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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晚上，两边的人第一次坐在一起，吃了一顿饭。

    饭是华人煮的，菜是达雅人打的野猪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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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十日，兰芳市奠基。

    选址在东加省三马林达以东三十公里的一片丘陵地带。这里地势开阔，背山面海，有一条可以通航的河流经过，未来可以建成深水港。

    陈启亲自为奠基碑揭幕。

    那是一块巨大的花岗岩，正面刻着四个大字：

    “兰芳之都”

    背面刻着一行小字：

    “1973年5月10日立。愿此城永为和平之地、自由之地、万家灯火之地。”

    奠基仪式很简单，没有官员剪彩，没有礼炮齐鸣。只有几千名工人和家属围在周围，看着那块石头被缓缓立起。

    人群中，有个抱着孩子的年轻母亲。她是两年前从雅加达逃难来的，丈夫死在海上，她一个人带着孩子活了下来。

    孩子问：“妈妈，那个石头是干什么的？”

    母亲说：“那是我们新家的碑。”

    孩子又问：“新家叫什么？”

    母亲想了想，说：“叫兰芳。”

    孩子点点头，嘴里念叨着这个名字，慢慢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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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至八月，轰轰烈烈的建设运动。

    六省、二十七个行政公署、一百多个县，每个地方都要建政府办公楼、学校、诊所、市场。建筑材料紧缺，就从老房子里拆；技术人员不够，就边干边学；资金不足，就全民动员捐款。

    东海岸省的华人商会捐了三十万盾，用来修棉兰到日里的公路。亚齐省的亚齐族长老们捐了二十头牛，杀了分给修路的工人。北加省的达雅族村民砍了自家林子里的木材，用独木舟顺着河流运到工地。

    林文正的机械厂日夜不停，生产锄头、铁锹、手推车、打桩机。李振邦的农业站紧急培育速生林木，用来做脚手架和模板。黄明慧的医疗队分成十几个小组，轮流到各个工地巡诊，防止疟疾和痢疾暴发。

    最忙的是苏承业的教育部。新设的一百多个县，每个县至少需要一所小学，每所小学需要至少两名教师。他从三十万移民里翻来覆去找人，最后凑出三百七十名有教学经验的——还是不够，只能一人教两三个学校，轮流跑。

    有个刚从雅加达逃出来的年轻女教师，分到西加省一个偏远的达雅人村庄。村里人第一次见到女老师，围着看稀奇。她教的第一课，是“人、手、足、口、耳、目”。

    达雅孩子们跟着念，发音怪里怪气，但认真极了。

    下课后，村长对她说：“老师，我们祖祖辈辈没读过书。你是第一个教我们孩子读书的人。”

    女教师眼圈红了。

    她想起自己在雅加达的学校，被印尼军人一把火烧成灰烬。想起自己逃难时，藏在渔船底舱里，听着头顶上印尼海军巡逻艇的螺旋桨声，以为自己要死了。

    现在她站在这里，教达雅孩子念“人手足口耳目”。

    活着，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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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第一次省际联席会议。

    六省省长、二十七个行政公署长官、一百多个县的县长代表，齐聚兰芳市临时搭建的会议大厅。

    这是兰芳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全国性会议。参会者五花八门：有穿西装的前新加坡商人，有穿长袍的达雅族酋长，有穿军装的防卫军军官，有穿旗袍的华校女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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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启坐在主席台上，看着台下黑压压的人群。

    这些人，三年前还在四处逃难，有的躲在渔船底舱，有的藏在雨林深处，有的被关在印尼人的集中营里。现在他们坐在这里，讨论怎么建设自己的国家。

    周文泰递上第一项议程：财政预算。

    各省报上来的数字加在一起，支出是一千二百万美元，收入只有七百万——缺口五百万。

    会场炸了。

    “钱从哪里来？”

    “税收不能加，老百姓刚喘过气。”

    “要不中央多拨点？”

    “中央也没钱！”

    吵了半个小时，一个穿老旧西装的中年人站起来。

    他叫陈嘉华，原新加坡华侨银行副行长，三年前因得罪李光耀政府被迫出走，现在是兰芳中央银行的筹备负责人。

    “各位，”他声音不大，但所有人都安静下来，“你们知道兰芳过去一年最大的出口是什么吗？”

    没人回答。

    “是橡胶、锡矿、大米、木薯干。加在一起，创汇一千三百万美元。减去进口的机器、药品、钢材，净结余四百万。”

    他顿了顿：“但这四百万，没有一分钱进了中央财政。全被各省截留了。”

    会场再次炸开。

    “那本来就是我们的！”

    “中央凭什么拿走？”

    “我们省自己赚的钱自己花，天经地义！”

    陈嘉华等他们吵完，才不紧不慢地说：

    “如果各省都自己赚自己花，那中央拿什么修公路？拿什么建学校？拿什么养军队？等印尼人再打过来，各省自己掏钱买飞机大炮吗？”

    沉默。

    陈启终于开口：

    “我有一个方案。各省上缴百分之三十的财政收入给中央，中央用这笔钱统一搞基础设施、国防、外交。剩下的百分之七十，各省自己支配。三年后重新调整比例。”

    又是一阵争吵。

    最后，在阿邦酋长的带头下，各省勉强同意了这个方案。

    阿邦酋长签字时嘟囔着：“百分之三十就百分之三十，总比被雅加达抢走百分之百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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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第一所省立大学在兰芳市奠基。

    校名定为“兰芳大学”，首任校长是苏承业——尽管他推辞再三，说自己“只会教小学”。但陈启说，大学校长不一定要懂大学，只要懂教育就行。

    苏承业只好硬着头皮上任。

    他做的第一件事，是从三十万移民里搜罗有大学经历的人。最后找到三十七人：有教物理的、教化学的、教数学的、教历史的、教文学的。专业五花八门，但有一个共同点——都是被排挤、被迫害、被驱逐的华人学者。

    苏承业对他们说：“各位，你们前半辈子被人赶来赶去。现在，没人赶你们了。这里有一块空地，你们要什么专业，就建什么专业；要什么设备，就买什么设备；要什么学生，就招什么学生。从零开始，自己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