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封元年（公元666 年，丙寅年）

    

    春天正月戊辰初一，皇上在泰山南边祭祀昊天上帝。己巳日，登上泰山，封藏玉牒。上帝的玉册放在玉匮里，配帝的玉册放在金匮里，都用金绳缠绕，封上金泥，盖上玉玺印，藏在石舾兄小８午日，在社首山举行祭地仪式，祭祀皇地只。皇上完成初献之后，执事人员都赶忙退下。由宦官拉着帷幕，皇后登上祭坛进行亚献，帷幕都用锦绣制成。敬酒、摆放祭品、登堂唱歌，这些事都由宫女来做。壬申日，皇上来到朝觐坛，接受众人朝贺；大赦天下，更改年号。三品以上的文武官员赐爵位一等，四品以下的官员加官一阶。以前，官员的官阶不会随意晋升，都是按照功劳和考核情况依次提升，到五品升三品时，还得奏请皇上决定是否批准。从这时开始有了普遍晋升官阶的情况，等到后来，满朝都是穿红色官服（五品以上官员服色）的人了。

    

    当时大赦天下，只有被长期流放的人不能回来，李义府又忧又愤，生病去世了。自从李义府被流放，朝廷官员每天都担心他再次入朝，等听说他死了，大家心里才踏实下来。

    

    丙戌日，皇上从泰山出发；辛卯日，到达曲阜，追赠孔子为太师，用羊、猪二牲祭祀。癸未日，到达亳州，拜谒老君庙，给老子上尊号为太上玄元皇帝。丁丑日，到达东都洛阳，停留六天；甲申日，前往合璧宫。夏天四月甲辰日，回到京城，拜谒太庙。

    

    庚戌日，左侍极兼检校右相陆敦信因为年老多病辞去官职，被任命为大司成，兼任左侍极，不再参与政事。

    

    五月庚寅日，铸造乾封泉宝钱，一个相当于十个旧钱，等一年后全部废除旧钱。

    

    高丽的泉盖苏文去世，他的长子男生接替他担任莫离支，刚开始掌管国家政事。男生出去巡视各个城池，让他的弟弟男建、男产处理留守的事务。有人对他这两个弟弟说：“男生担心你们俩威胁到他，想把你们除掉，不如先下手为强。”这两个弟弟一开始还不信。又有人告诉男生说：“你这两个弟弟害怕你回去夺走他们的权力，打算不让你进城。”男生就偷偷派亲信去平壤打探情况，结果被他两个弟弟抓住了。于是他们就假传王命，召男生回来。男生害怕，不敢回去。男建就自己当了莫离支，还发兵讨伐男生。男生跑到别的城坚守，派他儿子泉献诚到朝廷求救。六月壬寅日，朝廷任命右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为辽东道安抚大使，带兵去救援；任命泉献诚为右武卫将军，让他做向导。又任命右金吾卫将军庞同善、营州都督高侃为行军总管，一起讨伐高丽。

    

    秋天七月乙丑初一，把殷王李旭轮改封为豫王。任命大司宪兼检校太子左中护刘仁轨为右相。

    

    当初，刘仁轨担任给事中的时候，查办毕正义的案子，李义府因此怨恨他，把他调出京城去做青州刺史。正赶上讨伐百济，刘仁轨负责从海路运送军粮，当时的天气条件不适合出海，李义府却催促他出发，结果遭遇风暴，船只沉没，很多民夫溺水而死。朝廷派监察御史袁异式去调查这件事。李义府对袁异式说：“你要是能把这事办好，不用担心没有官做。”袁异式到了之后，对刘仁轨说：“你到底跟朝廷里的谁有仇啊，最好早做打算。”刘仁轨说：“我身为官员没有尽到职责，国家有相应的刑罚，您依法处置我，我绝无二话。但要是让我为了让仇人痛快，就自杀，我可不甘心！”于是就把案件详情上报。袁异式临走的时候，还亲自给刘仁轨锁上枷锁。案件上报后，李义府对皇上说：“不杀刘仁轨，没法向老百姓交代。”舍人源直心说：“海上突然起风暴，这不是人力能控制的。”皇上就下令开除刘仁轨的官籍，让他以平民身份参军效力。李义府又暗示刘仁愿把刘仁轨杀了，刘仁愿不忍心。等到刘仁轨担任大司宪，袁异式害怕了，心里不安。刘仁轨倒了一杯酒，对袁异式发誓说：“我刘仁轨要是还记着以前的事，就像这杯酒一样！”刘仁轨执掌政事之后，袁异式不久就升任詹事丞；当时大家对此议论纷纷，刘仁轨听说后，马上推荐袁异式做司元大夫。监察御史杜易简对别人说：“这可真是矫枉过正了！”

    

    八月辛丑日，司元太常伯兼检校左相窦德玄去世。

    

