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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州城的早集总是吵得人脑瓜疼。

    卖胡饼的老王扯着嗓子喊“出炉咯”，隔壁卖鱼的刘三就拿木盆敲得邦邦响，两边的伙计较着劲地比谁声大。街角的茶馆里，几个闲汉正围着一碟茴香豆吹牛，话题不知怎么就从“城南的驴配没配上种”拐到了“这天底下还有没有忠臣”。

    “忠臣？”一个瘦高个把茶碗往桌上一磕，“咱这世道，连皇帝老儿都被人撵得跟兔子似的，你还指望谁当忠臣？那些个节度使，有一个算一个，全是狼心狗肺的东西。占了地盘就称王，手里有兵就抢粮，谁还记得长安城里还坐着个天子？”

    他对面的胖汉子嘬了口茶，慢悠悠地放下碗：“话不能这么说。旁人我不好讲，襄州的赵大帅、荆州的赵二帅，这两兄弟你总不能骂人家狼心狗肺吧？”

    瘦高个一愣，嘴张了张，没接上话。

    胖汉子来了精神，把身子往前一探：“你们是不晓得，上个月朝廷派到襄州的使臣回来，跟我那在驿馆当差的表舅喝了顿酒，说了好些事。那赵大帅接待朝廷来使的排场，嘿，比亲爹来了还客气。”

    “怎么个客气法？”旁边几个人都凑了过来。

    “使臣到襄州城门的时候，赵大帅亲自出城三里迎接，穿的是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官袍。使臣一看就愣住了，说赵帅你也是一方节帅，怎么穿成这样？赵大帅说什么你们猜——他说，朝廷艰难，我每穿一件新衣裳都觉得心里有愧，这些旧的补补还能穿几年，省下来的钱粮给陛下送去，比穿什么都体面。”

    几个闲汉面面相觑。

    “这话当真？”瘦高个有些不信。

    “我表舅亲耳听使臣说的，能有假？使臣当时眼泪都快下来了。在长安，他见惯了那些节度使的使者趾高气扬，也见惯了自家朝廷的人低声下气，唯独到了襄州，被人当个人看了，反而不习惯了。”

    胖汉子说得兴起，又灌了口茶：“这还不算什么。最绝的是年底进贡的事。”

    “进贡？这年头还有人进贡？”一个年轻后生瞪大了眼。

    “要不怎么说赵家兄弟是独一份呢。”胖汉子掰着指头数起来，“江淮那边，多少年没往长安送过一个铜板了？蜀地那位王大帅，守着天府之国富得流油，进贡？人家恨不得从长安再往回搬点。还有淮南、浙西，哪个不是自己吃香喝辣，让朝廷喝西北风？”

    “可不是嘛。”瘦高个也叹了口气，“听说天子在长安，连过年赏赐百官的钱都凑不齐，还是皇后拿自己的首饰当了才应付过去的。”

    “所以啊！”胖汉子一拍桌子，“每年到了进贡的时候，满天下那么多藩镇，只有两拨人会按时出现在长安城外——一拨是襄州赵大帅的车队，一拨是荆州赵二帅的船队。两兄弟跟商量好了似的，一个走旱路一个走水路，年年不落，风雨无阻。车队进长安的时候，满城的百姓都跑出来看，跟看什么稀奇似的。”

    “可真稀奇。”年轻后生喃喃道。

    “还不是被那些不进的给比的？”胖汉子哼了一声，“你换成贞观年间试试，各地进贡的车队能从长安城排到洛阳去，谁稀罕看这个？可如今倒好，满天下就剩这两家还在坚持，反倒成了西洋景了。”

    旁边一直没说话的老者忽然开了口：“我听说去年荆州发大水，收成减了四成，赵二帅愣是把自己的私库掏空了补上贡赋，夫人都把首饰捐了出来。有人劝他，说今年实在困难，少送一些朝廷也能体谅。赵二帅说，越是困难，陛下那边越难。我们少送一成，朝廷的体面就少一分。朝廷的体面少一分，天下人心就散一分。”

    茶馆里安静了一瞬。

    老者摩挲着茶碗，声音不大，但每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人心散了，就再也聚不起来了。赵家兄弟保的不是一个皇帝，是这天下最后的规矩。”

    瘦高个愣了半晌，慢慢地喝了口茶，忽然觉得这碗粗茶有点苦。

    “可是啊，”年轻后生又冒出一句，“这天下都乱成这样了，他们还守着这些规矩，有什么用呢？也没见他们把朱温给守没了。”

    老者看了他一眼，那眼神像在看一个不懂事的孩子：“有用没用，和做不做，是两码事。”

    后生似懂非懂地挠了挠头。

    胖汉子忽然笑了：“你这娃，等长大了就明白了。来，喝茶喝茶，今日的茶钱算我的。”

    “哟，太阳打西边出来了？”瘦高个打趣道。

    “听了个好故事，心情好，不行吗？”

