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二十四年，我二十二岁，已经在曹国公这个位置上坐了七年。

    七年能改变很多事。比如我长高了半尺，朝服终于合身了；比如我学会了在朝堂上眼观鼻、鼻观心，谁说话都点头，但谁也不得罪；再比如，我明白了爹说的“守家业”是什么意思——就是别折腾，别冒头，安安稳稳领那三千石岁禄。

    所以当东宫的请柬送来时，我第一反应是找理由推掉。

    “太子宴请年轻勋贵。”李诚捧着请柬，眉头皱得能夹死苍蝇，“少爷，这宴……不好吃。”

    我知道。太子朱标仁厚是出了名的，但东宫的水有多深，这些年我也看明白了——文官们围着太子转，武将们的子弟也在往里挤，都想在未来的皇帝面前留个好印象。

    “徐允恭去吗？”我问这个仅比我袭爵晚一年的魏国公。

    “去。魏国公府、开国公府、宋国公府……在京的年轻勋贵都请了。”

    那就是必须去了。我叹口气：“备礼吧。别太贵，也别太寒酸。”

    李诚应声去了。我坐在书房里，看着窗外那株老梅树——爹在世时种的，今年花开得晚，枝头才冒出几个花骨朵。

    七年了。我从一个需要垫绣墩才能坐上书案椅子的孩子，长成了别人口中“沉稳老成”的曹国公。只有我自己知道，这“老成”底下，藏着多少战战兢兢。

    赴宴那日，我穿了身靛青色的常服，玉带，乌纱帽。临出门前照了照镜子，里面的人眉眼间有爹的影子，但眼神更沉——沉得像一潭深水，自己都看不清底。

    东宫在紫禁城东侧，规制比燕王府高，但装饰更雅致。回廊下挂着竹帘，风吹过时簌簌响，像有人在低语。

    我到得不早不晚。进花厅时，里面已经坐了七八个人。徐允恭看见我，起身拱手：“景隆来了。”

    “允恭兄。”我还礼。他今年该有三十出头了，越发像徐达，不说话时自有一股威严。

    其他几位我也认得：常升——常遇春次子，我表舅；邓镇——邓愈之子；还有冯诚、傅忠……都是功臣之后，年纪相仿。大家相互见礼，寒暄，笑容都恰到好处，像戴着一模一样的面具。

    然后太子朱标进来了。

    --

    朱标那年三十七岁，但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苍老。他穿着杏黄色的常服，走路时脚步有些虚浮，脸上带着温和的笑。

    所有人起身行礼。朱标摆摆手：“都坐，今日是家宴，不必拘礼。”

    话是这么说，谁敢真不拘礼？我坐在徐允恭下首，腰背挺得笔直。

    宴席开始了。菜式精致，但不算奢华——四冷盘、八热菜、两道汤，符合太子一贯的节俭名声。酒是江南的米酒，温过，甜丝丝的。

    朱标先举杯：“今日请诸位来，一是许久未见，叙叙旧；二是诸位都是国之栋梁，将来还要多亲近。”

    我们都举杯，说些“殿下厚爱”“臣等惶恐”的套话。

    喝了几巡，气氛稍松。朱标的目光落在我身上：“景隆袭爵有七年了吧？”

    我放下酒杯：“回殿下，七年了。”

    “时间真快。”朱标感慨，“记得文忠公刚走时，你才这么高——”他比划了一个高度，“现在已经是沉稳持重的曹国公了。行事老成，不似弱冠。”

    这话听着是夸奖，但我心里一紧。二十二岁被说“老成”，不是什么好事——要么是夸我早熟，要么是暗示我心思太重。

    “殿下过誉。”我低头，“臣愚钝，唯谨守本分而已。”

    “本分就好。”朱标笑了，那笑容很温和，但眼底有疲惫，“如今朝中，最缺的就是守本分的人。”

