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刚蒙蒙亮，队伍就从山谷出发了。
二十里山路，听起来不远，但走起来却要费不少功夫。太行山的山路崎岖难行，有些地方根本没有路，只能在石头上攀爬。伤员们被战士们轮流搀扶着走，走得就更慢了。
赵根生的肩膀上还缠着纱布，但已经不影响行动了。他走在队伍中间，肩上背着枪，眼睛警惕地扫视着四周。虽然已经进入了太行山深处，但谁也不敢保证绝对安全——鬼子也会进山扫荡，伪军也会化装成老百姓侦察。
走了大约两个时辰，前面出现了一条小溪。溪水很清，能看见水底的鹅卵石。
“休息十分钟。”周安邦下令。
战士们纷纷蹲下，用手捧水喝。溪水很凉，喝下去能解暑。赵根生也喝了几口，然后坐在一块石头上，检查自己的步枪。
枪膛很干净，枪机运作正常。但他还是拿出通条，仔细地清理了一遍。战场上，枪就是命，一点马虎不得。
“根生，你说八路军会收留咱们吗？”旁边一个战士问。
“会。”赵根生说。
“为啥这么肯定？”
“因为都是打鬼子的。”赵根生说，“只要打鬼子，就是自己人。”
那战士点点头，不说话了。
休息完，继续前进。又走了一个时辰，翻过一座山头，终于看见了刘家洼。
那是一个坐落在山坳里的小村庄，大约有百十户人家。房子大多是土坯墙、茅草顶，稀稀拉拉地分布在山坡上。从山上往下看，能看见村子里有人在走动，还有炊烟袅袅升起。
“到了。”周安邦松了口气。
队伍下了山，向村子走去。快到村口时，几个穿着灰布军装的人迎了上来。领头的三十多岁，浓眉大眼，腰里别着驳壳枪。
“是川军的同志吧？”那人开口，说的是带着山西口音的普通话，“我是八路军太行军区第三支队二营营长，李长顺。”
“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二集团军一六六师三营营长，周安邦。”周安邦敬了个礼。
两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
“辛苦了，同志们。”李长顺说，“我们已经等你们好几天了。快进村休息，饭已经准备好了。”
村子里的百姓都出来了，男女老少都有，站在路边看着这支疲惫的队伍。他们的眼神里有好奇，有同情，也有敬佩。
战士们被安排到几间空房子里休息。房子虽然简陋，但至少能遮风挡雨。地上铺了干草，睡上去软软的。
“先吃饭。”李长顺说，“吃完再说。”
饭很简单——玉米面窝窝头，小米粥，还有一碗咸菜。但对饿了一天的战士们来说，这已经是难得的美味了。
赵根生蹲在墙角，大口吃着窝窝头。窝窝头很硬，但他顾不上，只是不停地往嘴里送。旁边的张黑娃更是狼吞虎咽，一个窝窝头三口就吃完了。
“慢点吃，别噎着。”王秀才递给他一碗水。
张黑娃接过水，咕咚咕咚喝下去，这才缓过气来。
“秀才，你说，咱们以后就在这儿了？”他问。
“不知道。”王秀才说，“得看营长怎么安排。”
吃完饭，周安邦、陈振武和李长顺在营部开会。营部是一间普通的农家屋，墙上挂着一张手绘的地图，桌上放着一盏油灯。
“现在情况怎么样？”周安邦问。
李长顺叹了口气：“不太好。鬼子最近对太行山区的扫荡很频繁，我们的根据地缩小了不少。你们来的路上，应该也看到了，很多村子都被烧了。”
“看到了。”周安邦说，“我们这一路，牺牲了不少同志。”
“打仗嘛，总是要死人的。”李长顺说，“但重要的是，我们要让他们的牺牲有价值。你们来了，我们的人手就多了，可以打更大的仗。”
“我们愿意配合。”周安邦说，“但我们的伤员很多，需要休整。”
“这个没问题。”李长顺说，“我们这里有卫生所，药品虽然不多，但还能用。伤员可以在这里养伤，等伤好了再归队。”
“谢谢。”
“不用谢。”李长顺说，“都是打鬼子的，分什么彼此。”
三人又商量了一些细节，然后各自休息。
赵根生躺在干草上，却睡不着。屋子里的战士们大多已经睡着了，鼾声此起彼伏。他睁着眼睛，看着屋顶的茅草。
这一路走来，牺牲了太多人。从出川时的五百五十人，到现在只剩下不到两百人。一半多的人都倒在了路上，永远也回不去了。
他想起了那些牺牲的战友——李二狗，那个有点胆小但人很好的新兵；那些趟雷的战士，他们连名字都不知道；还有那些重伤不治的伤员，临死前还在念叨着家乡的娘。
“根生，还没睡？”旁边传来王秀才的声音。
“嗯。”
“我也睡不着。”王秀才翻了个身，“在想事。”
“想啥子？”
“想那些牺牲的兄弟。”王秀才说，“我在想，要是能活着打完仗，我一定要把他们的故事写下来，让后人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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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会写吗？”
