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在俾斯麦选择了直接表态，反对恢复内部关税。这才让误会解除，普鲁士明牌反对之后，奥地利帝国便没理由继续观望。

    

    真要是继续观望反而会给人一种错觉，是奥地利帝国想要分裂整个邦联，那问题可就大条了。

    

    其实单就反分裂的问题上，普鲁士和奥地利帝国的利益一致，俾斯麦不想在这种事情上和奥地利发生直接冲突。

    

    强硬并不代表蛮横。

    

    在德意志邦联内奥地利和普鲁士同时反对同一件事情，那件事情便没有可能通过。

    

    而且德意志关税同盟这些年来给各邦国带来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最直接的好处就是收入增加，这一点各国的财政报表可以作证。

    

    同时也降低了行政成本和商业成本，过去每个国家为了收税都会在本国的土地上设置重重壁垒。

    

    同样商人也不需要挨个打点关卡、办理复杂的通过文书，这让运输的时效性大大增加。

    

    此外关税同盟也让环德意志的交通网络形成，否则各邦如果都像过去一样对边境严防死守的话，那么发展根本就无从谈起。

    

    不过关税同盟最主要的作用还是保护，它在德意志地区经济最脆弱时候保护了各邦国免受英法等强势经济实体的侵害。

    

    然而这一点其实已经被淡化了，毕竟没发生过的事情，没人会当真。

    

    但不管怎么说德意志关税同盟对于几乎所有成员国来说都是利大于弊，所以真心想要分离的只占极少数，更多的只是一种应激的防御反应。

    

    再加上邦联内两个大国的明确反对，事情自然也就不了了之了。

    

    柏林，一家不大的私人沙龙之中，整个普鲁士最有权势的工厂主和资本家都聚在此处。

    

    “奥地利人疯了！他们又想要搞国民议会那一套，他们不知道国民议会是因为什么被解散吗？”

    

    这些话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因为当初解散国民议会的其实是奥地利帝国，而且哪怕是国民议会也觉得这部法律太过激进。

    

    “奥地利人可没那么好对付。不过我们已经给工人建立了宿舍、食堂，甚至是医院。他们没资格来对我们指手画脚。”

    

    说这话的人正是阿尔弗雷德·克虏伯，虽然克虏伯钢铁面临的竞争压力变大，甚至很多原本的拳头产品都已黯然无光。

    

    但德意志地区的市场也比历史上扩大了数倍，克虏伯钢铁更是普鲁士王国的重点补贴对象。

    

    克虏伯的规模非但没有减小，反而还比历史上壮大了不少。阿尔弗雷德·克虏伯的行为看上去似乎无可指摘，但他的所作所为可没有那么简单。

    

    没办法简单将其归为好人，又或者是一个伪善者，一个控制论者。但克虏伯的最终目的确实是为了更高的收益和更好地控制。

    

    那些福利好，但很有限。

    

    并且有极其严格的规定，甚至你在旅游的时候导游还会骄傲地跟你说一句工人在住宅中的物品摆放，在院子里种什么植物，什么时候种都有严格规定，甚至在吹嘘克虏伯的书籍中也明确记载了他们的工人有铁一般的纪律。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工头和老板掌握着绝对的权力，任何可能的罢工行为和冒犯到雇主行为都将导致工人和其全家老小被扫地出门。

    

    比如克虏伯工厂的食堂要求每天7:15开始早餐，凡是在7:15分未到的就必须饿肚子，并且缴纳双倍罚款。

    

    7：30准时上工，但凡迟到一秒钟也会有被解雇的风险，轻则被工头殴打、辱骂，重则罚款、起诉、全家被强制驱逐。

    

    至于克虏伯的医院，更像是一个杀熟的大数据中心，他们会优先开除那些“劳动能力可能会下降的工人”，然后对一些处于重要岗位的工人隐瞒其身体状况。

    

    这些可是早些年商学院中的经典案例，各种讲师疯狂吹嘘的资本小智慧。

    

    不过阿尔弗雷德·克虏伯能这样做是因为此时钢铁行业利润丰厚，而且前文就说过钢铁行业中工人工资在成本的比重很低，所以他才能这么干。

    