    这话说得轻，但我听出了弦外之音。洪武朝这些年，不守本分的人，下场都摆在那儿。

    正说着，屏风后传来脚步声。一个少年转出来，穿着杏黄色的常服，眉眼清秀，带着书卷气。

    “允炆来了。”朱标招手，“来，见过诸位叔伯。”

    朱允炆，太子次子，今年十四岁。他规规矩矩地行礼，声音清亮：“允炆见过各位叔伯。”

    所有人都起身还礼。我偷眼看他——很瘦，眼睛很大，看人时很认真，像个求知若渴的学生。

    他落座后，宴席继续。但气氛变了——有皇孙在，大家说话更谨慎了。

    --

    酒过三巡，朱允炆忽然看向我：“曹国公。”

    我放下筷子：“皇孙殿下。”

    “听说您十岁时，就在魏国公府与允恭伯父沙盘演兵，还赢了？”他眼睛亮晶晶的，满是好奇。

    满桌的目光都落在我身上。徐允恭咳嗽了一声，低头喝酒。

    “那是侥幸。”我谨慎地说，“允恭兄让着臣，且用的是简易沙盘，做不得数。”

    “但十岁就能通兵法，总是真的吧？”朱允炆追问，“我读《孙子》，有些地方总是不懂。曹国公可否指点一二？”

    我手心冒汗。当着太子的面，给皇孙讲兵法？这分寸太难拿捏。

    朱标却笑了：“允炆好学是好事。景隆，你但说无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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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定了定神，选了个最安全的问题：“不知皇孙何处不解？”

    “《谋攻篇》说‘上兵伐谋，其次伐交’。”朱允炆背得流利，“可若谋不能伐，交不能伐，又当如何？”

    这问题问得很深。十四岁的孩子能想到这一层，确实聪颖。

    我想了想，决定把功劳推出去：“皇孙此问，臣年少时也曾困惑。后来蒙燕王殿下点拨，才略懂一二。”

    话一出口，我就知道说错了。

    满桌瞬间安静。徐允恭的酒杯停在半空。朱标脸上的笑容淡了些，但很快又恢复如常。

    “四弟确实善教。”朱标缓缓说，语气听不出情绪，“他在北边这些年，带兵、理政，都有建树。”

    我赶紧低头：“燕王殿下天纵英才，臣只是有幸得聆教诲。”

    朱允炆却来了兴趣：“燕王叔父？父皇常说燕王叔父善战，曹国公能多说说吗？”

    这下我真坐蜡了。说多了，有攀附藩王之嫌；说少了，又显得敷衍。

    “燕王殿下……”我搜肠刮肚找最中性的词，“重实务。教臣兵法时，总说‘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躬行……”朱允炆若有所思，“所以燕王叔父才常年在北边巡守？”

    “是。”我硬着头皮说，“殿下常说，为将者不知边塞疾苦，不知士卒冷暖，便是读再多兵书也是空谈。”

    这话其实是朱棣的原话。有一次在居庸关，他指着守关的老卒对我说：“你看他手上的冻疮，比兵书上万句话都有用。”

    朱标听着，手指无意识地敲着桌面。良久，他叹了一声：“四弟……用心良苦。”

    宴席的后半段，气氛微妙。大家都小心地避开“燕王”这个话题，转而说些风花雪月。朱允炆偶尔还看我，眼神里有未尽的好奇，但没再问。

    --

    宴散时，已是月上中天。众人告退，朱标却单独留下我：“景隆，随我来。”

    我心里打鼓，跟着他穿过回廊，来到一间小书房。书房很朴素，满架书，桌上摊着未批完的奏章，砚台里的墨还没干。

    “坐。”朱标自己先在书案后坐下，指了指对面的椅子。

    我坐了，不敢靠背。

    “今日允炆问的那些话，你别放在心上。”朱标开门见山，“孩子好奇心重，没别的意思。”

    “臣明白。”我说。

    朱标看着我，眼神很温和，但深处有忧虑：“景隆，你二十二岁，已经袭爵七年。这七年，你做得很好——不结党，不营私，谨守本分。朝中像你这样的年轻勋贵，不多。”