“会。”王秀才说，“虽然我学问不高，但写点东西还是可以的。我要写一本书，就叫《川军抗战记》，把咱们的故事都写进去。”
赵根生沉默了一会儿，说：“好事。”
两人都不说话了。夜深了，村子里很安静，只有远处的狗叫声偶尔传来。
第二天一早，赵根生被分配去卫生所帮忙。卫生所在村子的另一头，是几间土坯房改的。里面很简陋，只有几张木板床，一些简单的医疗器械。
杨桂枝不在，卫生所里只有一个八路军的女卫生员，姓刘，大家都叫她刘姐。刘姐看起来二十多岁，个子不高，但手脚很麻利。
“你就是赵根生？”刘姐问。
“嗯。”
“你的伤我看看。”刘姐说。
赵根生解开肩膀上的纱布。伤口已经结痂了，但还有些红肿。
“还好，没感染。”刘姐说，“但还得换药。你坐下，我给你换。”
刘姐的动作很轻，但赵根生还是疼得直抽冷气。
“忍着点。”刘姐说，“你这伤，得好好养，不然会落下病根。”
“没时间养。”
“再没时间也得养。”刘姐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没了身体，怎么打鬼子？”
赵根生不说话了。他知道刘姐说得对。
换完药，刘姐让他帮忙照顾其他伤员。伤员很多，有川军的，也有八路军的。有的伤得很重，已经奄奄一息。
赵根生蹲在一个重伤员旁边，给他喂水。那个伤员是八路军，左腿被炸断了，虽然做了截肢手术，但还是高烧不退。
“同志，我……我不行了。”伤员艰难地说。
“别胡说，你会好的。”
“我知道……我知道我不行了。”伤员笑了笑，“同志，你能……能帮我个忙吗？”
“什么忙？”
“我……我家里还有媳妇，在山西。等我死了，你能……能给我媳妇捎个信吗？就说……就说我对不起她，让她改嫁吧。”
赵根生的眼睛红了。他点点头：“好，我答应你。”
“谢谢……”伤员闭上了眼睛，再也没睁开。
赵根生默默地给他盖上白布，然后走到下一个伤员旁边。
这一天，卫生所里死了三个伤员。都是重伤不治，流血过多死的。
赵根生把他们抬出去，埋在后山的坟地里。坟地里已经有很多坟了，都是牺牲的战士。没有墓碑，只有一个个土堆。
“兄弟们，安息吧。”他低声说，“等打完仗，一定给你们立碑。”
回到卫生所，刘姐正在给一个伤员换药。那个伤员疼得直叫，刘姐一边换药一边安慰他。
“忍着点，马上就好。”
“刘姐，你干这行多久了？”赵根生问。
“三年了。”刘姐说，“从鬼子进山西就开始干。一开始也怕，后来就不怕了。怕也没用，该干的还得干。”
“你家里人呢？”
“都没了。”刘姐平静地说，“爹娘被鬼子杀了，哥哥参加了八路军，也牺牲了。就剩下我一个人。”
赵根生不知道该说什么。这样的故事，他听过太多了。这场战争，让多少人家破人亡。
“你呢？”刘姐问，“你家里还有人吗？”
“有娘，在四川。”
“那你要好好活着。”刘姐说，“为了你娘，也得好好活着。”
“嗯。”
下午，周安邦来看伤员。他一个个地看，一个个地问。看到那些重伤员，他的脸色很凝重。
“营长，咱们的药品不够了。”刘姐说，“特别是消炎药，快用完了。”
“我想办法。”周安邦说。
“还有粮食也不多了。”刘姐说，“伤员需要营养，但咱们连小米粥都快供不上了。”
周安邦沉默了。这些问题，他都知道，但没办法解决。这里是山区，物资匮乏，鬼子又封锁了交通，外面的物资进不来。
“先坚持坚持。”他说，“等打完下一仗，就有物资了。”
“下一仗？”刘姐问，“要打仗了？”
“嗯。”周安邦说，“李营长说，鬼子最近要在附近修一个据点，我们必须把它拔掉。不然，等据点修好了，我们就更被动了。”
“什么时候打？”
“三天后。”
消息很快传开了。战士们都很兴奋——终于可以打仗了，终于可以为牺牲的战友报仇了。
赵根生也很兴奋，但他的伤还没好，不能参加战斗。周安邦让他留在卫生所，继续照顾伤员。
“营长，我的伤没事了。”赵根生说。
“不行。”周安邦说，“你的枪法好，我知道。但这次战斗很重要，你不能带伤上阵。等伤好了，有的是仗打。”
赵根生没办法，只能服从命令。
接下来的三天，队伍开始备战。战士们检查武器，擦拭枪械，准备弹药。李长顺派人去侦察据点的情况，画回了详细的地图。
据点在离刘家洼三十里的地方，叫黄崖口。那里地势险要，易守难攻。鬼子在那里修了三个碉堡，还有铁丝网和壕沟。驻守的鬼子有一个中队，加上伪军，大约两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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