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咸通十一年，长安城发生了一起重大医疗事故。

    事故的受害者是皇帝最宠爱的同昌公主，事故的肇事者是太医院全体同仁。公主得病，太医们会诊，用药，然后——公主死了。

    这事儿要搁在平常百姓家，也就是个医疗纠纷。但搁在皇帝家，就叫“弑君之罪”——虽然杀的是公主，但公主是皇帝的心肝宝贝，性质等同于挖了皇帝的心肝。

    消息传到宫里，皇帝李漯当场就懵了。

    “你说什么？公主怎么了？”

    太监跪在地上，脑袋快贴到地砖上：“启禀陛下，公主……薨了。”

    李漯愣了三秒钟，然后发出了震动整个大明宫的一声嚎啕。

    “朕的公主啊——”

    这声嚎啕的威力有多大呢？据说当时正在御花园遛弯的几只仙鹤，直接吓得从天上掉下来两只。

    哭完之后，李漯抹了一把眼泪，问出了那个让整个太医院血流成河的问题：“是谁把公主治死的？”

    太监小心翼翼地说：“回陛下，是韩宗绍等二十多位太医共同诊治的……”

    “二十多个人，治不好朕一个公主？”李漯的眼睛红了，“他们是不是故意的？是不是有人指使？查！给朕查！”

    太监心说：陛下，太医也是人，不是神仙，公主那病确实难治……

    但他没敢说。

    因为他看到皇帝的表情已经进入了“别跟我讲道理，我现在就想杀人”的状态。

    接下来的事情，史书用八个字概括：杀医二十余人，株连三百。

    二十多个太医，连同他们的家属、门生、邻居，一共三百多人，因为一场失败的诊疗，集体领了盒饭。

    杀完人，李漯心情稍微好了一点点，但也就那么一点点。他坐在龙椅上，依然觉得胸口堵得慌。

    这时候，宰相刘瞻站了出来。

    “陛下，”刘瞻拱手道，“臣有话要说。”

    李漯眼皮都没抬：“说。”

    “陛下，公主之死，太医们已尽力，罪不至死。如今株连三百余人，恐失人心……”

    李漯的眼皮抬起来了。

    “刘爱卿，你是说朕杀错了？”

    刘瞻硬着头皮：“臣不敢说陛下杀错，臣只是觉得……杀得有点多。”

    “有点多？”李漯冷笑一声，“朕的女儿没了，朕杀几个人怎么了？朕是皇帝！”

    刘瞻还想再说什么，旁边两个人交换了一个眼色。

    这两个人，一个是驸马韦保衡，一个是宰相路岩。韦保衡是公主的丈夫，路岩是韦保衡的朝堂盟友。公主一死，韦保衡等于失去了最大的靠山，正愁没人背锅呢，刘瞻自己送上门来了。

    “陛下，”韦保衡上前一步，满脸悲愤，“臣怀疑此事另有隐情！”

    李漯一愣：“什么隐情？”

    韦保衡咬牙切齿：“公主身体一向康健，怎会突然病重？臣怀疑——有人与太医合谋，毒杀公主！”

    路岩立刻接话：“陛下，刘瞻方才极力为太医开脱，态度可疑啊！”

    李漯看看韦保衡，又看看路岩，再看看刘瞻。

    刘瞻的脸都白了。

    “陛下，臣冤枉！臣只是……”

    “你只是什么？”李漯打断他，“朕的女儿死了，你不替朕难过，反而替太医说话。你说，你是不是收了他们的好处？”

    刘瞻张了张嘴，发现自己说什么都是错的。

    因为在皇帝眼里，现在的逻辑很简单：谁不让朕痛快，谁就是朕的敌人。

    三天后，刘瞻被贬出京，一路往南，越贬越远，最后到了驩州——就是今天的越南北部，当时属于蛮荒之地，据说当地特产是瘴气和毒蛇。

    刘瞻临走前，回头看了一眼长安的方向，叹了口气：“早知道就不劝了。”