    当初，武士彟先娶了相里氏，生了儿子元庆、元爽；后来又娶了杨氏，生了三个女儿，大女儿嫁给越王府法曹贺兰越石，二女儿就是后来的皇后，小女儿嫁给郭孝慎。武士彟去世后，元庆、元爽以及武士彟哥哥的儿子惟良、怀运都对杨氏很不礼貌，杨氏对此怀恨在心。贺兰越石、郭孝慎以及郭孝慎的妻子都很早就去世了，贺兰越石的妻子生下贺兰敏之和一个女儿后就守了寡。皇后被立之后，杨氏被封为荣国夫人，贺兰越石的妻子被封为韩国夫人。惟良从始州长史越级升为司卫少卿，怀运从瀛州长史升为淄州刺史，元庆从右卫郎将升为宗正少卿，元爽从安州户曹多次升迁做到少府少监。荣国夫人曾经摆酒设宴，对惟良等人说：“你们还记得以前的事吗？现在的荣华富贵怎么样啊？”惟良等人回答说：“我们有幸因为是功臣子弟，很早就进入官场，按照自己的能力衡量，本来也不追求显贵发达，没想到因为皇后的缘故，受到朝廷特别的恩宠，我们日夜担忧害怕，这可不是什么荣耀的事。”荣国夫人听了很不高兴。皇后就上奏疏，请求把惟良等人调出京城去做偏远州的刺史，表面上是表示廉洁谦逊，实际上是厌恶他们。于是任命惟良为检校始州刺史，元庆为龙州刺史，元爽为濠州刺史。元庆到了龙州，因为忧虑过度去世了。元爽因为犯事被流放到振州，死在了那里。

    

    韩国夫人和她女儿因为皇后的关系能够出入皇宫，都得到皇上的宠爱。不久后韩国夫人去世，她女儿被赐号魏国夫人。皇上想让魏国夫人在宫中任职，但心里又怕皇后不同意，所以一直没决定下来，皇后很厌恶魏国夫人。正好惟良、怀运和各州刺史到泰山朝觐，跟着来到京城，惟良等人献上食物。皇后偷偷在肉酱里下了毒，让魏国夫人吃，魏国夫人吃了之后突然死亡。皇后就借此归罪于惟良、怀运，丁未日，把他们处死，还把他们的姓改成蝮氏。怀运的哥哥怀亮很早就去世了，他的妻子善氏对荣国夫人尤其不礼貌，因为惟良等人的事被牵连，被没入宫中为奴，荣国夫人让皇后找其他借口，用带刺的鞭子抽打善氏，直到肉被抽烂露出骨头，善氏就死了。

    

    九月，庞同善把高丽军队打得大败，泉男生率领部众和庞同善会合。皇上下诏任命泉男生为特进、辽东大都督，兼任平壤道安抚大使，封玄菟郡公。

    

    戊子日，以金紫光禄大夫退休的广平宣公刘祥道去世，他的儿子刘齐贤继承爵位。刘齐贤为人正直，皇上很看重他，让他担任晋州司马。将军史兴宗曾经跟着皇上在皇家园林打猎，趁机说晋州出产好鹞鹰，刘齐贤现在是晋州司马，请皇上派他去捕捉鹞鹰。皇上说：“刘齐贤哪是捕鹞鹰的人啊！你怎么能这么看待他呢！”

    

    冬天十二月己酉日，任命李积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兼安抚大使，任命司列少常伯安陆人郝处俊为副手，去攻打高丽。庞同善、契苾何力仍然担任辽东道行军副大总管兼安抚大使；水陆各路军的总管以及运粮使窦义积、独孤卿云、郭待封等人，都受李积指挥。河北各州的租赋都送到辽东，作为军事费用。郭待封是郭孝恪的儿子。

    

    李积想带着他的女婿京兆人杜怀恭一起去，好让他女婿立功。杜怀恭一开始以贫穷为借口推辞，李积就资助他；杜怀恭又以没有奴仆和马匹为借口推辞，李积又给他准备。杜怀恭实在没借口了，就逃到岐阳山里藏起来，对别人说：“李公就是想拿我来立规矩罢了。”李积听说后，流着泪说：“杜郎生性疏放，可能真是这么想的。”于是就不再勉强他。

    

    “内核解读”

    

    乾封元年（公元666年）这段史料浓缩了唐高宗李治时期（武后权力崛起阶段）的政治、军事、经济与社会生态，每起事件都折射出盛唐表象下的权力博弈、制度变革与人性复杂，可从以下维度展开评论：

    

    政治权力：武后崛起的“标志性动作”

    

    这一年是武后（武则天）从“后宫参与者”向“政治主导者”过渡的关键节点，其权力渗透已突破传统礼制与家族边界：

    

    --礼制突破：泰山封禅“皇后亚献”

    

    古代封禅是帝王祭祀天地的最高典礼，核心流程历来由男性主导。而此次封禅中，武后以“宦者执帷、宫人配合”的方式主持“亚献”，本质是借礼制改革强化自身政治合法性——通过打破“男女有别”的祭祀传统，将个人地位嵌入国家最高礼仪体系，为后续掌权铺垫舆论与制度基础。

