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十七年的春天来得晚。南京城里的柳树才刚抽芽，我爹就倒下了。

    起初只是咳嗽，御医来看过，说是风寒，开了几副药。爹喝药时皱着眉说：“这药苦得邪乎。”我当时还笑：“良药苦口嘛。”

    后来想想，那药确实苦得邪乎——苦得像是把黄连、苦参、龙胆草一股脑儿全熬进去了。但我不敢说，因为开药的是宫里来的王御医，朱元璋亲自指派的。

    爹卧床的第七天，我开始替他处理一些简单的文书。曹国公府的账簿、田庄的收成、军中旧部的请托……堆了半张书案。我坐在爹常坐的那把黄花梨木椅上，脚还够不着地，得垫个绣墩。

    李诚在旁边磨墨，磨着磨着就抹眼泪：“少爷，您才十五……”

    “十五不小了。”我低头看账本，其实心里慌得很。那些数字在眼前跳，像一群不安分的蝌蚪。

    三月初九那晚，爹突然精神好了些。他让我扶他坐起来，靠在枕头上，窗外的月光白惨惨的，照得他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

    “景隆。”爹的声音很轻，轻得我要凑近才能听清，“去把门关上。”

    我关好门，回来坐在床沿。爹的手从被子里伸出来，冰凉冰凉的，握住我的手。

    “有几句话，你记牢。”爹说一句，喘三口，“第一，袭爵之后，谨事陛下。咱们李家能有今天，全靠圣恩。这恩，得用一辈子还。”

    我点头，眼泪掉在他手背上。

    “第二……”爹的眼神忽然变得复杂，“善交燕王。”

    我一愣。爹以前总说“皇家的人别太亲近”，现在却说“善交”。

    “燕王雄才，将来必有大作为。”爹的手紧了紧，“但你记住——交是交，忠是忠。交情归交情，本分归本分。切不可混为一谈。”

    这话我当时没完全懂。后来在靖难的那些日子里，我夜夜琢磨这句话，越琢磨越觉得爹早就看透了一切——他知道朱棣会起事，知道我会被夹在中间，所以给我指了条最险的路：既要交，又要忠。

    “第三……”爹的声音更弱了，“你性子柔，心肠软。这本是好事，但在朝堂上……是祸根。该硬时，得硬起来。”

    他说完这句话，闭上眼睛，胸口起伏得像破风箱。我喊李诚去叫御医，但爹摆摆手：“不用了。该来的，总要来。”

    御医还是来了，又是那个王御医。他把了脉，开了方子，说了些“静养为宜”的套话。我送他出门时，他回头看了我一眼，眼神躲闪：“小公爷节哀。”

    我那时不明白，人还没死，为什么要“节哀”。

    第二天清晨，爹走了。走得很安静，像睡着了。李诚扑在床边嚎啕大哭，我却哭不出来。我只是坐在那儿，握着爹已经僵硬的手，想着他昨晚说的三句话。

    十五岁，我成了孤儿。

    --

    曹国公府的灵堂设了七天。白幡挂满了屋檐，孝服像一片移动的雪。来吊唁的人很多，武将文臣，络绎不绝。每个人都在我面前说“节哀”，说“文忠公千古”，说“小公爷保重”。

    我跪在灵前还礼，膝盖肿了，腰直不起来。但我不敢喊疼——现在我是曹国公了，虽然诏书还没下，但所有人都已经这么叫我了。

    第三天夜里，守灵的人少了。我靠在棺材边的蒲团上打盹，突然听见外面廊下有压低的说话声。

    是府里的两个老家将，都是跟着爹从战场上下来的。一个姓张，断了一条胳膊；一个姓陈，脸上有刀疤。

    “……老爷去得太突然。”张老将的声音。

    “何止突然，是蹊跷。”陈老将更低声，“前几日还能吃两碗饭，怎么御医一来，反而……”

    “嘘——小声点。”

    “怕什么？这府里现在……唉。我就是觉得，老爷这病，来得怪，去得更怪。”

    “你是说……”

    “我什么也没说。但老爷这些年，太招眼了。北伐的功劳，练兵的权柄，还有燕王那边……”

    话到这儿断了。脚步声远去。

    我坐在黑暗里，浑身发冷。棺材就在我身边，楠木的，很厚，爹躺在里面。七天前他还能摸着我的头说“景隆长高了”，现在成了一具冰冷的尸体。

    “招眼”“蹊跷”“御医”——这几个词在我脑子里撞来撞去。

    我突然想起爹喝药时皱的眉，想起王御医躲闪的眼神，想起朱元璋这几年对功臣的处置：廖永忠沉船死了，汪广洋贬了又杀，胡惟庸案牵连上万……

    我打了个寒颤。

    那是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皇权的重量——不是奏章上的朱批，不是朝堂上的山呼，而是悄无声息地，就能让一个国公“病逝”。

    李诚端着热粥进来时，看见我脸色煞白，吓了一跳：“少爷，您怎么了？”

    “诚叔。”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抖，“爹他……真是病死的吗？”

    李诚手里的粥碗“咣当”一声掉在地上，热粥溅了他一裤腿。他顾不上擦，扑过来捂住我的嘴，眼睛瞪得老大：“少爷！这话万万说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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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手掌粗糙，带着老茧，还有粥的温热。我透过他的指缝喘气，眼泪终于流了下来。

