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徽六年（公元655年，乙卯年）

    

    春天正月壬申初一，皇上到昭陵祭拜；甲戌日，回到皇宫。

    

    己丑日，巂州道行军总管曹继叔在斜山打败了胡丛、显养、车鲁等蛮人部落，攻下了十多座城。

    

    庚寅日，封皇子李弘为代王，李贤为潞王。

    

    高丽联合百济、靺鞨一起出兵，侵犯新罗北部边境，占领了三十三座城；新罗王金春秋赶紧派使者来大唐求援。二月乙丑日，朝廷派营州都督程名振、左卫中郎将苏定方带兵去攻打高丽。

    

    夏天五月壬午日，程名振等人渡过辽水，高丽一看他们兵少，就打开城门，渡过贵端水迎战。程名振他们奋起反击，把高丽军队打得大败，斩杀和俘虏了一千多人，还焚烧了高丽城外的外城和周边村落，然后就撤兵了。

    

    癸未日，任命右屯卫大将军程知节为葱山道行军大总管，去讨伐西突厥的沙钵罗可汗。

    

    壬辰日，任命韩瑗为侍中，来济为中书令。

    

    六月，武昭仪诬陷王皇后和她母亲魏国夫人柳氏搞诅咒厌胜的巫术，皇上下令禁止王皇后的母亲柳氏进宫。秋天七月戊寅日，把吏部尚书柳奭贬为遂州刺史。柳奭走到扶风的时候，岐州长史于承素为了讨好上面，上奏说柳奭泄露宫廷机密，于是柳奭又被贬为荣州刺史。

    

    唐朝沿袭隋朝制度，后宫设有贵妃、淑妃、德妃、贤妃，这些妃子的品级都相当于一品官。皇上想特别设置一个宸妃的职位，让武昭仪来当，韩瑗、来济赶紧劝阻，说以前没这个先例，皇上这才打消了念头。

    

    中书舍人饶阳人李义府被长孙无忌讨厌，被贬为壁州司马。诏书还没送到门下省，李义府就偷偷知道了这事儿，赶紧向中书舍人幽州人王德俭请教办法。王德俭说：“皇上想立武昭仪为皇后，一直犹豫没决定，就是怕宰相们不同意。你要是能提议立武昭仪为后，那就能转祸为福啦。”李义府觉得有道理，当天就代替王德俭值夜班，他敲开宫门呈上奏章，请求废掉王皇后，立武昭仪为后，说这样能顺应大家的心意。皇上看了特别高兴，召见了李义府，跟他聊了聊，还赏赐给他一斗珍珠，让他继续留任原来的职位。武昭仪也偷偷派人去慰问勉励他，没过多久就破格提拔他为中书侍郎。这下，卫尉卿许敬宗、御义大夫崔义玄、中丞袁公瑜都暗地里向武昭仪表忠心了。乙酉日，任命侍中崔敦礼为中书令。

    

    八月，尚药奉御蒋孝璋被特别设置为员外官，但享受正员待遇。这种员外官享受正员待遇的情况，就是从蒋孝璋开始的。

    

    长安令裴行俭听说皇上要立武昭仪为皇后，觉得国家的大祸就要从这儿开始了，就和长孙无忌、褚遂良私下讨论这事儿。袁公瑜知道后，赶紧告诉了武昭仪的母亲杨氏，裴行俭因此获罪，被贬为西州都督府长史。裴行俭是裴仁基的儿子。

    

    九月戊辰日，任命许敬宗为礼部尚书。

    

    有一天退朝后，皇上把长孙无忌、李积、于志宁、褚遂良召进内殿。褚遂良说：“今天召见我们，多半是为了皇后的事儿。皇上要是主意已定，反对的人肯定没好果子吃。太尉您是皇上的亲舅舅，司空是开国功臣，不能让皇上落下杀舅舅和功臣的名声。我褚遂良出身普通，没什么战功，能有今天的地位，还受了先帝的托孤之重。要是不拼死相争，以后怎么去见先帝啊！”李积借口生病没去。长孙无忌等人到了内殿，皇上看着长孙无忌说：“皇后没孩子，武昭仪有孩子，我现在想立武昭仪为皇后，你们觉得咋样？”褚遂良回答说：“皇后出身名门，是先帝给陛下娶的。先帝临死的时候，拉着陛下的手对我说：‘我这好儿子、好媳妇，现在就托付给你了。’这话陛下您也听到了，言犹在耳啊。皇后又没听说有啥过错，怎么能轻易废掉呢！我不敢顺从陛下您，违背先帝的遗命！”皇上听了不高兴，就散了。第二天又提起这事儿，褚遂良说：“陛下要是一定要换皇后，恳请您精心挑选天下的名门大族女子，为啥非得是武氏呢！武氏曾经侍奉过先帝，这大家都知道，天下人的眼睛可瞒不住啊。以后千秋万代，别人会怎么说陛下您呢！希望陛下您三思啊！我今天违抗了陛下，罪该万死！”说完就把上朝用的笏板放在殿阶上，解开头巾磕头，都磕得流血了，说：“把笏板还给陛下，恳请放我回老家种地。”皇上气得要命，让人把他拉出去。武昭仪在帘子后面大声说：“怎么不打死这个老东西！”长孙无忌说：“褚遂良受先朝的托孤之命，就算有罪也不能用刑！”于志宁吓得不敢说话。

