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间，那兵库的上下且是一个群情激愤，纷纷上了坂去，势要找回一个公道。
结果上来一看却是个傻眼。
怎的？
那宋易的手艺竟然是已经失传多年的了扎甲方式。
那帮兵库的看了也是个傻了眼的挠头。
虽那《武经总要》有札甲方式详载，然到的现下亦是无人能可作。
咦？不是 有记载的吗？怎的还会失传？
这个工艺这个事且不好说来。
失传的原因很多，或许是原材料缺失，或者是传承人不继。
况且盔甲这玩意看似简单，拿根皮绳就能穿起来。
但是实际情况却不是看上去的那么简单了。
皮绳怎么盘，需要绕多少个圈圈，那个地方该松，那个地方该紧。绳结该怎么打，什么地方用皮绳什么地方用牛筋，即便是皮绳的粗细也是有讲究的。
你一条皮绳全按一种方式穿上千个甲叶，也能弄出个大致形状来。
但是一旦穿在身上就完全不是那回事了。
盔甲是军士穿来是冲锋陷阵打仗用的，一路上人跑马颠的。人还没跑到敌军阵前，盔甲便是个松松垮垮，且是不用敌人动刀动枪。
倒是那北宋武备荒废么？
也不能那么说。
我倒是认为北宋的武备已经是历朝历代的巅峰的存在了。
首先是武备制造的准工业化的流程。
这是个里程碑，工业化的产品优势在于能大量的生产，这样就能在短时间内大量的装备军队。
而战争，胜负的不在于你多能坚持，多能卧薪尝胆，能死多少人。
起决定作用的是你的资源和生产能力，而标准化的工业产品除了能大规模的装备军队外，更重要的是能进行零件互换。
也就是一领甲一旦坏了的话，还能为其他的残甲提供零件，进行再次的利用。
那位又说了。你这宋吹！
既然宋朝都那么强了，那为何有“靖康之耻”、“崖山之难”？
这个很难说，我只能说，宋非亡于战。
不论是南北宋，其灭亡的问题很复杂，复杂到能牵扯到我们这个民族的整个思想史和政治史。
但是也很简单，简单到用四个字可以概括，那就是“文人政治”。
我们从史书中回顾宋这个三百来年的历史，其思想史和政治史的内容都是极其丰富和庞杂的。
北宋开始出现五大思想家，史称“北宋五子”。
他们论道实际上就是要在根本上解决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官员，他们不能成为道德自觉的主体。
然，文人读书明理。虽然能立功、立德、立言，但在人性方面并没有发生任何本质的改变。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宋代二程中的程颐为他哥哥写的墓表中曾提到：“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事无善治。圣人之学不传，千载无真儒……”
那么问题来了，到底什么是程颐言中的所谓的“真儒”？
“真儒”可以理解为“道德自觉的主体”。
程颐这句话集中表达了宋明儒学想要做的事：那就是让大道能够行于天下，让圣人之学得以传承。
这个“行于天下，得以传承”能否继续实现“文人政治”就取决于一件事，就是“道德自觉”。
如果每一个为官者都能身体力行，若能达到这一点中国的根本问题就能解决。
这不仅仅是在当时的北宋，以至后来的南宋，乃至明朝，现在、将来也是也很难做到。
但是，怎么去做？于是乎两个方向的研究就开始有了分歧，继而产生了对立，成为了两个派别。
一派叫理学，一派叫心学。
咦？心学不是明朝的吗？代表人物是龙场悟道的王阳明。怎么让你一说就到宋了？
对，说的没错。
不过，心学最初的创始人可是南宋的理学家陆九渊。所以，心学也叫“陆王心学”。
程朱理学，讲的天理是认识的对象。
而陆王心学讲的天理，是我们心中本有的条理，心即理。
于是乎，纷争就开始了。
心即理，说浅一点的话，就是本体论立场。
这个本体是指心，心之本体。
所以说阳明先生说“人心如天渊”。
意思就是：人心可大了，大到没边。
所以阳明心学当时在两个层面上发挥作用的。
一个是许多做官的人跟着阳明学，再者还有老百姓的层面。
而朱熹讲性即理，是认识论的立场。
但是终于还是程朱理学占了上风，成为朝廷官方认可的学问。
后来举子要考进士都要熟读朱熹，于是乎才有了“朱子学”大行天下。
现在回过来看，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会有一种悲凉的感觉。就是说终于没实现那个理想，就是“道德自觉主体”靠程朱理学是树不起来。
程朱理学在后来的政治实践当中逐渐的适应性改变。
所谓的“真儒”已经演变成了一种道貌岸然，满嘴仁义道德，然后做的事情，却都是奔着谋私利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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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看到这个局面肯定也会觉得自己很失败。
