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纪十四，起自公元645年（乙巳年）六月，止于公元648年（戊申年）三月，共二年十个月。

    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乙巳年）

    六月丁酉日，李世积攻打白岩城西南面，皇上亲临城西北面。白岩城城主孙代音偷偷派亲信来请求投降，来到皇上跟前，还扔了刀斧作为信物，说：“我愿意投降，但城里有些人不愿意。”皇上把唐军的旗帜交给使者，说：“要是真决定投降，就把这旗帜插在城墙上。”孙代音插上旗帜，城里的人以为唐军已经登上城墙，就都跟着投降了。

    皇上攻克辽东的时候，白岩城本来已经请求投降，可后来又反悔了。皇上对他们这种反复无常的行为很生气，就对军中下令说：“要是攻下城，城里的人和财物都赏给战士们。”李世积看到皇上要接受白岩城投降，就带着几十名披甲的士兵来请求说：“士兵们之所以不顾生死，冒着箭石往前冲，就是贪图能缴获战利品。现在城马上就要攻下来了，为啥又接受他们投降，这不是让战士们寒心嘛！”皇上赶紧下马道歉说：“将军说得对。但要是放纵士兵杀人，抢夺他们的妻子儿女，我实在不忍心。将军部下有功劳的，我用国库的财物赏赐他们，算是通过将军的面子，赎下这座城吧。”李世积这才退下。白岩城投降后，城中有男女一万多人，皇上在水边设了帐篷接受他们投降，还赐给他们食物，八十岁以上的人，根据情况赏赐不同数量的丝绸。在白岩城的其他城的士兵，皇上都好好安抚，给他们粮食和兵器，让他们想去哪就去哪。

    在这之前，辽东城长史被部下杀了，他的省事带着长史的妻子儿女逃到白岩城。皇上觉得他挺仗义，就赐给他五匹丝绸，还为长史做了灵车，让他送回平壤。皇上把白岩城设为岩州，任命孙代音为刺史。契苾何力伤势严重，皇上亲自给他敷药。后来抓到刺伤契苾何力的高突勃，交给契苾何力，让他亲手杀了高突勃。契苾何力上奏说：“他为了自己的君主，冒着危险来刺我，是个忠勇的人。我和他之前根本不认识，也没有仇。”于是就放了高突勃。

    当初，莫离支派加尸城的七百人驻守盖牟城，被李世积全部俘虏。这些人请求参军，为唐军效力。皇上说：“你们的家人都在加尸城，你们要是为我打仗，莫离支肯定会杀了你们的妻子儿女。为了得到你们几个人的力量，却毁了你们的家庭，我不忍心这么做。”戊戌日，皇上给他们发了粮食，赏赐了些东西，然后把他们都打发走了。

    己亥日，把盖牟城设为盖州。

    丁未日，皇上的车驾从辽东出发，丙辰日，到达安市城，接着就进兵攻打。丁巳日，高丽北部耨萨延寿、惠真率领高丽和靺鞨的十五万大军来救援安市。皇上对身边大臣说：“现在给延寿出主意，有三条计策：第一条，带兵直接向前，和安市城连起来筑营垒，占据高山的险要地势，吃城里的粮食，再让靺鞨人抢咱们的牛马，这样咱们一时半会儿攻不下城，想回去又被泥沼阻挡，这是上策；第二条，带着城里的人趁夜逃跑，这是中策；第三条，不衡量自己的本事，直接来和咱们交战，这是下策。你们看着吧，他们肯定会选下策，活捉他们对我来说那是十拿九稳。”

    高丽有个对卢，年纪大，见识多，他对延寿说：“秦王在国内平定了各路豪杰，对外让戎狄都臣服，独自称帝，这是天生的人才啊。现在他带着全国的兵力打过来，咱们可抵挡不住。我觉得咱们不如按兵不动，拖他个天长日久，再派奇兵切断他们运粮的道路。等他们粮食吃完，想打打不了，想回又回不去，咱们就能赢了。”延寿没听他的，带兵直接前进，到了离安市城四十里的地方。皇上还怕他们犹豫不来，就命令左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带着一千突厥骑兵去引诱他们。刚一交战，突厥骑兵就假装逃跑。高丽人互相说：“唐军好对付啊！”就争着追上来，一直追到安市城东南八里的地方，靠着山摆开阵势。