    茶馆里哄笑起来。胡饼的香气从街对面飘过来，和茶香搅在一起，集市依旧嘈杂，只是人们的话题已经从“驴配没配上种”变成了“赵家兄弟到底能撑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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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远在千里之外的荆州城里，故事的主角之一赵匡明，正对着一本账册皱眉头。

    “这笔钱不能动。”他把笔搁下，对面前的幕僚摆了摆手。

    幕僚姓钱，人如其姓，管账是一把好手，就是胆子小了点。他愁眉苦脸地说：“二帅，不是下官非要动这一笔，是实在周转不开了。城西修缮城墙的款子已经拖了三个月，工匠们天天堵着府衙要账，再不给，怕是……”

    “城墙的事我有数。”赵匡明头也不抬，“这些布帛是下个月要送到长安的，一匹都不能少。”

    “可是二帅……”

    “没有可是。”赵匡明终于抬起头来，他那张脸和他哥哥赵匡凝有七分相似，眉眼间却少了些威严，多了些疲惫，“钱先生，你跟我多少年了？”

    “十二年了。”

    “十二年。那你应该知道，这件事没得商量。城墙塌了可以再修，工匠的工钱拖了可以补，但朝廷的贡赋断了，人心就断了。你懂不懂？”

    钱幕僚张了张嘴，最终叹了口气：“下官明白，只是……”

    “只是不甘心。”赵匡明替他把话说完了，苦笑着靠回椅背，“我明白。这满天下都在抢地盘、争利益，就我们兄弟俩还在这儿傻乎乎地给朝廷送钱。旁人看我们，大概跟看两个傻子差不多。可是钱先生，你让我学那些人，我学不来。”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外面是荆州城的暮色，远处长江的水声隐隐传来。

    “我哥当初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咱爹一辈子没干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他每年该给朝廷的一粒米都不会少。这世道最缺的不是聪明人——聪明人太多了，缺的是认死理的傻子。”

    他转身看着钱幕僚，笑了：“我们兄弟俩，就当这两个傻子吧。”

    钱幕僚眼圈有点红，不再说什么，行了个礼退了出去。

    走到门口又被赵匡明叫住了：“对了，你上回说荆州今年的贡赋比往年多了三成，怎么回事？”

    “回二帅，是下辖几个县的县令主动加的。他们说，听闻天子的处境……心里不好受，宁可自己紧巴点，也想多尽一份心。”

    赵匡明愣了片刻，然后笑了起来，笑容里带着一种说不清是欣慰还是苦涩的东西：“你看，这天下还是有人跟我们一样的。”

    当天夜里，他给大哥赵匡凝写了封信。信中写道：“兄，今年贡赋已备齐，下月初发船。弟忽觉，能与我兄弟同道者，似比往年多了几个。”

    半个月后，赵匡凝在襄州收到信，读完之后一个人在书房里坐了很久。烛火跳了又跳，把他的影子投在墙上，显得格外瘦长。

    夫人端着参汤进来，见他神情异样，忙问怎么了。

    赵匡凝把信递给她，夫人看完，也沉默了。

    “你说，”赵匡凝的声音有些沙哑，“咱们这些年做的这些事，到底有没有意义？”

    夫人没有正面回答，只是把参汤放到他面前，轻声说了一句：“意义不意义的，妾身不懂。妾身只知道，满襄州的百姓提起你，没有不竖大拇指的，这就够了。”

    赵匡凝端起参汤，却没有喝。他看着碗里微微晃动的液面，忽然笑了：“是啊。保住这一方的百姓，对得起自己的良心，管他天下怎么变呢。”

    窗外，襄州的更声敲了三下，在夜风中传得很远。

    ——这是乱世里最寻常的一个夜晚，也是最不寻常的。

    司马光说：唐室衰微之际，天下藩镇如饿虎争食，各怀异志。赵氏兄弟独守臣节，岁贡不缺，实属另类。然观其行事，非愚忠也，乃守道也。世道崩坏之时，最易者随波逐流，最难者逆流而上。匡凝、匡明兄弟二人，以一己之力对抗整个时代的沉沦，虽未能挽狂澜于既倒，却为那个黑暗的年代保留了一盏灯。灯虽微茫，照见的却是人性中最高贵的部分。

    作者说：写赵家兄弟的时候，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他们到底图什么？在那个礼崩乐坏的年代，忠诚早已不是硬通货，甚至可能成为催命符。但这两兄弟就像是约好了一样，各自守着各自的城池，各自做着同样的事。我想，或许答案没有多么复杂。有些人的操守不是做给别人看的，也不是用来交换什么的筹码，而是长在骨子里的东西。就像一棵树，不管风往哪个方向吹，它的根是朝下的。赵家兄弟之所以珍贵，不是因为他们改变了历史的走向，而是因为他们证明了：即使在最糟糕的时代，人依然可以选择不成为糟糕的一部分。这种“选择不做”的勇气，某种意义上来讲，比“选择去做”更加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