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声音很轻，像说给自己听的：

    “他小时候，我抱过他。白白净净的，眼睛又大又亮。”

    “我给他起小名叫石头，想让他皮实点，好养活。可他怎么就没皮实起来呢？”

    他端起碗，喝了一口。

    “他娘把他惯坏了。从小要什么给什么，舍不得打舍不得骂。我跟嫂子说，别太惯着，她不听。”

    “她说，他就一个儿子，不惯着谁惯着？”

    他看着碗里的酒，眼神空洞洞的：

    “后来他做官了，我还是不放心，隔三差五让人去打听。”

    “打听了也没用，他瞒着我。等我发现的时候，已经晚了。”

    他把碗里的酒一饮而尽。

    “我让人去抓他的时候，他正在喝酒。看见那些人进来，他愣了愣，然后笑了。他说，叔还是知道了。”

    包拯放下碗，双手捂着脸。

    张卫国看见，他的肩膀在抖。

    “张先生，”他说，

    “你说，我这辈子，到底图什么？”

    张卫国看着他，想了想，说：

    “图个心安。”

    包拯愣了愣。

    “你做了你该做的，心里就安了。”

    张卫国说，“不安的是人情，可人情和公义，从来不是一回事。”

    包拯看着他，忽然笑了。那笑容很短，很淡，带着说不出的疲惫。

    “张先生，”他说，

    “你这人说话，有时候真让人没法接。”

    “那就别接。”

    张卫国又给他倒满酒，

    “喝。”

    两人碰了一下碗，一饮而尽。

    窗外，月亮升起来了。月光透过窗纸，照在两个人身上，照在那两个空碗上，一片清辉。

    包勉的事过去一个月后，包拯收到了嫂子的信。

    信是托人带来的，没封口，就那么折着。包拯拿到信时，手抖了一下。

    他把信放在案上，看了很久，才打开。

    信很短，只有几行字：

    “希仁，嫂子回去了。家里都好，勿念。”

    “包勉的事，我不怪你。你做的是对的。可嫂子心里疼，你得容我疼。”

    “往后过年，别来了。等我缓过来，我去看你。嫂子。”

    包拯看完，把信折好，放回信封里。然后他站起身，走到窗边，背对着张卫国。

    张卫国坐在那儿，没动。

    过了很久，包拯忽然开口，声音很轻：

    “她说她不怪我。”

    张卫国没说话。

    “她说往后过年，别来了。”

    张卫国还是没说话。

    包拯转过身，看着他。那张黝黑的脸上，眼眶微红，但没有泪。

    “张先生，”

    他说，

    “你说，她什么时候能缓过来？”

    张卫国想了想，说：

    “不知道。”

    包拯点点头，又转回身，看着窗外。

    窗外，天阴着，要下雨了。

    嘉佑六年春，包拯收到消息：嫂子病故。

    来人说是年前就不太好了，一直瞒着，不让告诉包拯。

    等发现不行了，已经来不及了。

    临终前，她拉着邻人的手，说：

    “告诉希仁，别怪自己。嫂子不怪他。”

    包拯听完，站在那儿，很久没动。

    张卫国陪他站着。

    后来，包拯转身，走进书房，关上了门。

    他在里头待了三天三夜，没出来。

    饭是张卫国送进去的，搁在门口，他端进去，又原样端出来，没动。

    三天后，他出来了。

    人瘦了一圈，眼窝深陷，胡子拉碴，但眼睛还亮。他站在院子里，看了看天，又看了看那棵老槐树，忽然说：

    “张先生，陪我喝杯酒吧。”

    张卫国陪他喝了。

    那天的酒喝得很慢，一杯接一杯，谁也不说话。喝到黄昏，包拯忽然说：

    “五年。”

    张卫国看着他。

    “包勉死了五年，嫂子才走。”

    包拯说，

    “这五年，她一个人，怎么过的？”

    张卫国没说话。

    包拯端起碗，喝了一口，慢慢咽下去。

    “她说她不怪我。可她不让我去过年。

    她知道我看见她会难过，她也知道她看见我会难过。我们俩，就这么隔着，五年。”

    他看着碗里的酒，声音越来越轻：

    “最后她死了，我都没见上一面。”

    张卫国沉默了很久。

    然后他说：

    “她让你别怪自己。”

    包拯点点头：“我知道。”

    “那你怪不怪？”

    包拯抬起头，看着他。夕阳照在他脸上，那张黝黑的脸上，有一种说不出的东西，不是悲伤，不是悔恨，只是一片平静，像冬天的湖面。

    “不怪。”他说，“我做了该做的。她做了该做的。包勉……也做了他该做的。”

    张卫国看着他，忽然明白了一件事。

    这个人，不是不难过。他是把难过咽下去了，化成别的东西。化成那个家训，化成那些奏章，化成那一桩桩铁面无情的案子。

    这就是包拯。

    他把所有的柔软，都藏起来了。藏得那么深，深到连自己都找不着。只有在酒后的深夜，只有在张卫国面前，才偶尔露出一角。

    可那一角，已经够了。

    嘉佑七年春，包拯病了。

    起初只是咳嗽，他没当回事。

    张卫国去给他送药，他还说：

    “小毛病，吃两剂就好了。”

    可两剂吃完，没见好，又吃两剂，还是咳。

    张卫国开始觉得不对了。

    那天他去府衙，包拯正在批公文。他坐在那儿，脊背挺得笔直，脸色却不大好看，灰扑扑的，眼窝陷得更深了。

    “让我把把脉。”

    张卫国说。

    包拯伸出手，眼睛还盯着公文。

    张卫国搭上脉，心往下沉。

    脉象浮大而空，是虚阳外越的征象。

    通俗点说，就是底子掏空了，油尽灯枯的前兆。

    “多久了？”他问。

    包拯抬起头：

    “什么多久？”

    “这咳嗽，这没精神，多久了？”

    包拯想了想：“两三个月吧。”

    “两三个月你不早说？”

    包拯笑了笑，那笑容很淡：

    “忙。”

    张卫国没说话，收了脉枕，开始写方子。

    写完了，往桌上一放：

    “这方子，一天一剂，连吃七天，七天之后我再来。”

    包拯点点头，又低下头去看公文。

    张卫国站在那儿，看着他。

    烛火映在那张黝黑的脸上，那脸上的纹路，比几年前深多了。

    鬓角的白发，也比几年前多了。

    他想说什么，张了张嘴，又咽了回去。

    转身走了。

    走到门口，包拯忽然叫住他：

    “张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