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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虎尾村提供土地五千亩，兰芳政府提供油棕苗、化肥、技术指导，收益五五分成。兰芳政府负责修建通往村子的公路、水井、诊所、小学。虎尾村有权随时终止协议，前提是补种同等面积的森林。”

    签字那天，西通加握着笔的手在抖。

    他这辈子没签过字。他的名字，是李振邦帮他写的。

    签完字，他对李振邦说：

    “你不一样。”

    李振邦问：“哪里不一样？”

    西通加想了想，说：

    “你们是第一个把我们当人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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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七七年一月，油棕种植全面启动。

    苏门答腊东海岸、加里曼丹南部，同时开垦。三十万公顷的原始森林被有计划地砍伐，取而代之的是整整齐齐的油棕林。每一片砍掉的林子旁边，都有一片新种的速生林。

    西通加的虎尾村，五千亩油棕同时种下。村民们第一次穿上统一的工装，第一次领到工资，第一次看着自己的孩子背着书包去上学。

    诊所建好那天，西通加亲自剪彩。他站在门口，对着围观的村民们说：

    “我活了五十多年，第一次有医生愿意来我们村。第一次有药可以治病。第一次有人告诉我们——你们也是人，你们也应该过好日子。”

    他的声音哽咽了：

    “谢谢兰芳。”

    人群里，有人开始鼓掌。掌声越来越响，最后汇成一片。

    那些祖祖辈辈生活在森林里的巴塔克人，第一次对着外人，鼓起了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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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月，第一批油棕结果。

    虽然只是零星几棵，但对于种了一辈子地的农民来说，那是希望的象征。

    李振邦蹲在一棵油棕树下，用手抚摸着那串沉甸甸的果实。棕红色的果子挤在一起，每一颗都有鸡蛋大小，散发着特有的香气。

    “三年。”他喃喃自语，“三年就能结果，三十年才衰退。一棵树，养三代人。”

    林文正站在旁边，问：“产量呢？”

    “一公顷年产五吨油。”李振邦站起身，“三十万公顷，一百五十万吨油。按现在市场价每吨八百美元算，就是十二亿美元。”

    林文正倒吸一口气。

    十二亿美元，相当于兰芳去年出口总额的两倍。

    “这只是开始。”陈启的声音从身后传来，“等我们的炼油厂建成，把毛油加工成精炼油、人造黄油、生物柴油，价值还能翻倍。”

    他走到油棕树下，摘下一颗果子，放在手心里端详：

    “这就是兰芳的未来。不是靠卖资源，是靠加工资源。不是当原料产地，是要当产业链的顶端。”

    林文正和李振邦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同样的东西——

    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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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除夕夜。

    陈启第三次登上中央银行的天台。

    山下，兰芳市已经彻底变了样。七年前那几间木屋早已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一座真正的城市——有高楼、有商场、有电影院、有公园。远处，炼油厂的塔罐在夜色中闪烁，像一片钢铁森林。更远处，油棕林连绵不绝，一直延伸到天际线。

    周文泰站在他身后，轻声汇报今年的成绩单：

    粮食总产量：一百五十万吨

    油棕种植面积：三十五万公顷

    棕榈油产量：两万吨

    化肥产量：二十五万吨

    农药产量：三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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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口总额：八亿七千万美元

    外汇储备：九十二亿美元

    陈启静静听着，没有插话。

    汇报完毕，周文泰犹豫了一下，问：

    “总理事，明年有什么计划？”

    陈启望着山下那片璀璨的灯火，沉默了很久。

    “明年，”他终于开口，“让每一个兰芳孩子，都能吃饱饭，都能上得起学，都能看得起病。”

    周文泰愣住了。

    他以为陈启会说：种更多的油棕，建更大的工厂，赚更多的钱。

    但陈启说的是：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吃饱饭，上得起学，看得起病。

    他低下头，眼眶发热。

    远处传来新年的钟声。山下的市民们开始欢呼，有人放起了烟花。五颜六色的火光在夜空中绽放，照亮了这座年轻的城市。

    陈启转过身，走下天台。

    苏颜在山脚等他，身边站着已经八岁的陈安和四岁的昭月。

    “爸爸，”陈安指着远处的油棕林，“那些树能长多高？”

    陈启蹲下身，平视儿子的眼睛：

    “能长到三层楼那么高。等它们长高了，兰芳就有钱了。有了钱，就能给你和妹妹买更多的牛奶、更多的书本、更多的玩具。”

    陈安想了想，问：“那油棕树会不会累？”

    陈启笑了：“不会。它们很坚强。三十年都不会累。”

    陈安点点头，拉着妹妹跑向家里的方向。

    苏颜望着丈夫：“你累吗？”

    陈启摇摇头：“不累。看着这一切，不累。”

    他牵起妻子的手，慢慢走下山坡。

    身后，兰芳市的灯火依然璀璨。

    那是三百多万人，用七年时间，一砖一瓦建起来的。

    那是从沼泽里开出来的地，从森林里种出来的树，从工厂里生产出来的化肥，从心里长出来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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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七八年二月，兰芳市，国家规划委员会。

    陈启面前摊着一份刚刚收到的电文，来自京城。全文只有三行字：

    “关于与兰芳共和国开展经济技术合作的建议，我方原则同意。请贵方派代表团来京具体商谈。”

    落款是一个陈启无比熟悉的部门。

    他的手微微颤抖了一下。

    十三年了。自从1965年带着岳父一家离开京城，他已经十三年没有回去过。那个四合院，那条胡同，那棵老槐树——都还在吗？

    苏颜不知何时来到他身后，轻声问：“京城的？”

    陈启点点头。

    “你要回去？”

    陈启沉默片刻：“这次不行。让文泰去。”

    苏颜没有劝他。她知道丈夫为什么不回去——不是因为不想，是因为不能。兰芳还没到可以让他离开的时候。

    “爸知道这个消息，一定会很高兴。”苏颜说。

    陈启点点头。岳父苏老今年已经七十八岁了，身体还算硬朗，在兰芳大学当名誉校长，每天给学生们讲中国历史。他最惦记的，就是国内那些老朋友、老同事。

    “让爸给代表团写封信。”陈启说，“带过去，给老朋友们看看。让他们知道，华人在外面，也能活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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