兰芳市，一家不起眼的酒店会议室。

    周文泰主持了一场秘密会议。参会者只有六个人，都是从兰芳“星火计划”人才库里筛选出来的——有在新加坡半导体厂干过的，有在日本电子公司留过学的，有在台湾读电机系的。

    会议只有一个议题：如何从日本和台湾挖人。

    “直接挖现成的专家。”一个叫陈志远的年轻人举手，“我表哥在台湾联电当工程师，他说最近公司内部斗争很厉害，一批老将被排挤，正想找下家。”

    周文泰眼睛一亮：“能联系上吗？”

    陈志远点头：“我可以试试。”

    另一个叫李美珍的女工程师接着说：“我在日本留学时的导师，今年退休。他在东芝干了三十年，精通半导体封装工艺。如果能请他来兰芳当顾问，可以带出一批学生。”

    周文泰在笔记本上飞快记录。

    会议结束时，他们列出了一份三十七人的“猎头名单”，分布在台湾、日本、香港、美国。

    “一个一个联系。”周文泰说，“待遇不是问题。问题是——他们愿不愿意来一个没听说过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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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月，第一份“猎头”邀请发出。

    收件人是台湾联电前技术副厂长林文德。信里只有短短几行字：

    “林先生：听闻您最近离职，深感惋惜。兰芳共和国正在筹建半导体封装基地，急需您这样的人才。如果您愿意来兰芳看看，我们将承担一切费用，并提供您无法拒绝的条件。期待您的回复。”

    林文德收到信时，正窝在台北的出租屋里，借酒消愁。五十三岁，技术过硬，却因为得罪了董事会，被扫地出门。投了十几份简历，全部石沉大海。

    他以为这辈子就这么完了。

    这封信，像一根救命稻草。

    他犹豫了三天。兰芳？那个南洋小国？听都没听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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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信里那句“您无法拒绝的条件”，让他动了心。

    最后，他拨通了信上留的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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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月，第一批专家抵达兰芳。

    林文德是第一个。飞机降落时，他从舷窗往下看，看到的是一片绿油油的雨林，和一条延伸到海边的跑道。

    “这就是兰芳？”他心里嘀咕。

    但当他走下飞机，看到站在舷梯旁的陈启时，愣住了。

    这个国家的主人，亲自来接他。

    陈启伸出手：“林先生，欢迎来兰芳。”

    林文德握住那只手，心里涌起一股莫名的暖意。

    后面几天，周文泰陪着他到处转：看出口加工区的厂房，看正在建的半导体基地，看工人宿舍、学校、医院。最后，他们来到一片空地前。

    “这就是给您留的地方。”周文泰指着那片空地说，“五百亩。您想要什么样的厂房，我们就建什么样的厂房。您需要什么样的设备，我们就买什么样的设备。您想招什么样的工人，我们就培训什么样的工人。”

    林文德站在那里，望着那片空地，久久没有说话。

    最后，他问了一句：

    “你们……为什么这么相信我？”

    周文泰笑了笑：“因为陈先生相信您。”

    林文德沉默片刻，说：

    “给我三个月。三个月内，我给你们一份完整的半导体封装厂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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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月至六月，更多专家陆续抵达。

    日本的退休工程师山田一郎，六十二岁，满头白发，在东芝干了三十五年。他带来的不仅是技术，还有一整套质量管理体系。

    “兰芳要想做好半导体，必须先学会‘精益生产’。”他在培训课上对第一批学员说，“什么是精益生产？就是每一道工序都做到极致，每一个次品都要追查原因，每一个工人都要有改进意识。”

    香港的电子厂老板刘福生，五十一岁，在香港做了二十年收音机、计算器组装。他带来的不是技术，是订单。

    “我在香港的客户，每年需要五百万个计算器。现在香港人工太贵，正想找地方转移。”他对林文德说，“你们的封装厂建起来，我第一个下订单。”

    台湾的封装工程师张明贤，三十七岁，是林文德在联电的老部下。听说老师来了兰芳，二话不说就跟了过来。

    “林厂长去哪，我就去哪。”他说，“跟着老师干，准没错。”

    到六月底，兰芳半导体团队的核心班底凑齐了：技术顾问山田一郎，厂长林文德，生产主管张明贤，质量主管李美珍，市场主管刘福生。

    林文德站在那片五百亩的空地上，对陈启说：

    “总理事，可以开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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