    

    韩瑗找机会向皇上奏事，哭着拼命劝阻，皇上根本不听。第二天又去劝，哭得那叫一个伤心，皇上还是让人把他拉出去了。韩瑗又上奏疏劝阻说：“普通老百姓娶媳妇，还得挑挑拣拣呢，何况是天子选皇后！皇后母仪天下，国家的好坏跟她关系重大。就像嫫母辅佐黄帝成就大业，妲己却让殷王亡国。《诗经》里说：‘强盛的周朝，因为褒姒而灭亡。’每次看到这些历史，我都忍不住叹息，没想到今天圣明的时代也会出现这种事。做事要是不遵循礼法，后世子孙会怎么看呢！希望陛下仔细考虑，别被后人笑话！要是我的话对国家有益，就算把我剁成肉酱，也是我分内之事！以前吴王不听伍子胥的话，最后吴国灭亡，姑苏台都成了麋鹿出没的地方。我担心这样下去，天下人会对朝廷失望，皇宫里都会长满荆棘，祖宗的宗庙都没人祭祀，这日子恐怕不远了！”来济也上奏疏劝阻说：“帝王立皇后，要效仿天地乾坤的法则，一定要挑选知书达理、名门出身、温柔贤淑的女子，这样才能符合天下人的期望，顺应神灵的心意。所以周文王造船去迎接太姒，才有了《关雎》里歌颂的美好教化，百姓都得到福泽；汉成帝放纵自己，把婢女立为皇后，结果皇统断绝，国家灭亡。周朝兴盛是那样，汉朝的灾祸又是这样，希望陛下明察啊！”皇上对这些劝谏都没当回事。

    

    过了几天，李积进宫拜见皇上，皇上问他：“我想立武昭仪为皇后，褚遂良坚决反对，他是托孤大臣，这事儿难道就这么算了？”李积回答说：“这是陛下您的家事，干嘛还要问外人呢！”皇上听了这话，就下定决心了。许敬宗在朝堂上公开宣扬说：“一个种地的老头多收了十斛麦子，还想换个老婆呢；何况天子想立个皇后，关别人什么事，还乱提反对意见！”武昭仪让身边人把这话传给皇上。庚午日，把褚遂良贬为潭州都督。

    

    “内核解读”

    

    永徽六年（公元655年），唐朝皇权博弈与政治格局的转折点，看似是“废王立武”的后宫之争，实则是一场牵动皇权、贵族、礼教与官僚集团的深层政治博弈——它既是唐高宗李治强化皇权的“破冰之战”，也是武则天跻身权力核心的关键一步，更悄然改写了唐朝初年“关陇集团主导朝政”的既定格局。

    

    对外军事：边疆维稳的“常规操作”，为内争铺路

    

    这一年的对外战事，本质是唐朝“守边拓土”国策的延续，却也为高宗处理内部矛盾提供了稳定的外部环境：

    

    --曹继叔破蛮、程名振击高丽，规模虽不算惊天动地，却体现了唐朝对边疆的掌控力——程名振“兵少而胜”，既显唐军战斗力，也压下了高丽、百济联合侵新罗的气焰，避免了东北边疆失控；

    

    --任命程知节讨西突厥，则是延续太宗以来对西域的经营，防止西突厥势力反扑，保障丝绸之路的畅通。

    

    这些战事没有引发大规模动荡，反而让高宗在“天子守土”的名义下积累了政治威望，为他后续突破大臣掣肘、推动“废王立武”减少了“外患未平”的借口。

    

    “废王立武”：不是后宫争宠，是皇权与贵族的正面交锋

    

    全年最核心的“废王立武”之争，表面是“王后无子、武昭仪有子”的子嗣问题，实则是皇权与关陇贵族集团的权力拉锯，每一步都藏着明确的政治逻辑：

    

