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朔三年（公元663年，癸亥年）

    

    春天正月，左武卫将军郑仁泰去征讨铁勒反叛部落的残余势力，把他们全部平定了。

    

    乙酉日，任命李义府为右相，同时继续负责官员选拔的事务。

    

    二月，把燕然都护府迁到回纥，改名叫瀚海都护府；把原来的瀚海都护府迁到云中古城，改名叫云中都护府。以沙漠为分界线，沙漠以北的州府都隶属于瀚海都护府，沙漠以南的隶属于云中都护府。

    

    三月，许圉师再次被贬，去虔州当刺史，杨德裔因为偏袒许圉师被流放到庭州，许圉师的儿子许文思、许自然都被免去官职。

    

    右相河间郡公李义府负责选拔官员，他仗着皇后的势力，一门心思就知道卖官鬻爵，选拔官员毫无秩序，到处都是对他的怨言。皇上也听说了这些事，就很平和地对李义府说：“你儿子和女婿不太安分，老是做些违法的事。我一直帮你遮掩着，你得好好管管他们！”李义府一听，脸色马上变了，脖子和脸颊都涨得通红，说：“谁跟陛下说的？”皇上说：“反正我知道是这么回事，你干嘛非要问我从哪知道的呢！”李义府一点都不觉得自己有错，慢悠悠地就走了。皇上从此就对他很不满。

    

    有个看风水的杜元纪说李义府家有牢狱之灾的气息，得积攒二十万缗钱才能镇住。李义府居然信了，搜刮钱财就更厉害了。李义府给母亲守丧期间，初一、十五能请假去哭丧，他却偷偷换上便服和杜元纪到城东去，爬上古墓，观察风水气色。有人就告发李义府在窥探灾祸，暗地里有不轨的企图。另外，李义府还让他儿子右司议郎李津找来长孙无忌的孙子长孙延，收了人家七百缗钱，就任命长孙延做司津监。右金吾仓曹参军杨行颖把这些事告发了。夏天四月乙丑日，把李义府关进监狱，派司刑太常伯刘祥道和御史、详刑官一起审讯他，还让司空李积监督这件事。结果查出来这些事都是真的。戊子日，皇上下诏把李义府开除官籍，流放到巂州；李津也被开除官籍，流放到振州；李义府其他的儿子和女婿也都被开除官籍，流放到庭州。朝廷内外的人听到这个消息，没有不拍手称快的。

    

    有人写了一篇《河间道行军元帅刘祥道破铜山大贼李义府露布》，张贴在热闹的大街上。李义府之前强取了很多人的奴婢，等他倒台后，这些奴婢各自回到自己家，所以那篇露布里说：“把奴婢们都放了，他们各自认出家门，争着往家跑。”乙未日，在新罗国设置鸡林大都督府，任命金法敏为都督。

    

    丙午日，蓬莱宫的含元殿建成，皇上开始搬到这里居住，把原来的宫殿改叫西内。戊申日，皇上开始在紫宸殿处理政务。

    

    五月壬午日，柳州的蛮族首领吴君解造反；朝廷派冀州长史刘伯英、右武卫将军冯士翙征调岭南的兵力去讨伐他。

    

    吐蕃和吐谷浑互相攻打，两边都派使者来朝廷诉说对方的不是，还都请求大唐支援；皇上都没答应。

    

    吐谷浑有个大臣叫素和贵，犯了罪，逃到吐蕃，把吐谷浑的情况全都告诉了吐蕃。吐蕃就发兵攻打吐谷浑，把吐谷浑打得大败。吐谷浑可汗曷钵和弘化公主带着几千个营帐，放弃国家逃到凉州，请求搬到内地居住。皇上任命凉州都督郑仁泰为青海道行军大总管，率领右武卫将军独狐卿云、辛文陵等人分别驻守在凉州、鄯州，防备吐蕃。六月戊申日，又任命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安集大使，指挥各路军队，作为吐谷浑的后援。

    