    皇上把各位将领都召集起来问计策，长孙无忌回答说：“我听说临到打仗前，一定要先看看士兵们的士气。我刚才路过各个军营，看到士兵们听说高丽军队来了，都拔刀系旗，脸上喜气洋洋的，这可是必胜之军啊。陛下您不到二十岁就亲自带兵打仗，凡是出奇制胜的策略，都是陛下您谋划的，将领们不过是按您的计划执行罢了。今天这事儿，还请陛下您指挥。”皇上笑着说：“你们都这么谦让，那我就给大家谋划谋划。”于是就和长孙无忌等人带着几百骑兵登上高处观察，看看哪里适合设伏，哪里是敌军进出的地方。高丽和靺鞨的军队合在一起摆开阵势，长达四十里。江夏王李道宗说：“高丽把全国兵力都拉来抵抗咱们，平壤的防守肯定薄弱。希望陛下给我五千精兵，我去端了他们的老窝，那这几十万敌军不战就会投降。”皇上没回应，而是派使者去骗延寿说：“我是因为你们国家权臣杀了君主，所以来问罪。至于打仗，不是我的本意。我进入你们境内，粮草供应不上，所以才拿下几座城。等你们国家遵守臣子的礼节，失去的城肯定会还给你们。”延寿相信了，就不再防备。

    晚上，皇上召集文武官员商量战事，命令李世积带一万五千步兵和骑兵在西岭摆开阵势；长孙无忌带一万一千精兵作为奇兵，从山北的狭谷绕过去冲击敌军后方。皇上亲自带领四千步兵和骑兵，带着鼓角，放倒旗帜，登上北山，命令各军听到鼓角声就一起冲出去奋勇杀敌。还让有关部门在朝堂旁边搭起接受投降的帐篷。戊午日，延寿等人只看到李世积摆好阵势，就整顿军队准备迎战。皇上看到长孙无忌那边军队扬起的尘土，就下令敲响鼓角，举起旗帜，各军擂鼓呐喊着一起冲上去。延寿等人吓坏了，想分兵抵抗，可他们的阵势已经乱了。正好这时雷电交加，龙门人薛仁贵穿着特别的衣服，大喊着冲入敌阵，所向披靡。高丽军队纷纷败退，大军乘胜追击，高丽军队大败，被斩首两万多级。皇上看到薛仁贵，召见了他，任命他为游击将军。薛仁贵是薛安都的六世孙，名礼，以字行世。

    延寿等人带着剩下的人靠着山坚守，皇上命令各军把他们包围起来，长孙无忌把所有桥梁都拆了，断了他们的退路。己未日，延寿、惠真带着三万六千八百人来请求投降，他们走进军门，跪着用膝盖前行，趴在地上请求饶命。皇上对他们说：“你们这些东夷年轻人，在海边闹事，要说冲锋陷阵、决胜千里，确实比不上老年人。从今往后，还敢和天子打仗吗？”他们都趴在地上，吓得说不出话。皇上挑选了耨萨以下的酋长三千五百人，给他们封了官职，把他们迁到内地，其余的人都放了，让他们回平壤。这些人都双手举过头顶，用额头碰地，欢呼声几十里外都能听到。唐军还俘虏了三千三百名靺鞨人，把他们都活埋了。缴获五万匹马，五万头牛，一万领铁甲，其他器械也差不多这么多。这一战让高丽全国都吓坏了，后面的黄城、银城的人都弃城逃走，几百里内都没人烟了。

    皇上派人快马送信给太子，还写信给高士廉等人说：“我这当将领的水平咋样？”还把自己亲临的山改名叫驻骅山。

    秋天七月辛未日，皇上把营地迁到安市城的东岭。己卯日，皇上下诏把战死士兵的尸体做好标记，等军队回去的时候一起带回去。戊子日，任命高延寿为鸿胪卿，高惠真为司农卿。

    张亮的军队路过建安城下，营垒还没修好，很多士兵出去砍柴放牧。高丽军队突然杀过来，军中一片惊慌。张亮平时胆小，这时候却坐在胡床上，直愣愣地看着，一句话也不说。将士们看到他这样，反倒觉得他很勇敢。总管张金树等人击鼓整顿军队攻击高丽，把他们打败了。