    --武则天的“政治突围”：从“受害者”到“操盘手。武则天并非被动等待高宗册封，而是主动布局。先以“厌胜”罪名诬陷王后及其母柳氏，既打击王后的亲属势力（柳奭是吏部尚书，属关陇集团外围），又借“巫蛊”这一皇权最忌讳的罪名，让王后失去道德合法性。精准拉拢“失意官员”：李义府因被长孙无忌打压将遭贬，武则天通过王德俭传递信号，让李义府率先上表“请废王立武”，随后亲自“密遣使劳勉”，将其打造成“自己人”。许敬宗、崔义玄等投机官员见状跟进，迅速形成支持自己的官僚集团——这招“借失意者破局”，既避开了关陇集团的正面阻拦，又为高宗提供了“民意支持”的借口。

    

    --反对派的“困局”：守着“礼教”，输了“皇权”

    

    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瑗、来济的反对，看似是“坚守先帝遗命与礼教”，实则是关陇集团不愿放弃对皇权的制衡：

    

    他们的核心理由始终是“皇后名家（太原王氏，关陇集团联姻对象）、先帝所娶”“武氏经事先帝，不可为后”——前者是维护关陇集团的“联姻政治传统”（王后背后是关陇势力），后者是拿“礼教污点”否定武则天的合法性；

    

    但他们的逻辑有个致命漏洞：把“立后”绑定“社稷安危”，试图以“大臣辅政”的名义干涉皇权。褚遂良“还笏叩头”的激烈反抗，看似悲壮，却强化了“大臣要挟皇权”的观感，反而让高宗更加警惕关陇集团的控制力。

    

    --李积的“关键一票”：一句话打破僵局，暴露博弈本质。李积以“称疾不入”回避前期争论，最终一句“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堪称整场博弈的“破局点”。这句话看似“中立”，实则精准击中了反对派的软肋——此前长孙无忌等人以“社稷”“先帝”为借口阻拦，本质是将“立后”从“皇权范畴”拉到“朝政范畴”，从而实现对高宗的牵制；而李积将其归为“家事”，等于承认“皇权可自主决定后宫事务”，否定了大臣“以社稷之名干涉”的合理性；

    

    李积的选择并非偶然：他虽为开国功臣，但不属于关陇集团核心，更看重“皇权稳定”而非“贵族利益”。他的表态，既让高宗有了“绕过大臣、乾纲独断”的理由，也暗示了军方对“皇权自主”的支持——至此，“废王立武”的阻力从“制度性反对”变成了“个别大臣的道德抗议”。

    

    权力洗牌：政治选择决定命运，格局悄然转向

    

    这一年的人事变动，早已不是“对错”问题，而是“站边”问题——不同选择直接决定了官员的命运，也预示着唐朝政治格局的转向：

    

    --坚守“旧秩序”者失势：褚遂良因“死谏”被贬潭州，柳奭因是王后舅舅连遭贬斥（还被人“希旨奏劾”落井下石），裴行俭只因私下议论就被贬西州——这些人代表的“关陇集团+礼教坚守者”，从此逐渐退出核心权力层；

    

    --拥抱“新皇权”者上位：李义府从“将贬司马”一跃成为中书侍郎，许敬宗升任礼部尚书——这些“非关陇出身”的投机者，实则是高宗为打破贵族垄断、扩大用人权而扶持的力量；

    

    --官制细节藏深意：“员外同正”从蒋孝璋开始设置，看似是个小官制调整，实则是高宗突破“三省六部既定编制”、自主任命亲信的尝试——通过增设新职位，他能绕过贵族掌控的“正员”选拔体系，悄悄扩大皇权的用人范围。

    

    这一年的“历史分量”：不止是“武则天封后”

    

    永徽六年不是孤立的“后宫事件”，而是唐朝历史的“分水岭”：

    

    --皇权从“被制衡”到“再集中”：高宗借“废王立武”，成功打击了长孙无忌主导的关陇集团，结束了“太宗遗臣把控朝政”的局面，将权力重新收归皇帝手中——他并非“懦弱帝王”，而是借“家事”破“国事”的务实统治者；

    

    --政治逻辑从“贵族本位”到“皇权本位”：此前唐朝的核心权力始终绕不开关陇集团（从李渊、李世民到长孙无忌），而这一年后，“是否忠于皇权”逐渐取代“是否出身名门”，成为官员晋升的核心标准，为后来科举出身者崛起、武则天“破格用人”埋下伏笔；

    

    --武则天的“权力奠基”：这一年的博弈让武则天从“后宫妃嫔”变成“皇权盟友”——她不仅获得了“皇后”的身份，更通过拉拢李义府、许敬宗，建立了自己的第一个政治班底，为后续“垂帘听政”乃至称帝积累了资本。

    

    简言之，永徽六年的每一件事——无论是边疆战事、官员升降，还是“废王立武”的争论——都指向同一个方向：唐朝正在从“贵族共治”的初唐模式，转向“皇权独尊”的中唐模式。而这场转型的“引爆点”，恰是看似不起眼的“立后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