    吐蕃的禄东赞驻扎在青海，派使者论仲琮入朝拜见皇上，上表陈述吐谷浑的罪过，还请求和亲。皇上没答应，派左卫郎将刘文祥出使吐蕃，带着皇上的诏书去责备吐蕃。

    

    秋天八月戊申日，皇上因为在海东地区连年打仗，老百姓被征调折腾得够呛，士兵战死和淹死的也很多，就下诏停止三十六州造船的任务，派司元太常伯窦德玄等人分别到十道去，了解百姓的疾苦，考核升降官吏。窦德玄是窦毅的曾孙。

    

    九月戊午日，熊津道行军总管、右威卫将军孙仁师等人在白江打败了百济残余势力和倭国的军队，攻下了周留城。

    

    当初，刘仁愿、刘仁轨攻克真岘城后，皇上下诏让孙仁师带兵渡海去支援他们。百济王丰向南招来倭人抵抗唐朝军队。孙仁师和刘仁愿、刘仁轨的军队会合后，势力大增。将领们觉得加林城是水陆交通要道，想先攻打它。刘仁轨说：“加林城又险又坚固，急着攻打会让士兵受伤，慢慢打又得花很长时间。周留城是敌人的老巢，一群坏蛋都聚在那，要铲除邪恶就得从根本入手，应该先攻打周留城。要是攻下了周留城，其他城自然就投降了。”于是孙仁师、刘仁愿和新罗王金法敏率领陆军前进，刘仁轨和别将杜爽、抚馀隆率领水军和运粮船从熊津进入白江，和陆军会合，一起向周留城进发。在白江口遇到倭国军队，打了四仗都获胜了，还烧毁了倭国四百艘战船，大火烧得天空通红，海水都变成红色的了。百济王丰脱身逃到高丽，王子忠胜、忠志等人率领部众投降，百济基本被平定了，只有别帅迟受信据守任存城，还没攻下。

    

    当初，百济西部有个叫黑齿常之的人，身高七尺多，又勇猛又有谋略，在百济担任达率兼郡将，相当于咱们唐朝的刺史。苏定方攻克百济后，黑齿常之带着部下跟着众人投降。苏定方抓走了百济的国王和太子，还纵容士兵抢劫，很多年轻人都死了。黑齿常之害怕，就和十几个手下逃回自己的地盘，收集逃亡离散的人，占据任存山，修建栅栏巩固防守。一个月左右，就有三万多人来归附他。苏定方派兵攻打，黑齿常之抵抗，唐军没占到便宜。黑齿常之又夺回二百多座城，苏定方攻不下来就回去了。黑齿常之和别部将领沙吒相如各自占据险要之地响应福信，百济战败后，他们都带着部众投降了。刘仁轨让黑齿常之、沙吒相如各自带领自己的部众去攻打任存城，还提供粮草兵器帮助他们。孙仁师说：“这些人心肠像野兽一样，怎么能相信他们！”刘仁轨说：“我看这两个人又忠诚又勇敢，还很有谋略，讲究信用，重视义气。之前他们没遇到明主，现在正是他们感恩图报、效力立功的时候，不用怀疑他们。”于是给他们粮草兵器，还分兵跟着他们，攻下了任存城，迟受信扔下妻子儿女，逃到高丽去了。

    

    皇上下诏让刘仁轨带兵镇守百济，召回孙仁师、刘仁愿。百济经过战火，家家户户都破败不堪，野外到处都是尸体。刘仁轨开始让人掩埋尸骨，登记户口，整治村落，任命官员，打通道路，修建桥梁，修补堤坝，恢复池塘，督促百姓耕种养蚕，救济贫困的人，赡养孤寡老人，建立唐朝的社稷坛，颁布唐朝的历法和皇室名讳。百济人特别高兴，全国上下都安心地从事自己的本业。然后刘仁轨又组织屯田，储备干粮，训练士兵，准备对付高丽。

    