    “内核解读”

    这段史料堪称唐太宗李世民“帝王术”与“战争伦理”的生动切片，既展现了冷兵器时代顶级政治家的谋略与格局，也折射出封建战争的残酷性与时代局限性，核心可从三个维度解读：

    “仁政”与“军功”的平衡：超越征服者的格局

    李世民在白岩城事件中的决策，打破了“胜者掠夺”的战争惯性。最初因城主反复而许诺“以人、物赏战士”，是为激励军心的常规操作；但当他意识到“纵兵杀人而虏其妻孥”的残酷性时，选择以“国库财物代偿将士”，既保全了万余平民性命，又未寒战士之心——这种“不拿百姓当战利品”的意识，在中世纪征服者中极为罕见。

    更具人文关怀的是对加尸城戍兵的处理：面对“愿从军自效”的降兵，他拒绝的理由并非不信任，而是“得一人之力而灭一家”的不忍，最终“廪赐遣之”。这种将“个体家庭伦理”纳入战争决策的考量，本质是通过“共情式治理”减少抵抗、争取民心，比单纯的军事镇压更能瓦解敌方根基，也暗合了贞观朝“以民为本”的治国逻辑。

    军事谋略：“预判-诱敌-合围”的教科书级操作

    李世民对高丽援军的“三策预判”，精准抓住了对手的认知短板：他深知延寿等将领既渴望建功、又低估唐军实力，必然选择“不度智能，来与吾战”的下策。后续战术部署更显章法：

    --诱敌：派阿史那社尔率突厥骑兵“伪走”，故意示弱让高丽军产生“易与耳”的误判，实则诱敌至预设战场；

    --合围：令李世积正面列阵、长孙无忌奇兵绕后、自身登山指挥，形成“前后夹击+居高临下”的闭环，甚至提前搭建“受降幕”，足见其对战局的绝对掌控；

    --借势：利用雷电天气与薛仁贵“着奇服、大呼陷阵”的冲锋，瞬间击溃敌军心理防线——这种“天时+人力”的结合，尽显军事家的敏锐与果决。

    而长孙无忌“观士卒之情”的细节，也侧面反映了唐军的士气：士兵闻敌而“拔刀结旆，喜形于色”，本质是贞观朝“军功授爵”制度与“征伐正义性宣传”（以“高丽强臣弑主”为名问罪）的成效，让士兵相信战争非为掠夺，而是“替天行道”。

    人才观与价值观：“忠义优先”的统治智慧

    这段史料里的几个人物细节，藏着李世民维系统治的核心逻辑：

    -对薛仁贵：仅凭“陷阵无敌”的一战表现，便当场召见拜官，体现“不拘出身、唯才是举”的用人风格——这也是贞观朝人才辈出的关键；

    --对契苾何力：支持其放过“刺己者高突勃”，认可“为其主冒刃”的忠勇，实则是向全军传递“忠义不分敌我”的价值观，用对手的“忠”教化己方将士；

    --对长史省事：因“奉主妻奔白岩”的义气而赐帛造灵舆，是对“臣节”的公开表彰，通过具体案例塑造社会伦理标杆。

    时代局限：无法回避的战争残酷性

    史料中“收靺鞨三千三百人，悉坑之”的记载，是封建战争残酷性的直接体现。李世民对高丽降兵“纵之还平壤”，是出于“瓦解其国人心”的政治考量；但对靺鞨人“尽坑之”，则因靺鞨是高丽的“帮凶”，且其部落战力强、难以驯服——这种“区别对待”的残酷，本质是“政治利益优先于生命伦理”的时代必然，也提醒我们：贞观之治的“仁”，始终局限于“统治需要”的框架内。

    综上，这段史料中的李世民，既是运筹帷幄的军事家、懂得“以仁化敌”的政治家，也是受时代制约的封建君主。他的决策逻辑，至今仍能为“武力与怀柔的平衡”“战略预判与执行”提供历史镜鉴——而其局限性，也让我们更清晰地看到“仁政”在封建制度下的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