    同一年，京兆尹温璋也站出来劝了。

    温璋这人，性格耿直，眼里揉不得沙子。他看到刘瞻被贬，觉得自己得说两句。

    “陛下，公主之死……”

    “你也来劝朕？”李漯直接打断，“刘瞻刚走，你又来了。你们是不是商量好的？”

    温璋愣了一下：“臣只是觉得……”

    “你觉得什么？你觉得朕昏庸？觉得朕滥杀无辜？”李漯站起来，指着门口，“滚！”

    温璋滚出了大殿，滚回了家。

    他坐在书房里，越想越憋屈。自己是京兆尹，首都最高行政长官，结果连说句话的权利都没有。

    他拿起笔，写了几行字：

    “生不逢时，死何足惜……”

    写完，他放下笔，端起桌上的药碗，一饮而尽。

    旁边伺候的仆人吓坏了：“大人！您喝的什么？”

    温璋笑了笑：“解脱的药。”

    仆人扑通跪下：“大人，您这是何苦……”

    温璋摆摆手：“你不懂。活着不能说话，不如死了痛快。”

    消息传到宫里，李漯正在吃葡萄。

    “温璋自尽了？”

    “是，陛下。”

    李漯吐出一颗葡萄籽，面无表情：“他倒是个烈性的。”

    旁边太监小心翼翼地问：“陛下，要不要追赠个谥号什么的？”

    李漯想了想：“不用。他不听朕的话，追赠什么？”

    太监低下头，没敢再说话。

    这一年，长安城死了很多人。

    太医们死了，他们的家属死了，刘瞻去了越南，温璋去了地府。只有皇帝还活着，还在吃葡萄，还在想他的女儿。

    他觉得全世界都欠他的。

    他从来没想过，那些被他杀掉的人，也有父母，也有儿女，也会因为失去亲人而悲痛。

    但他是皇帝。

    皇帝不需要想这些。

    司马光说

    同昌公主一案，《资治通鉴》记载甚详。懿宗因丧女之痛，杀医二十余人，株连三百余口，宰相刘瞻谏之则贬，京兆尹温璋谏之则死。人主之怒，竟至于此！或曰：公主若在，见此惨状，当作何想？可惜懿宗不问此理，但求泄愤。呜呼，天子一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非虚言也。

    作者说

    同昌公主案最荒诞的地方，不是皇帝杀了多少人，而是皇帝用杀人来证明自己爱女儿。

    仔细想想，这个逻辑特别有意思。公主死了，皇帝很伤心。伤心怎么办？杀人。杀得越多，越能证明他伤心；杀得越狠，越能证明他爱得深。到最后，三百多条人命，成了他祭奠女儿的花圈。

    这种“用别人的命来证明自己的情”的思维，在历史上并不罕见。很多权力者表达情感的方式，不是自己付出什么，而是让别人付出什么。他们哭一声，别人就得死一片。他们的悲伤越深，别人的灾难就越重。

    问题是，那些被他们用来证明情感的人，也有自己的情感。

    太医韩宗绍被杀之前，会不会也想起自己的女儿？温璋喝下毒药之前，会不会也想起自己的家人？三百多个被株连的亲属，又有多少人正在为某个亲人哭泣？

    可惜，在权力的世界里，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只有皇帝的感受。

    更可悲的是，这种荒诞不是个例。从商纣王到隋炀帝，从唐懿宗到明崇祯，历史上有太多人把“我难过”变成“你该死”。他们以为这样能证明自己的权威，其实只证明了一件事：权力最大的恶，就是让一个人觉得自己的情绪，比别人的生命更重要。

    公主若在天有灵，看到这一切，不知道会不会后悔生在帝王家。

    温璋临死前写的“生不逢时”，既是他的感慨，也是那个时代无数人的感慨。

    只可惜，能看懂这四个字的人，大多已经死了。

    本章金句：

    当悲伤变成屠刀，流出的就不再是泪，而是血。

    如果你是文中的主人公——那位被冤杀的太医韩宗绍，在被押赴刑场的那一刻，你会对皇帝说什么？是求饶，是辩解，还是像温璋一样，说一句“生不逢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