    “记住。”李诚松开手，跪在我面前，声音压得极低，“老爷是病逝的，御医诊断的，陛下哀悼的。只能是病逝。”

    他看着我，眼神里有哀求，也有警告。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这个府里上下百口人，都指着我活。我说错一句话，所有人都得死。

    我抹了把脸，点头：“我知道了。”

    那碗粥最后还是喝了。李诚重新熬的，加了姜丝，说驱寒。我一口一口咽下去，烫得舌尖发麻，但心里还是冷的。

    --

    爹的七七过后，袭爵的诏书下来了。

    典礼在奉天殿举行。我穿着赶制出来的国公朝服——深紫色的，绣麒麟，金线扎得我脖子痒。十五岁的身体还没完全长开，朝服松松垮垮的，得用腰带狠狠勒紧。

    朱元璋坐在龙椅上，隔着丹陛，我看不清他的表情。只听见司礼太监尖细的声音念诏书，一大堆骈四俪六的词，我只记住一句：“特袭曹国公爵，岁禄三千石，赐丹书铁券——”

    丹书铁券。免死金牌。我爹也有一块，但他没用上。

    我跪着接过诏书、印信、还有那卷沉甸甸的铁券。起身时，腿一软，差点摔倒。旁边的太监扶了我一把，我瞥见他嘴角一闪而过的讥笑。

    是啊，十五岁的国公，乳臭未干，凭什么？

    按规矩，接下来要解下父亲的佩剑，换上自己的。但我爹的剑随葬了——他说那是太祖赐的，要带到地下去继续效忠。所以我得佩自己的剑。

    我从怀里取出那柄匕首——朱棣送的，木头模型，三年了，我随身带着。本来该佩真剑，但时间仓促，来不及铸。司礼太监皱了皱眉，但没说什么。

    我把匕首挂在腰间。很小的一柄，和庄重的朝服很不搭，像小孩的玩具。

    叩谢皇恩时，我伏在地上，额头贴着冰冷的金砖。听见朱元璋的声音从头顶传来：“抬起头来。”

    我抬头。第一次这么近看朱元璋——57岁了，脸上沟壑纵横，但眼睛还是亮的，亮得像刀锋。

    他看了我很久，久到我后背冒汗。然后他的目光落在我腰间的匕首上，停了停。

    但他什么都没说。只是挥挥手：“去吧。好生学着，莫负你父亲之名。”

    我退着出殿，直到转过屏风才敢喘气。贴身的内衫已经被汗浸透了。

    后来很多年，我都在想朱元璋那个眼神。他认出那是朱棣的样式吗？他猜到我私交燕王吗？还是他根本不在意，觉得一个十五岁的孩子，一把木头匕首，掀不起风浪？

    我不知道。圣意难测，这是爹教我的第一课。

    --

    回府第三天，朱棣的信到了。

    送信的是个不起眼的商人打扮的人，说是从北边来的，带了些皮货。李诚把他引到书房时，我还以为是来谈生意的。

    “小人受燕王殿下所托，送封信给小公爷。”那人从怀里取出一个油纸包，层层打开，最里面是一封火漆封口的信。

    火漆上是燕王的私印——一只蹲着的豹子。

    信很短，就几行字：

    “惊闻文忠公仙逝，悲痛难抑。景隆弟节哀。兄在北平，关山远隔，不能亲至吊唁，唯遣使致意。弟年幼袭爵，若有疑难，可来信询兄。珍重。棣字。”

    没有客套的骈文，没有华丽的辞藻，甚至没提“本王”。就是“兄”，就是“弟”，就是“珍重”。

    我拿着信，在书房里坐了一下午。窗外春雨淅淅沥沥，打在新发的芭蕉叶上，啪嗒啪嗒响。

    李诚进来添茶时，看见我在发呆，小声说：“少爷，燕王殿下……倒是有心。”

    “有心是好是坏？”我问。

    李诚不答，只是叹气。

    又过了几天，宫里传旨，朱元璋召见。这次不是在奉天殿，是在武英殿的暖阁里——更随意，也更让人不安。

    暖阁里烧着地龙，热烘烘的。朱元璋只穿了件常服，坐在炕上，正在看奏章。见我进来，他摘下老花镜。

    “坐。”他指着对面的绣墩。

    我坐了半个屁股。

    “袭爵这几日，可还习惯？”朱元璋问，像寻常长辈。

    “回陛下，尚在学习。”我答得谨慎。

    “学什么？”

    “学看账本，学接待宾客，学……学着怎么当个国公。”

    朱元璋笑了，笑容里有种说不出的意味：“十五岁，是该学了。你爹像你这么大时，已经跟着朕上战场了。”

    我低头：“臣愚钝，不及父亲万一。”

    “愚钝不怕，肯学就行。”朱元璋端起茶盏，吹了吹浮沫，“你爹临走前，可有什么交代？”

    我心里一紧。想起爹说的“谨事陛下，善交燕王”，这两句能说吗？

    “父亲让臣忠君爱国，守好家业。”我选了最安全的答案。

    朱元璋点点头，喝了口茶，忽然问：“燕王给你来信了？”

    我后背的汗瞬间冒了出来。信使是密来的，信我藏在枕头底下，他怎么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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