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白鹭洲书院出来之后，陈远文吩咐陈明远先回客栈通知胡管事，他有事需要在吉安府再停留一天，让他们安排好随行人员的食宿。

    随后，他只带着陈烈坐上林主事的船一同返回到吉安府林家。

    一到林府，便看到林府众人早已等候多时。林主事的儿子大约二十出头，已经娶妻生子，可惜还只是一名秀才，双方见礼后，还没有聊几句，林主事已经有些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之情，匆匆忙忙地领着陈远文去他的书房。

    进入书房后，只见林主事二话不说，径直走到书架前，费力地扛起一大摞厚厚的案卷放在桌上。这些案卷堆积如山，看上去颇为壮观。

    接着，他又小心翼翼地将它们一本本地整理好，整齐地摆放在陈远文面前，眼中满是期待之色。

    面对如此多的案卷，陈远文不禁感到一阵压力，但同时也涌起一股强烈的好奇之心。他深吸一口气，凝神静气，坐下来开始仔细翻阅起来。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陈远文沉浸在这浩如烟海的律法和判例世界里，如饥似渴地汲取着其中的知识养分。

    渐渐地，他对于大明的律法体系以及各种实际案例有了更为深入、全面的认识。

    看到陈远文已经翻阅完所有的卷宗，林主事又拿出手头的一份崭新的案卷递给他道：“你再看看这一份案卷，该怎么判？”

    陈远文看了一下案件描述，原来是发生在吉安府乡下的一个村子里，有一个十二岁的名叫林二狗的男孩，在与比他大三岁的族兄林大牛一同挑石子。林大牛欺负林二狗年幼，非要让他挑重的竹筐，林二狗不从，林大牛就用扁担砸他。林二狗忍无可忍，就用扁担还击，结果意外砸死了林大牛。

    陈远文看完，皱起眉头，他知道明朝继承了唐宋以来“矜老恤幼”的传统法律理念，对未成年人犯罪实行区别对待。

    《大明律》及《明会典》明确规定了刑事责任年龄的分级：

    ?七岁以下?：即使犯死罪，也不加刑。

    ?七岁以上至十岁?：犯谋反、谋大逆、杀人等死罪，可“上请”皇帝裁决；犯盗、伤人等罪，可“收赎”（以财物抵罪）。

    ?十岁以上至十五岁?：犯流罪以下，可收赎；犯死罪，则依律判处，但可因情节特殊“上请”减免。

    明朝还发展出专门的少年监禁制度，《明会典》载：“令禁系囚徒，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散收、轻重不许混杂”，体现了对未成年人的特殊关押管理，与现代少年管教所理念相似。

    陈远文看了林主事一眼，这两位当事人都姓林，又发生在吉安府，该不会是林主事的族亲吧，这可不好开口呀！

    林主事干脆摆明，道：“这两位确实是本官的族亲，就因为手心手背都是肉，他们两家又闹到本官面前，一位要求杀人者以命抵命，另一位要求从轻发落，本官正头疼着该怎样处理才能合情合理又合法。”

    陈远文心想，这种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例在古代律法条例不够详尽的时候，确实很难判决。

    体照他现代人的非法律系毕业的业余思维，林大牛是主动用扁担攻击林二狗，林二狗用扁担还击意外砸死林大牛，应属于正当防卫或防卫过当，再怎么看也是过失杀人，不能判死罪。

    但无论是正当防卫或防卫过当，在大明朝应该都没有这个说法，该怎么说好呢？

    陈远文陷入沉思，他想呀想，终于想起清朝的一个类似的案例。那就是清代确立的“十五岁以下杀人，情同丁乞三仔者可援例减刑”的丁乞三仔案。

    丁乞三仔案是?雍正十年（1732年）?发生的?一件着名的未成年犯罪案例。

    雍正十年，也就是公元1732年的一天，有一个十四岁的名叫丁乞三仔的男孩，正在与比他大四岁的族兄丁狗仔一同挑土。丁狗仔欺负丁乞三仔年幼，就让他挑重的土筐，还用石头砸他。丁乞三仔忍无可忍，就用石头还击，结果意外地砸死了丁狗仔。

    按照当时的《大清律例》，斗殴杀人的，只有十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才可以请求免死。因此，对丁乞三仔应当判处“绞监候”，相当于现在死缓的一个刑罚。

    但当时的雍正皇帝审查此案后，认为丁乞三仔年仅十四岁，而且是在被迫反击的情况下将人打死，属于“情有可原”，于是下旨：“着从宽免死，照例减等发落，仍追埋葬银二十两给付死者之家”，即让丁乞三仔赔偿了受害人家属20两银子的丧葬费。

    该案中，14岁的丁乞三仔因被18岁族兄欺压，奋起反抗时失手致其死亡。雍正皇帝认为其情有可原，突破了“十岁以上不自动宽宥”的律文，参照了对幼童的恤刑精神，最终免其死罪。

    此案后，刑部将此精神制度化，成为清代处理未成年人杀人案的重要先例。从此，10岁以上15岁以下，如果与丁乞三仔案情罪相符，也可以请求减免刑罚。

    虽然此案发生在清代，但其法律逻辑完全基于明代以来的“上请”制度。

    陈远文整理了一下思绪，把自己的观点陈述出来。那就是申请“上请”，免除林二狗的死罪，并让其向林大牛家属赔偿相应的丧葬银子，理由就是林二狗是在被林大牛用扁担攻击，生命受到威胁后才被迫反抗，意外砸死受害人的，情有可原，情节特殊，完全符合大明律例的“上请”减免制度。

    陈远文进一步陈述道：“矜老恤幼一直以来都是我国一项重要的法律原则。我国在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时“恤幼”的法律传统，体现了儒家的“仁爱”和“礼治”思想。

    正如本案所体现的，当加害人相比被害人年幼、弱小，以及存在加害人遭受被害人欺凌等情节时，从情理上，应该判定12岁的加害人，如同年龄10岁以下的孩童一样“幼弱”，应该对其因被欺凌而杀人，给予同样的减刑特权。

    这种情况不单单以“年龄”为依据，而是和实质上的“情由”相结合的宽宥标准，注重情理法的平衡，这样才能有效地避免司法的古板性。”

    林主事听完陈远文的陈述后，激动地站起来，道：“有理有据，实乃高见啊！”

    林主事满脸钦佩，“你这番见解，既合乎律法中的‘上请’制度，又兼顾了情理。我之前虽知要考虑各方面因素，却始终未能理出这般清晰的头绪。如今听你所言，此案便有了妥善的解决办法。”

    林主事来回踱步，兴奋不已，“待明日升堂，我便依照你所说的，让吉安府衙向朝廷申请‘上请’，免除林二狗的死罪，让他赔偿丧葬银子给林大牛家。如此一来，既能彰显律法威严，又能体现‘矜老恤幼’的仁政，想必两家也能信服。”

    说完，林主事拍了拍陈远文的肩膀，“此次多亏你，若不是你旁征博引，提出此等良策，这棘手的案子真不知要拖到何时。”

    而之后吉安府的这件林二狗的上请案，因为陈烈的情报，引起弘治帝的重视，刑部在综合考虑后，决定同意吉安府的上请要求，并援引为定例。

    这为明朝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提供了可以吸收借鉴的宝贵的司法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