因为他没有从心入手，他是从头脑入手，而忽略了人的本性。
所以，这两派之间的竞争是宋、明阶段的思想史的一个重要特征。
在政治史中，宋朝最不幸的是被北方少数民族不断的袭扰和侵略。
这种状况从开国时的契丹大辽、党项西夏，一直到金国乃至后来的大漠蒙古。
这就让宋朝在政治上面临一个巨大的问题。
究竟是富国强兵保境安民？还是不与民夺利，保持人民生活的富足，去安居乐业？
于是乎，就产生了政治上的两派——元丰和元佑。
然，作为帝王，也面临一个巨大的难题。
怎么去看待历史传承的儒家精神？
怎么和知识分子打交道？
怎么去实现文人政治的理想？
结果却是显而易见，“真儒”这个“道德自觉的主体”无论臣子和君王都做不到。
而且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徽宗亲政。
于是乎，便出现了很诡异的局面。
君臣关系之间，就派生出另外的一股势力——宦官集团。
比如早期的蔡京和童贯。
这种情况也不可避免的遗留到了明朝，而且在明朝愈演愈烈。
然，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文人政治在宋明两朝如此这般？
明朝且无本书无关，在下姑且壮了胆子说这宋。
第一， 文官权力过大，且知兵者甚少，科举选仕且以诗赋词章。
如此倒是一个婉约，但这样选出来的官员，也只能沉迷于死记硬背的书经字句，而没什么实践能力。
但是，总不能打仗的时候让那些文臣做些诗词歌赋。凭借文字间那优美的意境，精湛的文写造诣就着纯正的洛阳书音去感化那帮蛮夷退兵？
显然，这是不可能的，况且，既然你都说他们是蛮夷了，就不能再天真的认为他们能听懂你的语言。
国家间，唯一能听懂的语言就是一个字“疼”。
外交部再能侃，再能出口成章，说出个花来，也不济身后强大的军队一个字“整”！
这百无一用“诗赋词章”骗一下没见过世面的小娇娘，忽悠一下文青皇帝还成，让那帮文臣能形成大局观或是成为“真儒”？
我觉得，那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能做到知法不犯法就已然不错了。
关键是这帮文人还一个个谁都不服谁，谁看谁都不顺眼。
这原因么？有三，这“文人相轻”且算是一条吧。
其二便是这“自命清高”不屑与世俗同流合污。
然，这“夫清高之节，不以私自累，不以利烦意，择天下之至道，行天下之正路”之言，且不是让你高高在上，只为彰显你的脱凡超俗的。然，可悲的是，这圣人言，往往成为这些个文人一个极具个性的标志。
于是乎，这帮不务正业的大臣们整天的斗来斗去的不得一个消停。
其三，便是这科举选官。
考生为仕而试。
于是乎，文人士大夫所读之书，皆场屋之书；所习之术，皆求官之术。
而所谓圣人之言、先王之政，也就成了一个幌子，常挂在嘴边，却再无人深究也。
是为“推而上之，则又惟官资崇卑、禄廪厚薄是计，岂能悉心尽力于国事民隐，以无负于任使之者哉”？
这样选出来的官，你去指望他们 “供其职，勤其事，心乎国，心乎民，而不为身计”？倒是能让你想瞎了心去。
北宋朝廷也曾想去改变这种情况，介甫先生的熙宁变革确实是做了不少有用的改进。
《续资治通鉴》卷第六十八有载：“庚申，复《春秋三传》明经取士。王安石初欲释《春秋》以行世，而孙觉经解已出，自知不能复出其右，遂诋圣经，至目为“断烂朝报”，故贡举不以取士。杨绘尝言当复，安石不许，至是帝特命复之。”
这里说的是：王安石要废除“诗赋词章”《春秋三传》取士的旧制，且在文官取士中考试则以经义和策论为主，增加“法科”“射礼”科目，设立武学“掌以弓马武艺训诱学者”。进而使其知法、知兵。
然，也是事与愿违。因为这两项基本上都不能实施。
一则这“崇文抑武”祖制不可违。
让文人习武？倒是百年形成的鄙视链，一时间难以消除。至少，在这自命清高的文人心中，是打心里都难以接受的。
二则，这样改动选官的规则基本是抄了北宋整个士绅集团，乃至整个儒家学派的后路。
如此，再加上一个放着裁判不当却乐于当运动员的皇帝，再加上一帮后宫的奶奶、妈妈一同的掺合，其结果也是个可想而知。
不过这也不能全怪皇帝。
任何一场改革首先要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但人的思维方式是有很大的惯性的，而且这种惯性的能量巨大，如不动用强大的力量去强行推开，或者是外部力量被动的去改变这种思维方式。改革？基本上也就是个痴人说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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