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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288章 汉纪四十四 孝顺皇帝下
    汉纪四十四,从公元134年(甲戌年)到公元145年(乙酉年),一共十二年。

    阳嘉三年(公元134年,甲戌年)

    夏天四月,车师后部的司马带着后王加特奴等人,在阊吾陆谷对北匈奴来了个突然袭击,把北匈奴打得那叫一个惨,还抓住了单于的老妈。

    五月戊戌日,因为春夏连着干旱,皇帝下诏大赦天下。皇帝自己跑到德阳殿东厢,露天坐着求雨。他觉得尚书周举学问特别好,就专门问他应对办法。周举回答说:“我听说要是阴阳隔绝了,那两种气就不通畅啦。陛下您现在没照着汉文帝、光武帝的方法干,反而学起了秦朝那种奢侈放纵的做派,皇宫里宫女一堆,都憋出怨气了,外面又有好多单身汉娶不上媳妇。干旱都这么多年了,也没见陛下您改正错误有啥实际行动,您光自己在这风吹日晒求雨,根本没用啊。陛下您就爱搞些花架子,不抓实际,这就好比爬到树上去找鱼,倒退着走还想往前进。您真该讲诚信、改革政事,推崇正道、改变错误想法,把后宫里皇上没宠幸过的宫女放出去,把太官那些奢侈吃喝的花费也省省。《易传》里说:‘要是阳气被迷惑,上天很快就会有反应。’陛下您可长点心,好好琢磨琢磨吧!”皇帝又把周举叫来,当面问他朝政的得失,周举说“得小心选官,除掉那些贪污的,离谄媚奸邪的人远点。”皇帝问:“哪些官员贪污、奸邪啊?”周举回答:“我从下面的州一下子被调到朝廷管机密,还不太能分清大臣们谁好谁坏。不过,经常直言进谏的公卿大臣,那就是忠诚的;只会阿谀奉承、迎合别人的,就是奸邪的。”

    太史令张衡也给皇帝上奏章说:“前年京城地震,地都裂了。地裂,说明权威分散了;地震,那是老百姓被惊扰了。我就怕陛下您处理国事处理烦了,做决策不能自己说了算,舍不得割舍恩情,和别人一起分享权威。权威可不能分,德政也不能和别人一起管。希望陛下您想想怎么按照古代的规矩来,别让刑罚和赏赐这些大权不从您手里出,这样才能让老天爷满意,灾祸也就不会来了。”张衡还觉得东汉中兴以后,儒生们都争着学《图纬》这东西,就又上奏章说:“《春秋元命包》里提到公输班和墨翟,那都是战国时候的事儿了;还说另外有益州,可益州是汉朝才设置的。而且刘向父子负责整理宫廷藏书,审定九流学说,那时候也没有《谶录》这本书。所以能看出来《图谶》是在汉哀帝、汉平帝的时候编造出来的,都是些虚伪的家伙为了在世上捞好处、骗世人的,骗术太明显了,可居然没人去纠正禁止。再说律历、卦候、九宫、风角这些学问,经常能验证有效,可大家都不愿意学,反而争着宣扬那些没法验证的书,这就好比画工不喜欢画狗画马,就爱画鬼怪,因为真实的东西不好画,虚假的东西能随便编啊!应该把《图谶》都收起来,彻底禁止,这样就能分清好坏,典籍也不会被弄脏了!”