    刘仁愿回到京城，皇上问他：“你在海东的时候，前后上奏的事情，都很符合实际情况，而且条理清晰。你本来是个武将，怎么能做到这样呢？”刘仁愿说：“这都是刘仁轨做的，我可比不上他。”皇上很高兴，给刘仁轨连升六级，正式任命他为带方州刺史，还在长安给他修建府邸，重重赏赐他的妻子儿女，派使者带着诏书去慰问勉励他。上官仪说：“刘仁轨被降职后还能尽忠职守，刘仁愿手握兵权却能推举贤才，他们都称得上是君子啊。”

    

    冬天十月辛巳初一，皇上下诏让太子每隔五天在光顺门内处理各部门上奏的事情，小事都让太子直接决定。

    

    十二月庚子日，皇上下诏更改来年的年号。

    

    壬寅日，任命安西都护高贤为行军总管，带兵攻打弓月，救援于阗。

    

    这一年，大食攻打波斯和拂菻，把它们打败了；又向南侵犯婆罗门，吞并了各个胡人部落，能作战的兵力达到四十多万。

    

    “内核解读”

    

    龙朔三年（公元663年）是唐高宗时期的关键一年，这段史料浓缩了唐朝在政治反腐、边疆治理、军事格局、战后重建等维度的重要实践，既体现了盛唐的制度韧性与军事优势，也暴露了权力运行中的隐患，对理解唐代东亚霸权确立与边疆治理逻辑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政治：腐败权臣的倒台与皇权的微妙平衡

    

    李义府案是本年最具代表性的政治事件，其兴衰折射出高宗朝权力结构的特点：

    

    --腐败的典型性：李义府凭借“中宫（武则天）之势”专权卖官，甚至在皇帝当面警告时，不仅不认错反而质问“谁告陛下”，这种“恃宠而骄”的姿态，本质是早期“后权”与“相权”绑定后的膨胀。他为“厌狱气”聚敛钱财、居丧期间窥伺“灾眚”（暗含谋逆嫌疑），则触碰了皇权的核心底线——对统治秩序的潜在威胁。

    

    --皇权的惩戒与警示：高宗虽起初为李义府“掩覆”，但在其拒不悔改、罪证确凿后，果断下令彻查（还派司空李积监审，确保权威性），最终将其全家流放，“朝野莫不称庆”。这一处理既清除了腐败权臣，也向朝野传递了“即便是‘后党’，也不可逾越皇权红线”的信号，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官僚体系的秩序。

    

    --官僚监督的早期形态：右金吾仓曹参军杨行颖的告发、民间流传的“破铜山大贼李义府”露布，反映出当时既有基层官员对权贵的监督，也有民间舆论对腐败的批判，这种“上下联动”的监督模式，为唐朝后期监察制度的完善提供了实践参照。

    

    军事：东亚霸权确立与边疆防御的双重突破

    

    本年的两场关键军事行动——白江口之战、对吐蕃与吐谷浑冲突的应对，直接塑造了当时的东亚与西北边疆格局：

    

    --白江口之战：奠定东亚千年秩序基础

    

    这是唐朝与倭国（日本）首次大规模正面交锋，唐军的胜利具有决定性意义：

    

    战术与战略的胜利：刘仁轨力排众议，放弃“易攻但非核心”的加林城，直指百济巢穴周留城，体现“除恶务本”的战略眼光；水军与陆军协同，在白江口“四战皆捷”，焚毁倭船四百艘“烟炎灼天，海水皆赤”，彻底摧毁百济与倭国的抵抗力量。

    

    东亚格局的重塑：此战不仅彻底平定百济（百济王奔高丽，王子降唐），更让倭国意识到与唐朝的实力差距，此后数百年间，倭国转向“全面学习唐朝制度”（如大化改新），不再直接干预朝鲜半岛事务，唐朝由此确立了在东亚的主导地位。

    

    用人智慧的体现：刘仁轨信任百济降将黑齿常之、沙吒相如，不顾孙仁师“兽心不可信”的质疑，给予粮仗支持，最终靠其攻克任存城。这种“不拘一格用降将”的思路，既减少了唐军伤亡，也通过“以夷制夷”稳定了战后百济局势，是唐朝边疆治理的重要智慧。

