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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344章 规划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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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百页,八大章节,四十七个具体项目。

    每一页的角落里,都手绘着一朵小小的兰花。

    苏颜端着一杯热茶推门进来,看到丈夫正对着满桌图纸凝神。

    “又在规划未来?”她把茶杯放在桌角。

    陈启抬起头,接过茶,没有喝,只是捧着取暖:

    “不是规划未来。是给未来打地基。”

    苏颜走到窗前,望向外面的基地。

    天边泛起鱼肚白,1970年的第一缕阳光正穿透雨林,将机械厂崭新厂房镀成金色。

    “安儿昨晚说,他长大要当工程师,给兰芳造大飞机。”她轻声说。

    陈启嘴角浮起笑意:

    “昭月呢?”

    “昭月说她要当老师,教更多小朋友识字。”苏颜转过身,眼里有光,“她还说,兰芳要有自己的学校、自己的医院、自己的图书馆……她说这些的时候,就像在说‘明天要去海边捡贝壳’一样自然。”

    陈启没有接话。

    他只是望向窗外那片正被晨光照亮的土地,望向那间已经开始预热机床的车间,望向那些踩着晨露走进厂门的年轻工人。

    1969年过去了。

    那一年,兰芳有了核威慑、有了大国默许、有了重武器、有了自主研发的第一支步枪。

    那一年,五万人在风雨飘摇中活了下来,并且开始学习如何更好地活下去。

    那一年,陈启用尽了手中几乎所有底牌。

    但他还有最后一张,也是最珍贵的一张:

    兰芳人自己。

    他们不再只是等待被保护的难民。

    他们是工人、技师、教师、医生、士兵。

    他们是开荒者、建设者、创造者。

    他们是1969年雨夜中点燃的第一簇星火。

    而1970年的晨光,正为这片土地升起。

    陈启终于端起那杯凉了些的茶,浅浅抿了一口。

    茶是苦的。

    但窗外阳光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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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启从机械厂回来时,天已经擦黑。他习惯性地绕道经过临时搭棚的“识字班”,那是苏颜和几位随军家属自发组织的——白天是妇女们学习认字,傍晚放学后的孩子们也聚在这里,就着两盏汽灯写作业。

    棚子里传出朗朗读书声,是孩子们在齐声背诵: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陈启放慢脚步,站在棚外阴影处。

    透过帆布缝隙,他看到苏颜正站在那块用墨汁刷黑的三合板前,用粉笔一笔一划写下“楼”字的繁体。二十几个孩子挤在长条凳上,膝头垫着木板当课桌,手里捏着从各处搜罗来的纸片——有些是旧报纸边角,有些是水泥袋内衬,甚至还有几片洗净晾干的芭蕉叶,上面用木炭歪歪扭扭描着字。

    坐在第一排的女孩大约七八岁,扎着两条细小的辫子,正低头专注地描红。她手里的笔是用鸡毛管削尖塞进木棍制成的土制钢笔,蘸的是锅底灰调桐油熬成的土墨水。每写一笔都要小心翼翼,生怕浪费这来之不易的墨汁。

    陈启认得她——阿英,父亲是去年在边境冲突中牺牲的防卫军战士,母亲在基地食堂帮工。她的描红本是一沓缝在一起的牛皮纸袋,封面用稚嫩笔迹写着:“林美英7岁一年级”。

    苏颜的声音从棚内传来:

    “同学们,‘楼’字写的时候要注意,左边是‘木’,右边是‘娄’。木代表木材建的房屋,娄是声旁,也表示层叠的意思。我们兰芳现在住的木屋,就是最简单的‘楼’。将来你们长大了,要给兰芳建真正的楼——有学堂楼、医院楼、图书馆楼,比这首诗里看到的楼还要高。”

    孩子们的眼睛亮晶晶的,那光芒比两盏汽灯更明亮。

    陈启没有进棚,转身离开了。

    他走得很慢,每一步都踏在雨后初晴的泥地上,留下深深的脚印。

    ---

    当晚,“根”基地核心会议。

    与会者只有四人:陈启、周文泰、苏颜、还有一位头发花白、戴深度近视眼镜的老人——陈启刚从新加坡秘密接来的新成员。

    老人叫苏承业,六十七岁,原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国语教师。1965年排华浪潮中,他因“传播左翼思想”被吊销教师资格,此后四年靠给华商子弟做私塾先生勉强度日。三个月前,李光甫通过地下渠道接触他时,老人只说了一句话:

    “我还有多少年可活?让我把肚子里这点东西,带到一个能传下去的地方。”

    此刻,苏承业坐在会议桌旁,布满老年斑的手轻轻抚摸着陈启递给他的那份草案——《兰芳共和国华文教育体系建设纲要》。

    他看得很慢,每一页都要反复读两遍。读到第三页“课程设置”时,他的眼眶湿润了。

    “总理事,”老人的声音微微发颤,“国语、历史、地理、算术、自然、公民……这是完整的六年制完全小学课程。您是从哪里知道这些的?”

    陈启沉默片刻。

    他知道,自己无法解释这份草案的真正来源——那是他在空间里利用百倍时间流速,反复研究了二十世纪各国基础教育体系,从新加坡的华校到台湾的国民教育,从大陆的五年制小学到香港的英文书院,最终结合兰芳实际需求,一科一科、一册一册设计出来的。

    “苏老师,”陈启说,“兰芳的孩子们不能永远在芭蕉叶上写字。他们需要有课本、有教室、有受过专业训练的老师。更重要的是——”

    他顿了顿:“他们需要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来,为什么在这片土地上生活。”

    苏承业摘下眼镜,用衣角擦拭:

    “总理事,我在南洋教了四十三年华文。我教过三代人:第一代孩子还认得汉字,会说家乡话,记得祠堂在哪里;第二代孩子汉字认得一半,日常只说闽南语或客家话,祠堂只剩下模糊印象;第三代孩子……”

    他的声音哽咽了:“第三代孩子,很多连自己的中文名字都不会写了。他们叫Tony、叫Mary、叫John,读英校、说英语、想的是如何考进剑桥和牛津。华文?那是祖父祖母在神台前念经用的古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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