    阿尔弗雷德·克虏伯对于自己的做法是十分自信的，但他也不能接受弗兰茨所谓的七险三金，因为这样一来他便不能再肆无忌惮地行使手中的权力了。

    

    克虏伯将不再是那个钢铁王国的国王，只是一个管理者，一个商人而已。他虽然还能赚到钱，但却没有了那种超然地位。

    

    弗兰茨其实非常讨厌这种自定义道德的家伙，或者说没有一个统治者会喜欢这种想要搞国中之国的人。

    

    阿尔弗雷德·克虏伯对权力有着病态的执着，在他75岁的时候，他生命的最后一年里，阿尔弗雷德·克虏伯依然牢牢地把控着工厂的一切，甚至还在亲自设计大炮。

    

    在他的工厂中给每个人都定了明确的身份等级，从管理层到学徒，每个人的身份等级都十分清晰，任何越界的行为都被视为无法容忍。

    

    他还制定了极为严苛的法律来确保这套制度能一直运行下去，不过后世更喜欢将其称为纪律。

    

    1871年版的克虏伯工厂管理条例甚至规定了吃饭和上厕所的时间，着装、发型、工作用语。

    

    不要说和工作无关的话，在当时是一个确定的范围。

    

    历史上有西方的经济史学家将克虏伯家族称为“工业封建主义”。

    

    克虏伯在此时并不受人待见，虽然普鲁士的资本家很多都出自容克贵族，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这种封建领主情结。

    

    “你能把工厂圈起来自己养猪，但我们可是养着几十万人呢！我们可没那么多闲钱，我们现在根本赚不到钱，钱都给那些穷鬼了！

    

    如果我们倒了，那么柏林的街头将会是遍地乞儿！”

    

    说到此处不禁引起了其他几位的共鸣。

    

    “没错！我看不是遍地乞儿，应该是遍地尸体才对！那些小牲畜饿得快的很！

    

    一不小心就会死上几个。”

    

    在这个时代童工猝死的现象非常常见，另外1839年普鲁士颁布的禁止童工法令是禁止使用九岁以下，9-16每日工作不能超过十小时。

    

    但却没有规定一个工人只许打一份工，而且这部法律的执行力非常有限。执行力有限的法律在十九世纪可没什么约束力，正因如此才会有那句名言。

    

    “如果有 10%的利润，资本就保证到处被使用；如果有 20%的利润，资本就活跃起来；如果有 50%的利润，资本就铤而走险；为了 100%的利润，资本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

    

    几位巨头发泄了一通儿胸中的怨气，但也只能换来一句无奈的叹息。

    

    如果是普鲁士政府挑起来的，他们这些人还能说上一些话。

    

    其实他们在德意志邦联任何国家中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但奥地利帝国却是个例外。

    

    别说皇帝、首相，就是各部大臣他们也没有觐见的资格，甚至在奥地利帝国他们想找个掮客都费劲。

    

    整个奥地利帝国除了弗兰茨本人以外根本就没有所谓手眼通天的大人物，即便是有些能力非凡的掮客多半也是弗兰茨的眼线。

    

    奥地利帝国钓鱼执法一直都是常规操作，这群人都很清楚真被奥地利帝国抓到是什么下场。

    

    很多人的心中早已打退堂鼓，因为眼前这惶惶大势根本不是他们这些小卒子能参与的。

    

    他们这些人在平民眼中也许高不可攀，但在列强级别的争斗中却只能算是蝼蚁。

    

    但又是谁把他们聚集在这里呢？

    

    “现在两边都想要我们的命，我们该怎么办？”

    

    终于有人说出了大家心中所想，但气氛却依旧沉默，因为有些东西说出来只会让人感到更加无力。

    

    阿尔弗雷德·克虏伯反倒是有些看不起这些人了。

    

    “朋友们，不要自欺欺人了。我们不过是传声筒而已。我们伟大的普鲁士政府让我们说什么，我就说什么。

    

    否则在奥地利人把你们送去非洲或者巴塔哥尼亚之前，我们的国王陛下会先把你们收拾掉。”

    

    阿尔弗雷德·克虏伯由于是市民阶级出身，所以一直被其他人视为暴发户。不过不待见归不待见，他的话还是很有道理的。

    

    然而气氛很快再次陷入了尴尬，因为他们没什么能说的，只能是去动员手下那些专业人士。

    