    秋天七月,钟羌的良封等人又来侵犯陇西、汉阳。皇帝下诏任命以前的校尉马贤为谒者,去安抚各个部族。冬天十月,护羌校尉马续派兵攻打良封,把他打败了。

    十一月壬寅日,司徒刘崎、司空孔扶被免职,这是听了周举的建议。乙巳日,任命大司农黄尚当司徒,光禄勋河东人王卓当司空。

    耿贵人老是为耿氏家族求情,皇帝就封耿宝的儿子耿箕为牟平侯。

    阳嘉四年(公元135年,乙亥年)

    春天,北匈奴的呼衍王来侵犯车师后部。皇帝让敦煌太守派兵去救,结果没打赢。

    二月丙子日,开始允许宦官可以让养子继承爵位。当初,皇帝能重新登基,宦官出了不少力,所以宦官很受宠,还能掺和政事。御史张纲就上书说:“我看汉文帝、汉明帝那时候,道德教化搞得特别好,宫里的常侍也就俩人,给亲近宠幸的人的赏赐,也就几金,他们节省开支、重视百姓,所以老百姓生活都挺富足。可最近这些年,一些没功劳的小屁孩都有官爵,这可不是爱护百姓、重视国家权力、顺应天道的做法啊。”奏章交上去,皇帝根本不理会。张纲是张皓的儿子。

    这一年又赶上旱灾。

    谒者马贤去攻打钟羌,把钟羌打得大败。

    夏天四月甲子日,太尉施延被免职。戊寅日,任命执金吾梁商为大将军,以前的太尉庞参又当上了太尉。梁商称病在家快一年了,皇帝派太常桓焉拿着任命书到他家去任命,梁商这才到朝廷接受任命。梁商年轻的时候就精通经传,为人谦虚,喜欢结交有本事的人,他招来汉阳的巨览、上党陈龟做自己的属官,李固当从事中郎,杨伦当长史。李固觉得梁商这人性格太软,就知道自保,不能好好整顿裁决事务,就给梁商写了封信说:“这几年,老是出现灾异现象。孔子说:‘聪明的人看到变化就琢磨本质,愚蠢的人看到怪异就避讳不谈。’老天爷可不会偏袒谁,真得敬畏啊。要是能把国家纲纪整顿好,推行正道,树立忠诚,您就能像伯成一样牛,留下不朽的好名声,这哪是那些只知道贪图荣华富贵的外戚能比的呢!”梁商没听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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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天闰八月丁亥初一,发生日食。

    冬天十月,乌桓来侵犯云中,度辽将军耿晔去追击,没打过。十一月,乌桓把耿晔围困在兰池城;朝廷派兵几千人去救,乌桓才退走。

    十二月甲寅日,京城又地震了。

    永和元年(公元136年,丙子年)

    春天正月己巳日,改年号,大赦天下。

    冬天十月丁亥日,承福殿着火了。

    十一月丙子日,太尉庞参被罢免。

    十二月,象林的蛮夷造反了。

    乙巳日,任命以前的司空王龚为太尉。

    王龚特别痛恨宦官专权,就上书跟皇帝详细说了宦官的那些事儿。那些宦官就指使门客诬陷王龚有罪;皇帝让王龚赶紧自己说清楚。李固给梁商写信说:“王公坚守忠贞的节操,却被那些说坏话的小人陷害,大家听说这事儿,没有不叹息害怕的。三公地位那么尊贵,哪有到公堂去申诉冤屈的道理,稍微有点感慨,可能就选择自杀了,所以按照以前的规矩,没有大罪,不会被严厉审问。要是王公真出了意外,那朝廷就会背上迫害贤能的名声,大臣们也显得没有救护的情义了!俗话说:‘好人有难,救人急得顾不上吃饭。’现在就是这种时候啊!”梁商马上把这话告诉了皇帝,这事儿才算了。

    这一年,任命执金吾梁冀当河南尹。梁冀这人特爱喝酒,整天游手好闲、肆意放纵,当官后经常干些违法乱纪的事儿。他爹梁商亲近的门客洛阳令吕放把这事告诉了梁商,梁商就责备梁冀。梁冀派人在路上把吕放给杀了,又怕梁商知道,就假装怀疑是吕放的仇人干的,请求让吕放的弟弟吕禹当洛阳令,让他去抓仇人;结果把吕放的宗族、亲戚、宾客一百多人全杀光了。