    “殿下谬赞。”

    “不是谬赞。”朱标摇头，“我身体不好，自己清楚。将来……允炆还小。”

    他没说完，但意思已经明了。我后背发凉，不敢接话。

    “允炆聪颖，仁厚，但缺历练。”朱标缓缓说，“他身边需要人辅佐。文官有方孝孺、黄子澄他们，武将这边……需要像你这样的青年才俊。”

    我站起来，深深一揖：“殿下厚爱，臣惶恐。只是臣年少德薄，恐难当大任。”

    “你能。”朱标的声音很轻，但很坚定，“我看人不会错。你骨子里有文忠公的忠直，又比文忠公……懂得变通。这是好事。”

    懂得变通。这话听着像夸奖，但我听出了另一层意思——他看出了我的圆滑，我的谨慎，我的“老成”。

    “允炆将来，需要平衡各方。”朱标继续说，“文臣武将，老将新贵，还有……藩王。这平衡之术，你最擅长。”

    我手心全是汗。这话太重了，重到我二十二岁的肩膀扛不动。

    “臣……尽力。”我只能这么说。

    朱标笑了，那笑容里有欣慰，也有疲惫：“去吧。今夜的话，你记在心里就好。”

    我告退出来，走在东宫的回廊里。月光很好，把青石板照得发白。风吹过竹帘，沙沙响，像无数人在耳语。

    走到宫门时，我回头看了一眼。东宫的灯火在夜色里温暖而遥远，像另一个世界。

    那一刻，我心里闪过一个念头，清晰得让我自己都害怕：

    太子仁厚，皇孙聪颖。

    然燕王雄才。

    --

    现在，我坐在诏狱里，啃着冷硬的馒头，想着洪武二十四年的那个夜晚。

    如果那时候我知道，六年后朱标会病死，十四年后朱允炆会坐上皇位，十六年后我会带着五十万大军去打朱棣……

    我还会不会走进东宫？

    还会不会在朱允炆面前提起燕王？

    还会不会在朱标说“允炆将来需要你辅佐”时，只说一句“臣尽力”？

    馒头渣噎在喉咙里，我猛灌了几口水才咽下去。水是凉的，顺着食道往下淌，冻得五脏六腑都疼。

    老张来收碗时，看见我在发呆：“李爷，想啥呢？”

    “想……”我顿了顿，“想如果。”

    “如果啥？”

    “如果当年走另一条路。”

    老张笑了，笑得脸上褶子堆在一起：“李爷，这世上哪有什么如果。走过的路，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喽。”

    他说完提着食盒走了。铁门关上，咣当一声，震得墙灰簌簌往下掉。

    我靠在墙上，闭上眼睛。眼前浮现出朱标苍白的脸，朱允炆亮晶晶的眼睛，还有宴席上那些年轻勋贵们——徐允恭、常升、邓镇……

    他们后来都怎么样了？

    徐允恭守南京，城破后不肯降，被朱棣夺爵软禁，病死。常升在靖难时战死。邓镇……记不清了，好像也是战死的。

    只有我，活下来了。

    活成现在这副样子。

    我摸摸怀里那柄匕首。朱棣送的，真刀，开了锋。这些年我无数次想过用它了结自己，但最终都没下手。

    不是怕死。是觉得，就这么死了，太便宜了。

    我得活着，活到朱棣死，活到新皇登基，活到所有人都忘记李景隆是谁。

    然后也许，也许能得个善终。

    窗外的月亮升起来了，跟洪武二十四年那晚一样圆，一样亮。

    月光透过牢窗的铁栏，在地上照出几道影子，像牢笼。

    我忽然想，如果当年朱标没死，如果朱棣安心当他的藩王……

    我会不会还是那个“沉稳老成”的曹国公，每年领三千石岁禄，偶尔进宫陪皇孙聊聊兵法，平平安安过完一生？

    想着想着，我自己都笑了。

    笑完了，眼泪掉下来。

    咸的，跟那年东宫宴上的米酒，一个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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