    聚会不欢而散。

    

    “他们真的能派上用场吗？”

    

    阿尔布雷希特·冯·罗恩开口说道，他对于这群资本家没有半点好感。传回来的情报更是让他大失所望，一群人谈了半天不知所云也没个结果或者章程。

    

    “放心吧。这关系到他们每个人的切身利益，他们会全力以赴的。”

    

    俾斯麦的说法让罗恩有些糊涂。

    

    “他们不来就不知道吗？”

    

    面对罗恩的疑惑，俾斯麦表现得十分耐心。

    

    “这只是在表明我们的态度。如果不在这群家伙身后推他们一把，他们说不定真没有反抗的勇气。”

    

    俾斯麦没说的是大家的圈层不同，真正要把人动员起来还要靠他们自己。

    

    不过让这群唯利是图的家伙去自发对抗一个强大帝国根本不现实，必须要有适当的鞭策和组织才行。

    

    此时舆论战的主要阵地是各种报纸和杂志，其实通常来说辩论之前会先给对方扣上一顶大帽子以方便打击。

    

    同时特殊的标签也能让其大多数支持者或者不明真相之人做出防御性切割，毕竟趋利避害是人类的本能。

    

    比如劳动法这种事情就可以和1848年逃到科隆那些人扯上关系，大多数人一定会避之不及。

    

    如果对方陷入自证陷阱，那么事情就更好办了。只不过这次的发起人有点特殊。

    

    整个德意志邦联还没几个人敢给弗兰茨扣帽子，就算指责他是革命者也没人回信，毕竟皇帝这个职业与革命就不沾边，就算弗兰茨真有想法，那也叫改革。

    

    扣帽子的方法行不通，他们立刻转到他们的舒适区——“自由”。因为这个词语太过美好，以至于它在道德层面很多时候都无可指摘。

    

    这群人又把英国人的自由契约论搬了出来，他们觉得工人和工厂都是自由的，双方是自愿协商达成的自由契约。

    

    弗兰茨直接反驳道。

    

    “所谓的自由状态不过是一个抽象而虚构的概念，至少我们每个人都在受到万有引力的影响。

    

    再说所谓的自由契约，如果一个人没得选，那么不能叫做同意，应该叫做无奈才对。”

    

    话糙理不糙，很快拉萨尔的“铁的工资律”也被抬了出来，这次更简单，弗兰茨直接让拉萨尔自己来解释清楚。

    

    眼见发明人都叛变了，那他的理论自然也就失效了。

    

    在拉萨尔眼中奥地利其实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国家，照理说这样的国家早就应该崩溃才对，但它的神奇之处就在这个国家不但没有崩溃还越来越强。

    

    所谓铁的工资律不过是无人过问，无人在乎的结果，当弗兰茨这个奥地利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亲自过问的时候所谓铁律根本就不存在。

    

    至于所谓的自由竞争更不是绝对的，如果任由自由竞争的结果是好的，国家自然不需要干预，但如果任由自由竞争的结果是坏的，那么国家不干预就是恶政。

    

    在拉萨尔看来弗兰茨这种评价体系实在过于严苛，毕竟世上哪有人会不犯错？

    

    不过他还真没见过奥地利帝国政府做出过哪些“恶政”，整个帝国效率高得可怕，因为皇帝本人从不迷茫，剩下的官员们照做就是了。

    

    在方向没错的情况下，做不好那就纯粹是个人能力问题。所以弗兰茨对办事不力的官员从不姑息，所以奥地利官场中纯粹的废物并不多见。

    

    要么是能力出众，要么是靠得住。所谓靠得住一方面是对上的忠诚度，自身的品格、背景过硬，另一方面就是能给手下人背黑锅，眼光好，敢放权。

    

    所以哪怕是拉萨尔这种人在奥地利帝国待的也能比较舒心，就是动不动就被调去殖民地顶包让他十分不爽。

    

    其实除了以上这些老掉牙的东西，那些反对派还玩出了点新花样。有一群人将其和德意志民族主义相结合，准备给弗兰茨证明德意志工厂制度的优越性。

    

    他们的理论核心就是德意志民族不需要《劳工保护法》，德意志地区不存在英国的那些社会问题。