    武陵太守上书,说蛮夷都归顺了,可以像对汉人一样,增加他们的租赋。讨论这事儿的人都觉得行。尚书令虞诩说:“自古以来的圣王,都不把风俗不一样的人当成普通臣民对待。先帝定下的旧规矩,蛮夷贡税该交多少,那是由来已久的;现在突然增加,他们肯定会怨恨反叛。算一算增加税收得到的,还抵不上因此产生的麻烦,以后肯定得后悔。”皇帝不听他的。澧中、漊中的蛮夷果然因为贡布和以前约定的不一样而闹事,然后杀了乡吏,整个部族都造反了。

    评论

    阳嘉三年至永和元年的历史片段,如同一出逐渐失控的舞台剧,皇权的摇摆、权贵的跋扈、士大夫的挣扎与边疆的动荡交织上演,清晰地勾勒出东汉王朝由衰转颓的轨迹。这段时间里,制度的裂缝不断扩大,而试图填补裂缝的努力,最终都在既得利益的礁石上撞得粉碎。

    天灾背后的政治隐喻:从“请雨”到“讳疾”的治理迷失

    这三年间,旱情、地震、火灾等灾异频发,在“天人感应”思想主导的时代,这被视为上天对朝政的警示。但东汉朝廷的应对,始终停留在“表演式救灾”的层面。

    阳嘉三年春夏连旱,汉顺帝“露坐德阳殿东厢请雨”,看似姿态虔诚,却被尚书周举直指“徒劳”。周举尖锐指出,旱灾的根源是皇帝背离文帝、光武的节俭传统,沉迷“亡秦奢侈之欲”——“内积怨女,外有旷夫”,后宫充盈却让百姓嫁娶失时,国库耗费于“太官重膳”却忽视民生。他痛斥这种“务其华而不寻其实”的行为如同“缘木求鱼”,呼吁皇帝“出后宫不御之女,除太官重膳之费”,以实际改革回应天谴。然而,皇帝的反应仅是“复召举面问得失”,却无实质行动,暴露了其对“改政”的敷衍。

    太史令张衡则从权力结构解读灾异:前年京师地震“土裂”象征“威分”(皇权被外戚、宦官分割),“震者民扰”暗示百姓因权力失控而不安。他警告“威不可分,德不可共”,直指皇帝因“恩不忍割”让渡权柄,才引来天怒。更可贵的是,他戳破了当时盛行的“图谶”迷信——这类预言书多成于哀、平之际,是“虚伪之徒以要世取资”的工具(如《春秋元命包》记载战国的公输班、墨翟,却提及汉代才设置的益州,漏洞百出)。张衡呼吁“收藏《图谶》,一禁绝之”,试图以理性对抗荒诞,却同样石沉大海。

    灾异本是推动改革的契机,但东汉朝廷的应对始终是“避实就虚”:宁愿露坐请雨、祭祀祷告,也不愿触碰外戚专权、宦官干政的核心问题。这种“讳疾忌医”的态度,让天灾从“警示”变成了“嘲讽”,加速了民心的流失。

    权贵专权的合法化:宦官与外戚的“双恶垄断”

    这段时间最致命的变化,是宦官与外戚的权力突破了最后的制度约束,形成对朝政的“双恶垄断”。

    宦官势力的世袭化:阳嘉四年,朝廷“初听中官得以养子袭爵”,这一政策彻底打破了“非有功不侯”的祖制。宦官本是皇帝的家奴,却通过“养子袭爵”实现权力传承,等于为其势力扩张发放了“合法通行证”。御史张纲上书痛斥:“文、明二帝时,中官常侍不过两人,赏赐仅数金,故家给人足;今无功小人皆有官爵,违天逆道!”但谏言“不省”,足见宦官集团已牢牢掌控话语权——他们是顺帝复位的“功臣”,皇帝对其“有宠”甚至“参与政事”,形成了“宦官专权合法化”的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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