    

    --家族清算：以“恩怨”为壳的权力清洗

    

    武后对武士彟族人（惟良、怀运等）的处理，看似是为母亲杨氏报“旧怨”，实则是典型的政治清算：先借“外示廉抑”将族人外放，削弱其京中势力；后以“毒杀魏国夫人嫁祸”为由，直接诛杀并改其姓为“蝮”（寓意毒恶），既铲除了家族内部对杨氏的不服者，也震慑了朝堂上对自己不满的势力。尤其虐杀怀亮之妻善氏（“束棘鞭之，肉尽见骨”），手段之狠厉，已显露其为巩固权力不择手段的特质。

    

    官场生态：权臣沉浮与“制度弹性”的矛盾

    

    这段记载中的官员命运（李义府、刘仁轨），清晰展现了唐高宗时期官场“个人恩怨主导仕途”与“制度底线尚存”的双重特征：

    

    --李义府：“酷吏式权臣”的必然结局

    

    李义府是典型的“依附皇权的投机者”：靠支持武后上位，掌权后滥用“泛阶”制度（打破“劳考叙进”传统，随意提升官员品级），导致“服绯者满朝”（五品以上官员泛滥），破坏吏治体系。他的倒台（忧愤而死）看似偶然，实则是“专权失众”的必然——朝士长期“忧其复入”，说明其权力缺乏根基，仅依赖皇权庇护；一旦失势，无人支持，最终沦为皇权平衡的牺牲品。

    

    --刘仁轨：“逆境翻盘”与官场度量的双重示范

    

    刘仁轨的经历堪称“唐朝官场生存样本”：先因李义府打压（海运失船被构陷），险些丧命；后凭借能力重新崛起，掌权后却宽恕昔日构陷者袁异式（“沥觞明志”），甚至荐其升官。这种“不记私仇”的行为，既有个人度量的体现，也暗含官场生存智慧——通过“矫枉过正”的包容，向朝堂传递“不念旧恶”的信号，稳定自身执政基础。但杜易简评价“矫枉过正”也点出核心问题：官场矛盾的化解，仍依赖个人品行而非制度约束，本质是“人治”而非“法治”。

    

    经济与军事：“短期目标”优先的政策隐患

    

    唐高宗时期的经济与军事决策，多为服务“对外扩张”，但也埋下后续问题的种子：

    

    --货币改革：“乾封泉宝”的“饮鸩止渴”

    

    铸造“一当十”的乾封泉宝，核心目的是为征高丽筹集军费（“河北诸州租赋悉诣辽东”）。这种“虚值货币”政策短期可快速聚拢财富，但本质是对民间财富的变相掠夺——一枚新钱抵十枚旧钱，必然导致旧钱被熔化、物价上涨，长期会引发通货膨胀，破坏货币信用体系。后来“期年尽废旧钱”的规定，也侧面说明此次改革的仓促与隐患。

    

    --征高丽：“趁乱出兵”的战略机遇把握

    

    高丽泉盖苏文死后诸子内乱，唐朝迅速以“救泉男生”为由出兵（契苾何力、庞同善为将，后加派李积），是典型的“趁势而为”战略。此时唐朝已灭百济，对高丽形成包围之势，此次出兵既是延续“征服辽东”的长期国策，也试图通过扶持泉男生（封其为“辽东大都督”），在高丽内部建立亲唐势力，为后续灭高丽（668年）奠定基础。而李积想带女婿杜怀恭从军，却因女婿逃避（“公欲以我立法耳”）未果，也反映出当时士人对“军功”的矛盾态度——既想借军功进阶，又畏惧战争风险。

    

    帝王角色：唐高宗的“平衡者”困境

    

    唐高宗在这一年的决策中，始终处于“权力平衡者”的位置，但也显露其执政弱点：

    

    --对武后，他默许其“皇后亚献”“清算家族”，既依赖武后处理朝政、稳定后宫，又未意识到其权力扩张的威胁；

    

    --对官员，他既认可刘仁轨的正直（“海风暴起，非人力所及”免其死罪）、刘齐贤的方正（“刘齐贤岂捕鹞者邪”拒绝让其捕鹞），又曾纵容李义府的专权（一度想斩刘仁轨），缺乏稳定的用人标准；

    

    --对制度，他推行“泛阶”“乾封泉宝”，多为应对短期需求（安抚官员、筹集军费），忽视制度长期合理性，导致吏治与经济埋下隐患。

    

    总体而言，乾封元年（公元666年）是唐朝由“贞观之治”向“武周过渡”的关键转折点：对外，唐朝继续扩张版图，向征服高丽迈进；对内，武后逐步掌控权力，官场与制度随权力博弈不断调整。这些事件共同构成了盛唐权力结构变革的“缩影”，也为后续武周取代李唐埋下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