    

    西北边疆：防御与调解并重的务实策略

    

    吐蕃与吐谷浑的冲突，暴露了唐朝西北边疆的新威胁：

    

    --唐朝的“中立”与“防御”：面对两国“各遣使上表论曲直、求援”，高宗“皆不许”，既避免卷入不必要的纷争，也保持了宗主国的中立权威；随后派郑仁泰屯兵凉、鄯二州，苏定方任“安集大使”，则是“以防代攻”的务实防御——既保护逃奔唐朝的吐谷浑可汗，也遏制吐蕃东扩，体现了唐朝对边疆“守而不冒进”的克制。

    

    --吐蕃崛起的预警：素和贵逃奔吐蕃后“具言吐谷浑虚实”，导致吐谷浑大败，这一细节暗示吐蕃已具备“情报战”意识，且实力足以挑战唐朝的藩属国；高宗后续“降玺书责让吐蕃”，虽暂时维持了体面，但也为后来唐朝与吐蕃的长期战争（如大非川之战）埋下伏笔。

    

    治理：战后重建的“唐化”实践与民生关怀

    

    刘仁轨在百济的战后治理，是唐朝“边疆教化”的经典案例，其措施极具系统性：

    

    --民生为本的重建逻辑：从“瘗骸骨”（掩埋尸体，防止瘟疫）到“籍户口”“理村聚”（恢复基层管理），从“补堤堰、复陂塘”（修复农业基础设施）到“课耕桑、赈贫乏”（恢复生产、救济弱势群体），每一步都紧扣“稳定秩序、恢复民生”的核心，避免了“征服后混乱”的常见问题。

    

    --文化认同的深度植入：“立唐社稷，颁正朔及庙讳”，本质是将唐朝的国家象征（社稷）、时间体系（正朔）、文化禁忌（庙讳）植入百济，通过“文化同化”巩固统治——这种“先民生后文化”的治理顺序，比单纯的军事压制更具长效性，也让百济“阖境各安其业”，为后续征讨高丽奠定了稳固的后方。

    

    --官员品格的示范意义：刘仁愿回朝后主动向高宗说明“奏事合宜皆刘仁轨所为”，刘仁轨则在被黜削（此前因兵败被贬）后仍尽忠职守，二人“推贤尽忠”的表现，被上官仪赞为“君子”，这不仅是个人品格的体现，更塑造了唐朝官僚体系中“以贤为先、以忠为本”的价值导向，是盛唐吏治清明的重要支撑。

    

    全局：内外格局的联动与民生考量

    

    本年的历史细节还反映出唐朝“全局治理”的意识：

    

    --民生与军事的平衡：高宗因“海东累岁用兵，百姓困于征调，士卒战溺死者甚众”，果断“罢三十六州所造船”，并派窦德玄等“分诣十道，问人疾苦，黜陟官吏”——这体现了唐朝统治者并非一味穷兵黩武，而是能意识到“军事扩张需兼顾民生承载力”，通过“停役、恤民、整官”缓解社会压力，是王朝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国际视野的延伸：史料末尾提及“大食击波斯、拂菻（东罗马），破之；南侵婆罗门，吞灭诸胡”，这一细节并非无关紧要——它表明唐朝的“国际视野”已覆盖中亚、西亚，大食（阿拉伯帝国）的崛起虽暂未直接威胁唐朝，但已成为唐朝认知中的“重要外部力量”，为后续唐朝与大食在中亚的交锋（如怛罗斯之战）埋下了历史伏笔。

    

    综上，龙朔三年既是唐朝“武功鼎盛”的一年（平定铁勒、百济，确立东亚霸权），也是“文治初显”的一年（反腐整官、边疆重建、民生关怀）。这一年的历史实践，既体现了盛唐的制度优势与军事自信，也暴露了权力斗争、边疆威胁等潜在问题，是理解唐高宗时期“承前启后”历史地位的关键切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